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群（population）概念和方法在植物分类学中的应用

本文依据我们近几年来对水生维管束植物的研究成果,讨论了居群概念和方法对植物分类学的理论和实际的意义与价值,同时对我国今后展开植物学研究提出了若干建议。     

应用X光荧光法检测硫的化学位移和研究病毒感染植物中硫状态的改变

应用双晶X光荧光光谱仪研究生理性和病理性植物组织中某些元素的分布特征已有报道。本研究工作中采用日本国东芝厂出品的AFV701型双晶X光荧光光谱仪,测定并比较了植物感染病毒前、后的叶片中,不同硫状态相对比例的改变。应用此仪器首先测定各种标准硫化物硫状态的化学位移数值,在确定标准图谱及可分性之后,再测定感染蚕豆萎蔫病毒(BBWV)、黄瓜花叶病毒(CMV)、芜菁花叶病毒(TuMV)的茄、苋色藜、烟草和萝卜等四种寄主植物的显症病叶中不同硫状态的相对比例。发现应用此技术能明显地区别出病态植物与健康植物中硫状态相对比例的变化差异。     

江苏海岸沙生植被的研究

 海岸沙生植被系由沙生植物和一些耐沙植物所组成的隐域植被,具旱生性质;种类组成简单,只24种,隶属18科,21属。此外,在砂质海岸听见的一个向森林演替的群落地段,含有19种木本,21种草本植物,概为新发观的耐沙植物,根据组成植物的生活型分析,作了沙生植被的生活型谱。 海岸沙生植被可分为草本与木本两个基本类型、共6个群落。它们的演替规律作了论述。最后讨论了沙生植被的开发、利用及保护问题。     

鲜盾叶薯蓣中原始皂甙的分离与鉴定

从盾叶薯蓣(Dioscorea zingiberensis Wright)新鲜根茎的甲醇提取物分离到薯蓣皂甙元棕榈酸酯(diosgenin palmitate)、β-谷甾醇(β-sitosterol)、纤细皂甙(gracillin)、原纤细皂甙(protogracillin)和原盾叶皂甙(protozingiberemissaponin),后者为一新甾体皂甙,结构推定为3-O-{α-L-鼠李吡喃糖(1→3)-[β-D-葡萄吡喃糖(1→2)]-β-D-葡萄吡喃糖}-26-O-{β-D-葡萄吡喃糖}-薯蓣皂甙元(3-O-{α-L-rhamnopyran0syl(1→3)-[β-D-glucopyranosyl(1→2)]-β-D-glucopyranosyl}-26-O-{β-D-glucopyranosyl}-diosgenin)。     

世界遭受最严重威胁的十二种濒危植物

<正> 1984年国际自然和自然资源保护联盟物种保护委员会常委会根据许多生物学家的建议,决定评选世界范围内遭受最严重威胁的濒危动、植物各10种,以便引起世界公众了解当前物种处境的危险,注意采取有力保护措施,解除其濒临灭绝的状态。 评选的程序首先是确定评选标准,专家们根据这些标准详细分析研究了设于英国剑桥的物种保护监测中心和国际自然和自然资源保护联盟出版的红皮书、有关研究报告以及物种保     

培养抗性植物的细胞/组织培养途径

抗性育种在作物品种改良中已日益显得重要。近10多年来,随着细胞/组织培养、遗传操作等生物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由于植物具有全能性,在人工培养条件下,从单细胞原生质体可以再生成一个完整的个体成功以来,人们试图利用细胞/组织培养等生物技术将野生种的抗性基因引入到作物中来,或是人工诱发抗性变异,从而筛选出抗性愈     

鄱阳湖水生植被

本文列出了鄱阳湖98种水生维管束植物的名录,叙述了水生植被的分布。鄱阳湖水生植被面积为2262平方公里,占全湖总面积的80．8％。湖中植被呈不规则环带状分布,并可划分为湿生、挺水、浮叶和沉水4个植物带,9个主要植物群丛。并研究了鄱阳湖水生植被的演变及发展趋势和湖水位的季节性变化对植被的影响。     

鄱阳湖水生维管束植物生物量及其合理开发利用的初步建议

用4种不同的计算方法测定了鄱阳湖水生维管束植物的生物量。根据22个断面,199个采集点,398个样方的测定结果,得出鄱阳湖水生维管束植物的年生产量为431.76万吨(湿重),即相当于5.44×10~(-15)焦耳(能量)。其中,马来眼子菜、苦草和黑藻等3种合计约占总生物量的71.46%。全湖可供草食性鱼类食用的水生维管束植物约占总量的86.9%。文中还对4个植物带和9个群丛生物量的分布规律进行了讨论。提出了人工增殖草食性鱼类,调整湖中植被组成,保护和种植水生经济植物等合理开发利用鄱阳湖水生植物资源的初步建议。     

胶囊包装系统

加利福尼亚戴维斯植物遗传公司开发出一种专有的胶囊包装系统,可保护娇嫩的体细胞胚经受住处理及大田种植的折腾。胶衣囊由两类物质组成:凝胶基质,含有控制胚萌发的基本成份和辅助成份——多种的杀真菌剂、除锈剂及杀虫剂;保护性多聚覆盖物,既可防止水份丢失,又可保留与天然种子相似的可处理性。     

植物基因工程的克隆载体

一、引言 长期以来,遗传学家和植物育种学家就一直努力应用常规的遗传育种手段,培育更加符合人类需要的优良的农作物新品种。特别是本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的所谓“绿色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