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鹀种群中的文化、遗传和形态进化的同时比较

我们比较了芦 (Emberizaschoeniclus)两个亚种组 ,即北部的薄喙亚种组和南部的厚喙亚种组的 10个种群中的文化、遗传和形态变异。使用了四个不同的变异标记物 ,其中两个用来测量文化分化 ,一个用来测量遗传分化 ,即微卫星等位基因的频次 ,一个用来测量种群的形态分化 ,即喙的高度。将遗传分化作为进化时间的尺度 ,我们计算了亚种组间和组内分化指标与所估计的进化率之间的相关性 ,发现只有文化定量指标和遗传分化与种群的形态分化相关 ,而两个文化分化指标之间没有关系 ,文化分化与遗传分化之间也没有关系。使用文化 -定量分化指标 ,发现亚种组间的文化进化率高于亚种内的文化进化率 ,提示鸣唱在防止杂交方面只有微弱的、也许是次要的作用。鸣唱定量特征的变异与微卫星频次相同 ,实际上在自然界中更可能是遗传决定的 ,这可以解释由于分析两个文化变异指标所得出的结果的不一致性。鸣唱的声学特性可能由于栖息地的差异或形态上的限制而发生了演变 ,而文化传播单位 (Meme)的特性可能由于学习鸣唱和文化传播而受到了影响     

动物与植物种子更新的关系Ⅱ．动物对种子的捕食、扩散、贮藏及与幼苗建成的关系

植物的繁殖体总是面临来自各类生物（如昆虫、脊椎动物、真菌）的捕食风险。因动物捕食引起的种子死亡率影响植物的适合度、种群动态、群落结构和物种多样性的保持。种子被捕食的时间和强度成为植物生活史中发芽速度、地下种子库等特征的主要选择压力,而种子大小、生境类型等因素也影响动物对植物种子的捕食。捕食者饱和现象被认为是植物和种子捕食者之间的高度协同进化作用的结果,是限制动物破坏种子、提高被扩散种子存活率的一种选择压力。大部分群落中的大多数植物种子被动物扩散。种子扩散影响种子密度、种子被捕食率、病原体攻击率、种子与母树的距离、种子到达的生境类型以及建成的植株将与何种植物竞争,从而影响种子和幼苗的存活,最终影响母树及后代植物的适合度。种子被动物扩散后的分布一般遵循负指数分布曲线,大多数种子并没有扩散到离母树很远的地方。捕食风险、生境类型、植被盖度均影响动物对种子的扩散。植物结实的季节和果实损耗的过程也体现了其对扩散机会的适应。许多动物有贮藏植物种子的行为。动物贮藏植物繁殖体的行为,一方面调节食物的时空分布,提高了贮食动物在食物缺乏期的生存概率;另一方面也为种子萌发提供了适宜条件,促进了植物的扩散。于是,植物与贮食动物形成了一种协同进化关系,这种关系可能是自然界互惠关系（mutualism)的一种。影响幼苗存活和建成的因子包括种子贮蒇点的微生境、湿度、坡向、坡度、林冠盖度等。许多果食性动物吃掉果肉后,再将完好的种子反刍或排泄出来。种子经动物消化道处理后,发芽率常有所提高。     

马先蒿属花冠形态的多样性与传粉式样的关系

马先蒿属(Pediculais)是有花植物中花冠形态多样化最为集中的属。该属主要的传粉者是熊蜂属(Bormbus)昆虫;在北美,熊蜂和蜂鸟是马先蒿植物一些种类有效的传粉者;也发现壁蜂(Osmia)为其传粉。不同的传粉机制要求某一特定的取食式样储藏和释放花粉。本文讨论了花冠类型的进化趋势与传粉式样和花粉形态的关系。传粉者的选择压力是决定花冠多样化的重要因素之一;花冠类型与传粉者和传粉行为紧密相关。马先蒿植物和传粉者的相互依赖与其花冠类型、功能和物候互相适应,但花冠类型与花粉形态两者之间似乎没有明显的一一对应关系。通过北美、日本和喜马拉雅不同地理分布马先蒿种类的比较研究表明,具有相同花冠类型的种类有着相同的传粉方式,花冠形态与传粉式样存在紧密的协同进化关系。     

薜荔和爱玉及其传粉昆虫繁殖特性

薜荔(Ficus pumila L．var．pumila)隶属桑科榕属,爱玉(F．pumila L．var．awkeotsanmg Corner)为其变种,它们的花是单性的,雌雄异株。雌花序中着生雌花,雄花序中有瘿花和雄花,每个花序中花的数量极多,达4000～6000朵。薜荔榕小蜂是唯一能进入薜荔和爱玉的隐头花序中产卵或传粉的共生昆虫,自然状态下雌花的结实率分别为82％、83．52％;瘿花的成虫瘿率分别为58．71％、51．32％,因此可形成大量的果实和虫瘿。物候观察表明薜荔和爱玉花期不遇,它们花序中的榕小蜂种群已经生殖隔离。人为的放蜂实验表明,生活于爱玉花序中的榕小蜂,已无法在薜荔花序中繁殖,生殖隔离进一步得到证实;实验同时表明爱玉的花粉亦不能使薜荔雌花结实,宿主两变种间生理上已不亲和。本文从共生双方协同进化的角度出发,探讨了榕树2变种间与传粉昆虫繁殖特性的差异,以及变种产生的主要原因。     

垂直绿化生态效益研究综述

全球气候变化和城市化背景下城市生态环境问题越发凸显，面对日趋紧张的土地资源现状，垂直绿化建设成为重要的城市绿地补充手段，对改善城市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垂直绿化具有多种生态效益，且其效益发挥受到多因素共同影响。如何统筹协调生态效益和影响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以使其综合生态效益最大化，是当前垂直绿化建设亟待解决的科学问题之一。基于文献综述法归纳了不同生态效益的机制及其关键影响因素，并对多效益和多影响因素进行了综合分析。结果表明，垂直绿化具有缓解城市热岛、建筑节能减排、固碳、净化空气、降噪、截留雨水和支持生物多样性等七种主要生态效益，并受到植被特征、设施结构特征、气象条件、空间格局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基于对效益和影响因素的综合分析，进一步提出了两点规划思路：首先，关注环境需求和效益供给的耦合关系能够更加科学合理地指导区域垂直绿化建设布局。其次，关注生态效益间的关系，以区域关键生态环境问题为导向进行效益权衡并结合考虑其影响因素的重要性程度能为规划设计提供有效建议。     

基于多尺度协同的长沙市生态网络构建与层级优化

城市化背景下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矛盾呈现出多尺度、层级化特征，而传统生态网络的构建方式较少考虑不同尺度下生态要素的关系，无法从区域落实到中心城区，难以形成系统性的解决方案。研究在综合梳理各尺度生态网络构建方法的基础上，以长沙市为例，基于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Morphological Spatial Pattern Analysis，MSPA）、景观连通性原理和生态斑块重要性评价识别生态源地，并通过多层级生态阻力面的确定，综合运用最小费用路径（Least-cost path method，LCP）、电路理论、层级传导理论、尺度嵌套等方法对市域、都市区、中心城区的生态网络进行了协同构建和层级优化，最后基于不同尺度生态网络的特点应用并落实到多层级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研究结果表明：（1）长沙市域生态网络和都市区生态网络具有较好的层级嵌套特征；共识别两尺度生态叠合源地14个、生态叠合廊道15条，主要通过中心城区内的湘江、浏阳河和捞刀河部分河段与外围生态绿圈相衔接，形成"外环内楔"的空间格局。（2）确定市域重要廊道、市域潜在廊道、生态叠合廊道、都市区重要廊道、都市区潜在廊道的核心保护面积共501.14 km²，并提取位于生态廊道核心保护区范围内的生态夹点和生态障碍点，以进一步落实生态保护修复策略。（3）得到具有重要生态连通功能的中心城区生态绿道长度441.2 km，生态修复单元56个，并结合生态阻力值划分为5级进行针对性修复。（4）基于不同尺度生态网络的衔接、嵌套，最终构建"市域总体生态安全格局-都市区城市生态空间发展格局-以城市绿道为基础的中心城区生态修复单元"，并与不同层级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相对应。研究结果将为以大城市为中心的跨尺度生态系统修复和生态安全格局构建提供科学参考。     

京津冀城市群区域产业协同的政策格局及评价

产业协同发展是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三个重点领域之一,科学合理的产业协同政策是加快实现这一发展目标的重要保障。通过对京津冀城市群区域产业协同政策事件的系统梳理,从区域、省际和城际3个尺度解读了产业协同政策的格局及其演进过程,并从新区域主义的管治视角进行了评价。研究认为:(1)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机遇期,协同政策极大地推动了区域内跨地产业合作和城市间产业联系,有助于提高城市群整体竞争力;(2)不同空间尺度的产业协同政策关注的重点、发展的方向、演化的特征不同,当前城市间的产业协同政策与区域协同发展目标的关系不明确,产业协同对生态环境的改善尚不显著,亟需加强研究和统筹协调;(3)受城市行政区等级关系和竞争关系的影响,京津冀产业协同政策与市场调节无法实现高度契合统一,与新区域主义的管治理念并不相符,影响科学合理协同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研究对当前京津冀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推进及其政策制定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鲽科10种鱼类核糖体ITS2序列比较分析

为了解鲽科鱼类ITS2序列的多态性特征,本研究获得了鲽科10种鱼类310条ITS2序列,长度在419 ~ 486 bp之间。种内序列长度差异最小的为粒鲽（Clidoderma asperrima）（419 ~ 420 bp）和太平洋拟庸鲽（Hippoglossoides elassodon）（419 ~ 420 bp）,其次为北岩鲽（Lepidopsetta polyxystra）（447 ~ 452 bp）和刺黄盖鲽（Limanda aspera）（457 ~ 463 bp）,松木高眼鲽（Cleisthenes pinetorum）（452 ~ 462 bp）和圆斑星鲽（Verasper variegatus）（465 ~ 479 bp）的种内序列差异分别为10 bp和14 bp;其余4种鱼类根据长度差异（14 ~ 32 bp）分型为长（A型）、短（B型）序列类型,同时检测存在重组类型（R型）,其中长度差异最大的是钝吻黄盖鲽（Pseudopleuronectes yokohamae）（454 ~ 486 bp）,其次为尖吻黄盖鲽（P. herzensteini）（433 ~ 458 bp）、虫鲽（Eopsetta grigorjewi）（420 ~ 439 bp）、星突江鲽（Platichthys stellatus）（466 ~ 480 bp）。通过双参数模型（K2P）计算遗传距离可见,种内遗传距离多集中于0.002 ~ 0.027之间,仅星突江鲽和尖吻黄盖鲽因类型差异导致较高数值（0.043和0.053）;不同物种间遗传距离在0.046 ~ 0.180之间。10种鱼类ITS2的GC含量为63.95% ~ 70.16%;9种鱼类的二级结构均为具有5个分支（HelixⅠ ~ Ⅴ）的闭合环状结构,仅圆斑星鲽中由于存在Helix Ⅳ变异形成Helix Ⅳ-a和Helix Ⅳ-b而具有6个分支。基于ITS2构建的鲽科10种鱼类的系统进化树显示,不同种鱼类的克隆序列均单独聚支。序列的多态性特征分析表明,在具有不同序列类型的虫鲽、星突江鲽、尖吻黄盖鲽和钝吻黄盖鲽4种鲽科鱼类中,ITS2以非协同进化的方式存在,而其他6种鱼类为协同进化;虽然存在种间K2P遗传距离小于种内的个例,但ITS2在属间不同物种的区分上具有适用性。本研究结果丰富了鲽形目鱼类的ITS2数据,也将为鱼类的核糖体RNA序列多态性的研究提供科学依据。     

聚果榕传粉榕小蜂传粉与产卵之间的权衡

【目的】榕树(Ficus)依赖专性榕小蜂(Agaonidae)传粉,同时为传粉榕小蜂提供繁衍后代的场所,两者形成动植物间经典的协同进化关系。在雌花期果内,榕小蜂需在有限的存活时间内完成传粉和产卵,而传粉榕小蜂如何在传粉与产卵之间进行权衡仍然是悬而未解的问题。本研究旨在明确传粉榕小蜂——一种栉颚榕小蜂Ceratosolen sp.在雌雄同株的聚果榕Ficus racemosa雌花期果内的行为活动及繁殖模式。【方法】借助测微尺测量聚果榕榕果雌花花柱长度与传粉榕小蜂(Ceratosolen sp.)产卵器长度,通过显微视频记录传粉榕小蜂在雌花期果内搜索、传粉及产卵行为;结合单果控制性引蜂试验,测定不同阶段榕小蜂个体大小、孕卵量、携粉量,以及雄花期最终繁殖的榕小蜂后代和榕果种子数量。【结果】聚果榕雌花花柱长度存在树间变异,榕小蜂产卵器长度比绝大多数的雌花花柱长,说明该小蜂可以产卵于大部分的雌花子房里。通常个体大的榕小蜂孕卵量更多,但个体大小与携粉量之间相关性不显著。观察发现,榕小蜂进入雌花期榕果内,前6 h集中产卵,可产下孕卵量的95%,平均搜索用时27 s,产卵用时46 s,此期间传粉行为少见,花粉筐中携带花粉量亦无明显变化;榕小蜂进果后6-24 h,主要执行传粉,其行为主动,连贯高效,单次传粉用时平均为2 s,最终可传完携粉量的80%。控制引蜂试验也证实榕小蜂进入榕果内前6 h主要执行产卵繁殖后代,之后6-24 h主要执行传粉以繁殖榕树种子。【结论】在雌雄同株的聚果榕雌花期榕果内,榕小蜂先产卵、后传粉。本研究首次展示了传粉榕小蜂在聚果榕雌花期榕果内的产卵和传粉行为,并获得与行为相匹配的产卵量和传粉繁殖量,反映了具主动传粉行为的榕小蜂在传粉和产卵之间存在时间和数量上的权衡。     

气孔特征与叶片功能性状之间关联性沿海拔梯度的变化规律——以长白山为例

气孔是陆生植物与外界环境进行水分和气体交换的主要通道,控制着植物的光合作用和蒸腾过程。植物往往通过多种性状的组合来适应变化的环境,叶片功能性状之间的紧密关系已经在不同尺度得到证实。然而,植物气孔特征与叶片其它功能性状是否存在关联性以及这种关联性是否会受到环境变化梯度的影响仍鲜少报道。沿长白山北坡6个海拔梯度,测定了150种植物的气孔特征和叶片功能性状。结果发现,气孔密度(SD)与比叶面积(SLA)负相关,与单位面积的叶氮含量(N_(area))正相关;除了SLA和N_(area)外,气孔长度(SL)与SLA、叶片厚度(LT)和单位质量的叶氮含量(N_(mass))均存在显著的相关性(P0.05)。然而,气孔特征与叶片功能性状的相关性只在部分海拔梯度存在。此外,发现SD与SL之间存在稳定一致的负相关关系。这些结果表明,植物气孔特征与叶片形态和化学特征对环境变化的适应存在一定的协同变异性,但这种关系不具有普适性,主要与气孔特征和叶片功能性状的选择压力存在差异以及物种分布范围相关。未来仍需要在更多物种和不同区域内来验证气孔特征与植物功能性状之间的关联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