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网络分析的沈阳城市公园可达性和服务

城市公园是城市生态系统中主要的自然景观元素,发挥着重要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公园的休闲游憩功能倍受关注.以沈阳为例,基于GIS的网络分析法,结合道路和人口分布分析了沈阳及其各行政区城市公园的可达性和服务状况.结果显示:(1)网络分析法较缓冲区法更能准确地评价城市公园的可达性,两个服务评价指标(服务面积比和服务人口比)较传统的统计指标更能准确地反映城市公园的服务情况;(2)通过网络分析,研究区仅有19.47%的面积和43.41%的市民能够在15min内步行到达公园,沈阳城市公园数量不足且空间分布不均匀;(3)市区城市公园分布和服务情况好于郊区.沈河区、和平区和皇姑区城市公园可达性最好,东陵区、铁西区和大东区次之,于洪区和浑南新区可达性最差.基于GIS的网络分析法能够准确评价城市公园可达性,并可用于城市其它服务设施(学校、超市、医疗机构等)的可达性研究.研究获得了沈阳城市公园空间分布和服务状况的准确资料,为沈阳城市公园的空间布局优化提供参考.     

上海城市绿地宜人性对房价的影响

城市绿地是城市绿色基础设施,具有重要的自然生态和社会文化功能.以快速城市化的大都市上海为例,通过收集的689个房屋样点数据,基于GIS空间分析功能,采用享乐价格模型,选择房屋结构、可达性、面积和景观指数四大类共23个因子,定量分析了上海主要城市绿地类型对房屋价格的影响,从而定量表征了城市绿地的宜人性,并对影响房屋价格的其他主要因子进行了分析比较.研究结果表明:(1)城市绿地具有显著的宜人性,其空间分布、面积、类型对房价具有显著影响,但绿地影响作用的大小不同,如公园绿地可达性的影响最大,而广场绿地可达性的影响则较小;(2)居民已具有明显的接近城市绿地居住的愿望,从而开始形成围绕大型城市绿地的社会分异;(3)景观指数对房价的影响(聚集度指数对房价有显著影响)表明城市绿地的组成结构也是影响房价的重要因子;(4)房屋的结构特征(如面积、建设年代与装修程度等)是房价的内在的基础影响因子,而房价的外在重要影响因子除城市绿地外,还包括到市中心的时间、到最近地铁站的时间、到最近公共服务设施(如医院和学校)的时间等.城市绿地宜人性分析可为城市规划者和决策者在进行城市绿地空间规划、城市发展战略规划时提供科学的依据和参考,以促进城市有序发展和社会和谐.     

城市绿地可达性与公平性评价

城市绿地是城市重要的绿色基础设施,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空间保障,具有重要的生态、社会文化功能.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一直以城市人均(公共、公园)绿地面积、绿地率、绿化覆盖率等面积比率指标作为核心指标来指导城市绿地建设,缺乏具体引导城市绿地空间分布的指标,较少关注城市绿地服务功能的公平性问题.借助于GIS技术,构建了城市绿地社会功能评价的简明框架,尝试将表征城市绿地空间分布的可达性和公平性指标引入城市绿地的功能评价中,以体现城市建设"以人为本"、"社会公平"的理念,并以上海和青岛为实证,对新构建的系列指标进行了分析与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可达性和公平性系列指标导入城市绿地的功能评价中是可行的,能够有效的表征和测度城市绿地空间布局的合理性程度;(2)可达性和公平性指标使用时需要界定研究区范围、研究尺度,特别是数据精度,以利于研究区的纵向比较和城市间的横向比较.研究结果将丰富我国城市绿地评价的核心指标体系,亦可为城市规划者和建设者合理规划与布局城市绿地提供重要的依据和参考.     

基于卷积运算的城市公园绿地聚集度评价

为使公园绿地聚集度计算能够充分反映其辐射效应,提出基于卷积运算的局部网格单元和整个城市公园绿地聚集度评价方法。基于高分辨率遥感影像获取山东省37个主要园林城市公园绿地分布图,利用GIS技术,采用500 m网格将城区网格化;建立3×3绿地聚集度卷积模板,基于卷积运算计算城市网格单元公园绿地聚集度;选择评价因子,依据37个城区公园绿地网格单元聚集度分布现状确定其分级值,建立整个城市公园绿地聚集度评价模型,并对东营市和泰安市进行实例评价。研究结果显示:基于卷积运算的网格单元公园绿地聚集度计算方法能够有效量化相邻网格单元绿地的辐射效应,计算由网格内部及相邻区域绿地共同作用产生的绿地聚集度,其取值范围为0—4;整个城市公园绿地聚集度分为1级(极弱)、2级(弱)、3级(中等)、4级(强)、5级(极强)共5个等级,评价结果与研究区37个城市绿地现状相对应。实例评价结果显示,东营市网格单元公园绿地聚集度主要分布在0—0.2之间,整个城市公园绿地聚集度为2级;泰安市网格单元公园绿地聚集度以0为主,整个城市公园绿地聚集度为5级。     

城市公园景观的热环境效应

城市热环境受到地表的物理性质和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共同影响,是城市生态环境状况的综合体现.而城市公园景观的热环境效应显著区别于其它景观类型.城市公园景观的热环境效应研究对城市规划以及城市生态环境评价都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上海市为例,首先提取了城市公园景观斑块的空间分布数据,再利用Landsat7的ETM 为基本数据源,定量反演了城市热环境温度,然后利用GIS中的空间分析功能,重点探讨了城市公园景观的热环境效应.公园景观斑块的面积、周长与其对应的温度具有负相关关系,而形状复杂性指数则与环境温度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形状复杂性指数则与环境温度的相关程度远高于面积、周长与热环境温度的相关程度.公园斑块的面积以及周长与公园对周围热环境的影响在统计上相关性较差;而形状复杂性指数则与其影响力则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形状越复杂,公园对周围热环境影响力越强.因此,在城市公园建设中,除了公园类型、空间选址外,边界形状也应作为考虑因素之一.     

基于GIS的城市绿地景观引力场研究——以宁波市为例

城市绿地是城市用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城市生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城市绿地景观的评价是城市生态系统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在 GIS技术支持下 ,对城市绿地景观进行了研究。在研究过程中 ,将物理学中“场”的相关理论引入城市绿地景观的研究 ,提出绿地景观引力场的概念及评价方法。绿地景观引力场是城市绿地系统为城市居民提供服务能力的大小或潜力 ,其主要影响因素有绿地景观本身的质量、城市人口分布状况、城市土地利用现状、城市主要交通设施等。在研究中需要建立以下相关模型 :城市阻力的空间分布模型、城市人口的空间分布模型、城市公共绿地的空间分布模型、城市绿地景观引力场的空间分布评价模型。研究结果得出以下结论 :(1)景观引力场用于城市绿地系统的评价 ,能够更好地反映城市绿地的空间分布格局 ;(2 )丰富了城市绿地系统评价的指标内容和评价方法 ;(3)该方法从景观设计上提供了一个可供决策参考的依据 ;(4 )景观引力场还可用于城市其它服务设施的合理性与有效性的评价与研究。     

基于GIS的城市绿地景观空间结构研究——以宁波市为例

城市绿地景观的空间结构分析是城市景观生态系统研究的重要内容和基本特色之一。分析了;城市绿地景观生态系统的空间结构元素及其特征。运用景观生态学的原理,在GIS支持下对宁波市城市绿地景观缀块的等级与分布、空间结构的度量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并对该市的城市绿地景观按行政单元进行了综合评价。研究结果表明,宁波市城市绿地线块个数以面积小于500m^2的小型缀块为主(95．32％),而缀块面积大于3000m^2的大中型和大型缀块虽然个数较少(仅0．75％),却是构成该市城市绿地景观的主体(面积占35．99％)。宁波市城市绿地景观多样性指数为0．717,均匀度为0．629,景观优势度为0．669,聚集度为0．870．破碎度为0．292,总分离度为1．456,绿地廊道密度为2．237,分维数为1．373。城市绿地景观总体表现为类型分布不均。各种类型相差较大,破碎度较小,多样性程度不高。综合评价结果为江东区最佳,景观结构最为合理,海曙区次之,江北区较差,全市总体上较好。研究结果为宁波市城市绿地景观生态系统的规划、设计提供了生态学依据,为“生态园林城市”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     

基于可达性分析的城市公园绿地供给研究——以广西玉林市为例

城市公园绿地在空间上的分布和供给水平对其服务功能的发挥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这一数量指标忽略了可达性问题以及实际人均公园绿地水平的空间差异。另一方面,在城市绿地资源紧缺的情况下对城市公园绿地的精准化供给提出了较高要求。尝试通过基于互联网位置大数据平台的数据分析,对不同出行方式下公园绿地的可达性进行评价,并从可达性的视角提出人均有效绿地面积的概念,用以分析玉林市中心城区现状公园绿地的空间分布和供给情况,提出优化策略和方案,为城市公园绿地的布局提供新思路。     

面向贵州省南部新城规划的生态敏感性评价

论文建立了普适的新城生态敏感性评价指标体系, 并以此确定新城建设用地选址范围, 建议新城建设用地选址, 避开生态高敏感区, 优先选择生态敏感性较低和中等区域。针对贵州南部某新城规划区面积较小、区域潜在生态问题凸显等特点, 聚焦在生境敏感性和土壤侵蚀敏感性两类指标, 选取坡度、高程、坡向、水源保护区、土地利用、水系防护等影响因子。通过GIS 空间分析, 基于5 m×5 m 栅格, 精细表达各因子的敏感性等级分布, 并采用综合加权平均的方法计算新城规划区生态敏感性分布。结果表明, 新城规划区87.85%的区域生态敏感性高或较高。通过选址优化, 最终新城建设用地选址范围内, 生态敏感性高的区域仅占0.25%, 生态敏感性较低和中等的区域达到47.57%。     

济南市城市绿地可达性分析

以济南市1989、1996和2004年SPOT遥感卫星影像数据解译的城市绿地分类图、道路图和水系图为基础数据资料,在遥感(RS)和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支持下,运用景观可达性的概念与原理,采用费用加权距离方法,对济南市整体绿地系统和公园与广场绿地可达性的时空动态变化及其原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济南市城市绿地的可达性不断提高与改善;2)济南市城市绿地可达性的空间格局变化明显,但仍不均衡、不太合理;3)城市绿地面积和斑块数量的不断增加、绿地分布格局的日益均衡和道路网的日臻完善是可达性不断提高的主要原因;4)城市绿地可达性分析是衡量城市绿地服务功能社会公平性的有力手段,充分体现城市建设“以人为本”的理念,是目前生态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的必要补充。因此,城市绿地可达性分析结果可为合理调整与设计城市绿地系统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社会公平正义的城市公园绿地空间配置供需关系——以上海徐汇区为例

从社会维度的视角分析评价生态系统所提供的各种效用,必然涉及供需双方。在提供城市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城市公园绿地的空间配置会潜在地影响社会效益享用的平等与有效性,是具有显著空间属性的社会资源。研究同时关注城市公园绿地与居住人口(使用者)的空间布局特征,提出基于社会公平正义的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关系的研究框架,从"地域平等"、"社会公平"与"社会正义"3个层次评估城市公园绿地的空间配置对于社会服务有效供给能力的影响,进而关联使用者需求空间特征分析供需匹配关系。研究构建基于社会公平正义的6个指标反映城市公园绿地社会服务供需状况,并选取上海徐汇区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徐汇区城市公园绿地存在供需空间不匹配状况,尤其是口袋公园层面存在较大缺口;(2)空间布局均好性较高,地域平等性较好;(3)人均享有绿地资源水平还有待提高,社会公平性不足;(4)进一步地在社会正义层面,评价结果显示过去进行城市公园绿地空间布局决策时并没有特别关注老年人、青少年群体,各个空间单元差距较大,且这两类使用人群密度较高的空间单元在这两个指标上往往低于平均水平,社会正义性亟待提高。研究为实现城市公园绿地空间的社会效益均衡、高效、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探索。     

北京城市公园湿地休憩功能的利用及其社会人口学因素

城市公园湿地是城市重要的生态基础设施,是城市居民休闲游憩的重要场所,具有重要的生态、社会文化服务功能。以北京地区20个典型的公园湿地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将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相结合,用统计学方法分析了休憩者对公园湿地的使用情况,并采用Logistic回归方法揭示了影响城市公园湿地利用的社会人口学因素。结果表明:(1)休憩者到访公园湿地的距离与使用频率密切相关,43.4%的休憩者到达公园湿地的行程时间<1 h,这其中34.1%的休憩者使用公园湿地的频率每年在12次以上;仅有17.4%的休憩者每年使用各公园湿地频率为12次以上,这其中85%到达各公园湿地的行程时间<1h;(2)影响休憩者对公园湿地使用频率为每年12次以上的因素依次为行程时间、个人月收入、有无私家车、文化程度、职业、年龄。另外,性别与年龄的交互作用也有一定的影响;(3)愉悦身心是休憩者使用各公园湿地的最主要原因。研究旨在为城市公园湿地的合理优化与配置、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及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包头市半干旱型森林公园土壤细菌多样性与功能

土壤微生物是城市公园生态系统中物质循环的主要驱动者, 但目前对于半干旱型城市公园森林土壤细菌群落结构和功能研究较少。本研究以包头市为例, 选取奥林匹克公园(AL)、劳动公园(LD)和阿尔丁植物园(ZW) 3个典型的森林公园, 利用Illumina高通量测序的方法对细菌16S rRNA V4-V5片段进行测序, 分析城市森林公园土壤细菌的多样性、群落构成以及背后的生态学构建机制, 并使用Tax4Fun对细菌群落代谢功能进行分析。结果表明, 土壤细菌丰富度指数为LD (2,443.00 ± 9.37) > ZW (2,392.90 ± 8.23) > AL (2,305.57 ± 17.48); 细菌群落以放线菌门、变形菌门、酸杆菌门、绿弯菌门和芽单胞菌门为优势门。细菌群落组成在三个公园间存在显著差异, 同时线性判别分析效应大小(LEfSe)结果表明, 所有公园都具有多度显著差异的细菌可操作分类单元(OTUs); 中性群落模型(NCM)、标准化随机率(NST)和基于系统发育结合的零模型推断群落组装机制(iCAMP)分析显示, 城市森林土壤细菌群落的构建是由随机性过程和确定性过程共同驱动, 其中漂变和同质化选择占主导作用。Tax4Fun功能预测结果表明涉及膜运输、碳水化合物代谢、氨基酸代谢、能量代谢和信号转导的代谢是该城市公园林下土壤微生物的主要代谢功能, 进一步分析表明微生物群落的代谢功能在不同公园之间存在很大差异。本研究初步探究了半干旱型城市公园细菌的多样性、群落构建机制及其功能, 为城市公园绿地建设以及生态改善等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和实践指导。     

Effects of human disturbance on spatial and temporal feeding patterns of Blackbird Turdus merula in urban parks in Madrid,Spain

We studied how human presence in three urban parks in Madrid (Spain) might affect Blackbird densities by changing feeding behaviour patterns. Our specific purposes were: (a) to ascertain the effect of park visitors on Blackbird feeding behaviour; (b) to analyse the influence of human disturbance on foraging success; and (c) to determine how humans affect Blackbird spatial and temporal patterns of habitat use. Pedestrians were the main source of flushing responses in all sampled parks, followed by Magpies Pica pica and dogs accompanying visitors. Blackbird responses to visitors entailed more time being vigilant and moving away from people and less time searching for food (decreasing food intake), a response that remained constant in the three parks. The number of pedestrians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Blackbird distance to pathways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distance to protective cover. The number of active birds decreased with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pedestrians during the day. Blackbird density was negatively related to the number of visitors per park. Our results confirmed that human disturbance negatively affects Blackbird feeding strategies in urban parks, ultimately modifying spatial and temporal patterns of habitat selection and abundance. Since such responses could also affect densities of other urban species by the same process, we propose some management measures to decrease the levels of disturbance as well as to enhance the recreational use of urban parks.     

城市公园中慢行系统的选线与设计研究

城市公园作为城市中自然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为人们提供散步漫游、休憩交往场所的重要作用，其内部慢行系统的研究对提升城市公园整体景观品质和游览体验有着重要的意义。以城市公园慢行系统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研和理论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从选线和设计两大方面探讨了城市公园慢行系统的构建。最后以黄山市滨江游园慢行系统为例，对其内部慢行系统的选线规划、景观规划和细节设计进行了具体的规划和设计，对理论研究结果进行验证和反馈，以期为同类型项目提供指导和借鉴。     

转型中工业城市的公园绿地社会公平性研究——以东莞市东城街道为例

作为城市重要的生态空间,公园绿地为城市提供环境基础及景观保障,其资源的合理分配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提出公园绿地社会公平性新的内涵,即无论个体所处的人居环境条件如何,其获得的城市公园绿地质量应该平等。工业城市向服务型、创新型城市的转变是中国城镇发展的典型趋势,研究其公园绿地的社会公平性为城市更新改造与公共资源分配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以东莞市东城街道为例,构建社会-经济-自然复合人居指标体系与公园质量评价体系,基于可达性模型与Pearson相关性系数对公平性进行测度。结果表明：由于区域更新强度及顺序不同,研究区的绿地布局存在不公平现象,居民享受的公园质量与小区的自然、经济要素具有一定的关联。转型中的工业城市高质量公园聚集于风景资源优越的高端居住区,其他公园质量普遍不佳。工业园区以及旧城区为公园服务盲区的主要聚集地。     

Seasonal patterns of habitat selection of the House Sparrow Passer domesticus in the urban landscape of Valencia (Spain)

The habitat selection and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House Sparrow Passer domesticus in the municipality of Valencia (76 km²) were studied during the winter and breeding season. House Sparrows positively selected urban parks and gardens, patches of derelict land and horticultural fields; they avoided the built-up habitat and the orange groves. In the urban landscape, the abundance of sparrows peaked in areas providing intermediate cover of the built-up habitat; it was positively driven by the amount of park land per unit area, and negatively by the size of urban parks.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conservation and habitat enhancement of even the smallest parks and gardens are likely key factors in addressing the decline of the House Sparrow in many cities.     

Density-dependent habitat selection of corridors in a fragmented landscape

This paper assesses the occurrence of density-dependent habitat selection in an urban fragmented landscape, composed of forest fragments (urban parks) connected by corridors (wooded streets), to test the hypothesis that as population density increased in the parks their suitability decreased and individuals entered alternative habitats, such as wooded streets. Density variation of six species was studied during two consecutive breeding seasons. Vegetation structure in wooded streets was significantly less complex than in urban parks, supporting the view that wooded streets were less suitable for breeding birds. Five species (Coal Tit Parus ater , Spotless Starling Sturnus unicolor , Serin Serinus serinus , Black-billed Magpie Pica pica and Woodpigeon Columba palumbus ) showed density- dependent habitat occupation of wooded streets, while the Common Blackbird Turdus merula did not. As park suitability decreased with rising densities, wooded streets became a profitable alternative in terms of foraging, breeding, or for moving between parks. However, the relationships varied both between and within species in different years. Such differences could have been caused by variable rates of human disturbance, renewal of resources and predation risks in wooded streets. More detailed studies are required to determine how birds perceive and regulate their population dynamics in fragments and associated corridors, particularly for species targeted for management.     

基于防灾目标的城市公园空间结构及合理性评价——邻域法在长春市的应用

防灾公园作为重要的空间要素之一,是城市应急避难场所建设的主要形式.基于防灾目标,运用邻域法对长春市公园布局合理性进行评价.结果表明:研究区防灾公园的空间分布不均衡,西北部密集、东南部稀疏,呈现出同一等级防灾公园集中分布、不同等级防灾公园分散分布的空间格局.防灾公园避难有效性较低.50%以上公园人均避难面积不足,近40%公园可达性超过最长避难时间.不同等级防灾公园的避难有效性存在显著差异,中心防灾公园最高、固定防灾公园次之、紧急防灾公园最差.针对长春市防灾公园布局不合理情况提出以下主要建议:不同等级防灾公园可采用镶嵌式的空间布局模式;公园设置标准应与人口分布趋势相对应;加强紧急防灾公园建设.     

Public Parks and Wellbeing in Urban Areas of the United State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fforts in urban areas often focus on understanding and managing factors that influence all aspects of health and wellbeing.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public parks and green space provide a variety of physical,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benefits to urban residents, but few studies have examined the influence of parks on comprehensive measure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at the city level. Using 2014 data from 44 U.S. cities, we evalu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park quantity, quality, and accessibility and aggregate self-reported scores on the Gallup-Healthways Wellbeing Index (WBI), which considers five different domains of wellbeing (e.g., physical, community, social, financial, and purpose). In addition to park-related variables, our best-fitting OLS regression models selected using an information theory approach controlled for a variety of other typical geographic and socio-demographic correlates of wellbeing. Park quantity (measured as the percentage of city area covered by public parks) was among the strongest predictors of overall wellbeing, and the strength of this relationship appeared to be driven by parks’ contributions to physical and community wellbeing. Park quality (measured as per capita spending on parks) and accessibility (measured as the overall percentage of a city’s population within ½ mile of parks) were also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wellbeing, though these relationships were not significant. Results suggest that expansive park networks are linked to multiple aspects of health and wellbeing in cities and positively impact urban quality of li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