病原性细菌的Ⅲ型分泌系统,毒力岛和基因组学

近几年来在细菌学领域出现了几个新的概念：Ⅲ型分泌系统（ｔｙｐｅⅢｓｅｃｒｅ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毒力岛（又称致病性岛）和基因组学（ｇｅｎｏｍｉｃｓ）。这些概念这些出现反映了医学细菌学研究的最新趋势,对今后的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分别对此三者的含义,特点以及当前的研究情况作了一介绍。     

栽培稻F_1花粉不育基因座S-α的分子定位

以栽培稻品种台中65及其等基因已不育系TISL4为材料,用RFLP和RAPD等技术,对F_1花粉不育基因座S－a定位。通过用RFLP和RAPD方法对亲本间进行多态性分析,发现亲本间的多态性很低,说明经多代回交后,在等基因系基因组中供体亲本的DNA片段所占的比例很小。通过连锁分析,将S－a定位在第1染色体上。S－a与分子标记CDO548、O11—1000、RG146和Y13－500之间的遗传距离分别为6.4cM、6.8cM、7.2cM和11.3cM。S－a基因座上S－a~i／S-a~j等位基因互作使携带S-a~j基因的花粉败育是寻致该F_2群体产生偏态分离的主要原因。     

中国5种珍稀绢蝶非损伤性取样的mtDNA序列及系统进化

应用非损伤性取样DNA测序技术测定了4种来自云南白马雪山和1种来自新疆天山的5种珍稀绢蝶的线粒体DNA细胞色素b基因部分DNA序列。在获得的433bp的序列中,A＋T约占754％,其中40个核苷酸位点存在变异（约924％）。DNA一级序列数据显示,该5种绢蝶间DNA序列变异丰富。PAUP3.1.1（简约法）数据分析软件构建该5个种绢蝶的分子系统树显示,爱珂绢蝶（Parnassiusacco）和巴裔绢蝶（Parnassiusbaileyi）的亲缘关系比较接近,阿波罗绢蝶（Parnassiusapollo）、珍珠绢蝶（Parnassiusorlears）和西猴绢蝶（Parnassiussimo）3种绢蝶均为相对独立的一支,其中西猴绢蝶分化较早,与形态学研究结果相吻合。     

鲑鱼胰岛素样生长因子I cDNA在镜鲤中的表达

通过显微注射技术,将冠以鲤鱼β－肌动蛋白基因（ＣＡ）启动调控顺序的鲑鱼胰岛素样生长因子Ｉ（ｓＩＧＦ－Ｉ）的ｃＤＮＡ,即ＣＡｓＩＧＦｃ注入镜鲤受精卵内,经聚合酶链式反应（ＰＣＲ）技术检测,受本胚胎发育各期均携有外源基因拷贝。     

栽培稻F1花粉不育基因座S—a的分子定位

以栽培稻品种台中６５及其等基因Ｆ１不育系ＴＩＳＬ４为材料,用ＲＦＬＰ和ＲＡＰＤ等技术,对Ｆ１花粉不育基因座Ｓ－ａ定位。通过用ＲＦＬＰ和ＲＡＰＤ方法对亲本间进行多态性分析,发现亲本间的多态性很低,说明经多代回交后,在等基因系基因组中供体亲本的ＤＮＡ片段所占的比例很小。通过连锁分析,将Ｓ－ａ定位在第１染色体。Ｓ－ａ与分子标记ＣＤＯ５４８、Ｏ１１－１０００、ＲＧ１４６和Ｙ１３－５００之间的遗传距离分别为     

新型植物生长调节物质——激素性多肽的研究进展

多肽是生物体内一种非常重要的物质,它以信号的形式调控着生物的生活周期。在动物、细菌、真菌上作为激素、信息素和生长因子已进行了广泛的研究。然而,在植物上1991年才首次报道名叫系统素的伤害信号物质的内生多肽。最近,已从植物中分离出多种肽性植物生长调节因子。本文简要介绍系统素、早期结瘤素、植物硫素、豆胰岛索等四种激素性多肽的发现与分离,以及其结构与生理作用。     

单克隆抗体的诊断与治疗应用的近况

70年代建立淋巴细胞杂交瘤技术以来,已制备了大量的单克隆抗体(以下简称单抗)。这些单抗已通过放射免疫测定法,酶联免疫吸附试验、免疫细胞病理学和流式细胞计数,进行基础医学研究和体外诊断疾病;还通过偶联物或直接使用单抗进行了体内诊断与治疗疾病的研究。     

小麦品种的耐肥性与光合作用

本试验以耐肥性不同的三个冬小麦品种为试材,研究了品种的耐肥性与光合作用的关系。结果表明,旗叶的光合速率顺序为: 泰山一号(中度耐肥)>济南13(高度耐肥)>昌乐5号(不耐肥)。光合速率的绝对值虽因不同年度间环境条件的不伺而有所变动,但品种间的差别则保持相对稳定。增施氮肥,能使昌乐5号的光合速率明显降低,而泰山—和济南13的光合速率则因增施氮肥受到显著的促进。     

农田黑线姬鼠与臭鼩的巢区及种间关系的研究

通过为期一年的标志重捕研究,获得了农田优势种黑线姬鼠与臭聃的巢区、活动距离、领域性等资料,分析了种间领域性及空间分布的关系。并观察到随着捕获突数增多,对动物的可捕性产生影响,再结合对重捕期体重变化的分析,发现长期标志重捕对两种动物产生了正与负的效应。     

遗传病基因治疗研究的现状

遗传病基因治疗研究的现状薛京伦（复旦大学遗传研究所）在纪念Ｗａｔｓｏｎ和Ｃｒｉｃｋ于１９５３年提出的ＤＮＡ双螺旋结构模型发表４０周年之际,深切地体会到这一模型的伟大意义,这一模型的提出开始了分子生物学和分子遗传学研究的新时代。我们再回顾一下１９７３年建立ＤＮＡ重组技术时,科学家们曾预测,要将这种重组ＤＮＡ技术直接用于人体,至少是５０到１００年后的事,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当前遗传病的基因治因治疗研究进展大大缩短了这段时间, 给社会和科学家们带来极大的鼓舞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