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常绿阔叶林分类系统及特点

常绿阔叶林是广西分布最广泛、最为复杂多样的植被类型.遵循《中国植被》一书的植被分类原则,并参考宋永昌先生的《中国常绿阔叶林分类试行方案》.根据高级单位以生态外貌、中级单位以优势度类型、低级单位以特征种组的分类原则,将广西常绿阔叶林划分出5个植被亚型、11个群系组和102个群系.在5个植被亚型中,典型常绿阔叶林和季风常绿...     

江苏省地带性植被的基本特点与分布规律

江苏省地跨南暖温带、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三个生物气候带,典型地带性植被类型依次为落叶阔叶林、落叶常绿阔叶混交林和常绿阔叶林。前两个类型也分别见于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地区。三个地带性植被类型的主要类型及其分布与组成特点,分别列表概述。落叶常绿阔叶混交林是落叶林与常绿阔叶林之间的过渡类型,在北亚热带地区,林内落叶树的种类与数量往往超过常绿树,落叶层片占优势地位。江苏境内的常绿阔叶林,因地处中亚热带北缘,具有一定的过渡性特征,林内落叶阔叶树的种类往往超过常绿阔叶树,但后者的多度与盖度均占显著优势地位,常绿层片为主,所以外貌为常绿阔叶林。 江苏没有高山,东西间狭窄,故植被的垂直地带性和经度地带性分布规律均未显示。但南北间宽广,跨纬度4?以上,从北向南气候梯度变化明显,所以植被分布的纬度地带性规律明显。     

河南植被水平地带性的分布规律

河南植被纬向性分布与气温有关。北部属温带落叶林区域,典型植被,山地为落叶阔叶林和常绿针叶林,东部平原的农作物为一年两作或两年三作。南部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域的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地带,典型植被为含有常绿成分的落叶阔叶林,针叶林由马尾松、黄山松和杉木林组成。河南植被的经向性分布职决于干燥度引起的地带性变化,东部大别山的植被由黄山松林和茶园来表征,南部的桐柏山地带则没有黄山松林和茶园。     

台湾常绿阔叶林主要类型及其与大陆常绿阔叶林的关系

 文中采用“常绿阔叶林”的广义概念,系指分布在热带以外、由常绿阔叶乔木组成林冠的森林植被类型。台湾和中国大陆东南部是常绿阔叶林分布中心。根据群落外貌结构以及生境特征将台湾常绿阔叶林分为3个亚类：1）亚热带适雨常绿阔叶林,2）亚热带季节常绿阔叶林,3）山地常绿阔     

广西特有杜鹃花种群特征研究

(1 )广西特有杜鹃花在水平地带性植被典型常绿阔叶林、季风常绿阔叶林和季节性雨林都有分布 ,但主要分布在典型常绿阔叶林垂直带谱上的针阔混交林、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和山顶矮林 ;(2 )从 1 2种广西特有杜鹃花样方资料统计看 ,乔木层中最常见的科是壳斗科、山茶科和樟科等 ,这些科都是我国亚热带典型常绿阔叶林代表科 ,这就同样说明了广西特有杜鹃花的主要分布区域系在亚热带山地常绿阔叶林的垂直带谱中 ;(3 )绝大多数广西特有杜鹃花种类分布的生境条件十分恶劣 ,这间接说明了广西特有杜鹃花多是一些古老的残遗种 ;(4 )广西特有杜鹃花同其他杜鹃花一样 ,均需要土壤呈酸性、气温偏低 ,相对湿度大于 80 %的环境条件。这些特点在我们引种杜鹃花时必须加以考虑。     

闽西常绿阔叶林植物区系分析

采用群落生态学的方法对闽西常绿阔叶林植被展开调查。结果表明:闽西常绿阔叶林植物种类丰富,维管植物计有116科235属398种(包括亚种和变种) ;在科、属和种的分布区类型统计与分析中,热带分布55科、温带分布21科,热带分布142属、温带分布68属,热带分布231种、温带分布148种,其中中国特有分布类型有1科、7属51种,热带、亚热带分布区类型与温带分布区类型的比例分别为100∶38 .18、100∶47 .89和100∶64 .07 ,说明闽西常绿阔叶林植物区系具有明显的热带、亚热带地理性质;构成闽西绿阔叶林群落乔木与灌木层的数量优势表征科为樟科、壳斗科、木兰科、山茶科、茜草科、大戟科、桑科、冬青科等多为热带或亚热带科,均为华夏植物区系的典型成分,且含有许多古老、原始的类群;通过比较不同纬度分布的常绿阔叶林植物区系,闽西常绿阔叶林植物区系具有显著的中亚热带植物区系向南亚热带植物区系过渡的特点。     

云南常绿阔叶林的植被地理研究

云南具有极其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以常绿阔叶林为优势的植被类型。该研究利用6个基于样方层面的1 hm²样地资料, 以及通过对整个植被类型的植物区系的调查, 对云南常绿阔叶林植被型的3个植被亚型(季风常绿阔叶林、半湿润常绿阔叶林和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的生态外貌特征、植物区系组成及其生物地理演化进行了研究。在样方层面, 尽管这3个常绿阔叶林在树种组成上优势种均为壳斗科、樟科和山茶科植物, 但它们在种类组成、多样性、生态外貌和生物地理特征上呈现多样化。分布在南部及西南部的季风常绿阔叶林物种组成极其丰富, 具有热带森林的生态外貌, 并以热带亚洲分布种为优势种。主要分布在云南高原的半湿润常绿阔叶林和云南中部和北部山地的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具有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生态外貌特征和以中国-喜马拉雅及中国特有种占优势, 是中国西南独特的植被类型。在植被亚型层面, 这3个常绿阔叶林的植物区系(包括所有生活型的种子植物)中种数最多的科, 按地理成分均为世界分布型的科, 含种数较少的科则为其他各种分布型的科。半湿润常绿阔叶林和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的植物区系, 热带分布属分别占总属数的44.91%和44.04%, 温带分布属占46.29%和48.19%, 其中北温带分布属比例最高, 分别为18.36%和19.95%。季风常绿阔叶林植物区系则显示了不同的地理成分格局: 热带分布属占总属数的78.05%, 并以热带亚洲分布属占最高比例。通过对这3个常绿阔叶林的比较发现, 半湿润常绿阔叶林和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除生态外貌特征有一定区别外, 在植物区系组成和地理成分上很接近, 它们在种的组成上, 与季风常绿阔叶林的类似性仅为17.1%和15.4%。季风常绿阔叶林因其在植物区系和生态外貌上与后二者区别明显, 建议在云南植被分类上划分一个独立的植被型, 它是东南亚低山常绿阔叶林分布在中国西南部热带北缘山地的一个植被类型。结合云南的地质历史和古植物学资料, 认为云南的常绿阔叶林及其植物区系受晚中新世以来的地质历史事件深刻影响。半湿润常绿阔叶林是中国西南独特而特有种丰富的植被类型, 由于严重的人为干扰破坏, 现已片段化或成为萌生灌丛状, 应给予优先保护。     

基于集成生物圈模型的南岭不同植被类型碳收支研究

广东南岭保存着世界上同纬度带上最完整的亚热带植被,森林资源丰富,具有巨大的固碳潜力。然而,目前该地区不同森林植被类型的碳收支年积累量特征及月动态规律尚不明确。选择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沟谷常绿阔叶林、山地常绿阔叶林、针阔叶混交林和山顶常绿阔叶矮林4种典型森林植被为研究对象,运用集成生物圈模型(IBIS)对其2020年总初级生产力(GPP)、净初级生产力(NPP)、净生态系统生产力(NEP)和土壤异养呼吸(R_h)进行模拟,利用样地调查数据对NPP模拟结果进行验证,分析该地区不同植被类型的碳收支年积累量特征及月变化特征。研究结果表明,2020年南岭不同植被类型GPP、NPP、NEP和R_h的平均值分别为1.709、0.718、0.596和0.123 kg C m^-2 a^-1,4种植被类型中GPP最高的是沟谷常绿阔叶林,NPP、NEP最高的是山地常绿阔叶林,山顶常绿阔叶矮林的GPP、NPP和NEP均相对较低。南岭不同植被类型全年各月均表现出碳汇(NEP>0),逐月NPP和NEP均表现为双峰变化规律...     

广西花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型真菌资源及生态分布

报道了广西国家级花坪自然保护区的大型真菌201种,隶属105属45科;其中食用菌50种,药用菌38种,毒菌13种,菌根菌59种和木腐菌48种.保护区的大型真菌按植被类型分为5种群落类型:常绿阔叶林型、亚热带落叶阔叶林型、亚热带中山落叶常绿阔叶混交林型、灌丛型和竹林型;按垂直分布带分为3种林带型:低山林带型、中山林带型和山顶林带型.     

云南的硬叶常绿阔叶林——古地中海残余植被

云南从干热河谷到寒温性山地广泛分布有一类常绿、阔叶、以壳斗科栎属植物为乔木优势种的森林植被，由于其独特的生态特征显示了与现代地中海地区硬叶栎林的相似性，而在群落的外貌、结构、特征种、地理分布等方面却与云南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有明显区别，因此被称为“硬叶常绿阔叶林”,它是在喜马拉雅隆升中因适应新的环境而发育的一个特殊植被类型。该植被的优势树种具有古地中海地区渊源，但在分布上大多为我国西南地区的特有种。硬叶常绿阔叶林除优势树种为硬叶栎类以外，其他种类与同域天然植被的物种组成基本一样，并没有一个独特的植物区系。硬叶常绿阔叶林群落结构简单，典型的硬叶常绿阔叶林群落有清楚的乔木、灌木和草本3个层次，而在生活型上，寒温性山地的群落以地面芽植物占绝对优势，干热河谷的群落以草本植物占优势。在中新世以前，硬叶栎类植物出现在湿润的热带-亚热带性质的古地中海常绿阔叶林里，直到上新世以后，现代的地中海式气候形成，适应干旱的地中海植物区系出现，并随喜马拉雅隆升，硬叶常绿阔叶林才从原先的热带-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演化产生。     

走进自然认识自然

我第一次感受生态旅游,是1996年在美国威斯康星州巴布的“国际鹤类基金会”。那是一片开阔的荒地。全世界15种鹤聚集一起,除了保护其中的濒危种外,让人们认识这些鹤,及鹤的栖息地,是工作人员的良苦用心。 那天,一个中年妇女,举着录音机,磁带里放着的是模仿鹤的声音,讲着鹤的家     

New Methods for Assessing the Fascinating Nature of Nature Experiences

In recent years, numerous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studies have demonstrated that contact with nature as opposed to urban settings can improve an individual’s mood, can lead to increased levels of vitality, and can offer an opportunity to recover from stress. According to Attention Restoration Theory (ART) the restorative potential of natural environments is situated in the fact that nature can replenish depleted attentional resources. This replenishment takes place, in part, because nature is deemed to be a source of fascination, with fascination being described as having an “attentional”, an “affective” and an “effort” dimension. However, the claim that fascination with nature involves these three dimensions is to a large extent based on intuition or derived from introspection-based measurement methods, such as self-reports. In three studies, we aimed to more objectively assess whether these three dimensions indeed applied to experiences related to natural environments, before any (attentional) depletion has taken place. The instruments that were used were: (a) the affect misattribution procedure (Study 1), (b) the dot probe paradigm (Study 2) and (c) a cognitively effortful task (Study 3). These instrument were respectively aimed at verifying the affective, attentional and effort dimension of fascination. Overall, the results provide objective evidence for the claims made within the ART framework, that natural as opposed to urban settings are affectively positive (cfr., affective dimension) and that people have an attentional bias to natural (rather than urban) environments (cfr., attentional dimension). The results regarding the effort dimension are less straightforward, and suggest that this dimension only becomes important in sufficiently difficult cognitive tasks.     

大自然的雕塑

大约在3.5亿年前，天目山之方土地，没有山峦，没有草木，而是一片汪洋大海，海藻，海螺，海贝等海洋生物和水陆两栖的恐龙类古生代生物是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