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衡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水鸟群落特征及其季节性变化

2020年5月—2021年4月,对河北衡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了水鸟调查,共记录水鸟82种,隶属于7目14科。其中,鹬科、鹭科和鸭科鸟类共同组成了该区域水鸟群落的优势类群,涉禽种类多、种群规模小,游禽种类少、种群规模大。豆雁、苍鹭、灰翅浮鸥等为自然保护区内水鸟群落的优势种。不同月份水鸟群落的物种丰富度、种群数量、物种多样性指数差异较大,其最大值分别出现在3—4、1和5月。总体上,衡水湖自然保护区水鸟物种丰富度维持较高水平,迁徙期水鸟物种丰富度和Shannon多样性指数更高,越冬期水鸟种群数量更大,7月水鸟物种丰富度最低、Pielou均匀度指数最高。迁徙期的水鸟群落相似度普遍较高,春季迁徙期鸻鹬类种数占比高,秋季迁徙期和越冬期雁鸭类种数占比高、种群数量大。此外,本次调查共记录国家重点保护水鸟18种,集中出现在越冬期及早春和晚秋。     

辽宁双台河口自然保护区旅游区鸟类群落结构分析

2009年3～11月调查了双台河口自然保护区旅游区的鸟类,共记录到鸟类88种,隶属13日30科,其中水鸟44种.地理区系以占北界为主(占59%),居留类型以夏候鸟为主(占57.95%).群落数星的季节变化并不明显,总的来说为夏季略高于春秋季,种类以春季最多(65种),秋季次之(45种),夏季最少(39种).水鸟的数最组成中,以鹭类和鸥类最大,水鸟种类组成有较明显的季节性变化.春季鸟类群落的多样性和均匀度指数均最高,分别为3.2和0.76.物种类型最丰富的生境类型是芦苇沼泽生境,密度最大的为鱼塘生境.不同生境类型的多样性和均匀度指数均存在季节差异.对鸟类群落造成影响的主要凶子包括不规范的旅游活动、围河造田等.     

福建省兴化湾滨海养殖塘冬季水鸟的栖息地利用

20D7年12月至2008年3月对福建省兴化湾东北部江镜华侨农场(25°29′～25°33′N,119°23′～119°26′E)滨海养殖塘水鸟的栖息地利用进行了研究.选取了6个养殖塘作为样地,总面积360 hm2,共记录到水鸟6目8科25种.潮汐变化是影响养殖塘内越冬水鸟栖息的重要因素.高、中、低3种不同潮位下养殖塘水鸟群落特征差异较大.水鸟的种数和数量随潮水的涨高而显著增加,优势种则减少;多样性指数和均匀性指数随潮水的涨高而降低,优势度则增大.养殖塘的水深是影响水鸟栖息的另一个重要因素.4个不同水深区域水鸟群落的种类组成及密度差异显著,鸻鹬类、鸥类、鹭类等鸟类在中等水位区和浅水区栖息,鸭类主要栖息在深水区,而无水区仅有少数鹭类活动.在潮汛期间,滨海养殖塘是水鸟良好的临时栖息地,科学管理可使养殖塘人工湿地与潮间带滩涂共同满足越冬水鸟的栖息需求.     

青海玉树高原不同生境类型蝶类群落结构与多样性

2016年和2017年的5—8月,在玉树市选取森林、灌木、高寒灌丛、高寒草甸草原和裸岩5种生境进行蝴蝶种类资源和群落多样性的调查,共记录到蝶类个体数1580头,62种,隶属于7科40属。其中古北界19种,占总种数的30%,东洋界2种,占总种数的3%,两界共有种(广布种) 41种,占总种数的67%。蛱蝶科(535只)个体数量最多,占蝶类个体总数的34%。计算并分析了5种生境中蝴蝶多样性指数(H')、优势度指数(D)、物种丰富度指数(R)、均匀度指数(J)和相似性系数(I),结果表明:灌木生境具有最高的多样性指数,较高均匀度指数和物种丰富度指数以及最低的优势度指数;高寒草甸草原蝶类的多样性指数、均匀度指数、物种丰富度指数均为最低,而优势度指数最高。     

安徽桐城嬉子湖国家湿地公园水鸟多样性

水鸟群落多样性特征可以反映湿地公园内不同功能区的栖息地质量。除了研究水鸟群落的Alpha多样性, 其Beta多样性在空间维度上的物种周转和嵌套组分可以衡量不同功能区物种保护意义。为掌握嬉子湖国家湿地公园水鸟资源以及湿地公园建设成效, 于2019年1月至2019年12月在安徽桐城嬉子湖国家湿地公园内设置14个观测点进行水鸟调查。结果显示, 该湿地公园共有水鸟6目15科54种, 以冬候鸟为主(占53.70%); 鸟类区系组成包括古北界种35种(占64.81%)、东洋界种8种(占14.81%)和两界广布种11种(占20.37%); 有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鸟类2种, 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鸟类5种, 安徽省重点保护鸟类12种;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物种红色名录中的近危(NT)物种2种, 易危(VU)物种3种, 濒危(EN)物种1种。各功能区间水鸟多样性差异明显, Shannon-Wiener指数以湿地保育区最高(2.33), 恢复重建区最低(2.05); 恢复重建区与湿地保育区相似性最高(0.8889), 游客开放区与湿地保育区相似性指数最低(0.5000); 湿地保育区和恢复重建区之间的水鸟群落Beta多样性周转组分高于嵌套组分, 其余功能区之间Beta多样性的嵌套组分均高于周转组分。研究结果表明, 嬉子湖湿地公园功能区设置基本合理, 且湿地保育区内水鸟群落结构最为稳定, 但在关注湿地保育区的同时, 也应加强恢复重建区建设, 提高该功能区栖息地的生境多样性。     

海州湾蟹类群落种类组成及其多样性

本研究根据2011年3月、5月、7月、9月和12月在海州湾海域进行的渔业资源底拖网调查数据,采用Margalef种类丰富度指数(D)、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H′)和Pielou均匀度指数(J′)等分析了该海域蟹类群落种类组成及其多样性的时空变化。结果表明,本次调查共捕获蟹类34种,隶属于18科27属,其中玉蟹科种数最多,有3属4种。从适温属性来看,主要以暖水种(16种)和暖温种(15种)为主,冷温种3种。蟹类群落各多样性指数的月际间变化较大,其中物种丰富度指数(D)3月最高,12月最低;多样性指数(H′)和均匀度指数(J′)均在7月最高,12月最低。多样性指数的空间分布呈现一定的月变化:在3月、5月、7月均表现为北高南低;9月为中部低,南、北部海域较高;12月均呈南高北低的趋势。蟹类单位网次渔获尾数空间分布格局呈现明显的月变化;平均单位网次渔获尾数呈现一定的月变化,总体上表现为3月、5月、12月高于7月和9月。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在5月,多样性指数(H′)和均匀度指数(J′)与底层水温呈显著负相关,与底层盐度呈极显著正相关,多样性指数还与水深呈显著正相关;12月均匀度指数与底层水温和水深均呈极显著负相关,与底层盐度呈显著负相关;在3月、7月和9月,各多样性指数与底层水温、底层盐度及水深均无显著相关性。海州湾蟹类种类组成及多样性的时空变化主要与海州湾地处温带海域、水温等海洋环境因子的季节变化以及优势种的数量分布有关。     

围填海对盐城珍禽自然保护区越冬水鸟群落及空间分布的影响

盐城自然保护区是全球水鸟重要的越冬地之一, 随着近几十年来围填海活动强度的不断增加, 其景观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这种改变势必会影响越冬水鸟的群落结构和空间分布。因此, 以盐城自然保护区北缓冲区和核心区作为研究区, 根据 1975—2013 年研究区土地利用类型变化图将其划分为围垦区和未围垦区, 分析了 2009—2013 年围垦区和未围垦区之间越冬水鸟种类、数量、多样性和空间分布的差异。结果表明: 1)围填海对水鸟的种类组成具有显著的影响, 围垦区雁鸭类水鸟的种类和数量显著高于未围垦区。土地利用类型的改变对水鸟的种类数具有显著影响, 围填海对芦苇和盐田的水鸟种类数量影响显著; 2)围填海造成土地利用类型的改变对水鸟的 Shannon-Wiener 指数具有显著的影响, 其中围垦区鱼塘的 Shannon-Wiener 指数显著高于未围垦区; 3)未围垦区碱蓬生境水鸟多度最大, 围垦区芦苇生境水鸟多度最大, 围填海造成的生境类型的改变对鹳类、鹤类、鸻鹬类、雁鸭类水鸟的栖息地选择具有较大影响。结果强调围垦后生境的可利用性和人为干扰大小决定了水鸟的群落结构和空间分布。     

广州新垦红树林湿地鸟类多样性与生境分析

2005-2006年的1月、4月、7月和10月,利用样带法对广州市新垦红树林湿地和周边农田进行鸟类物种多样性研究。利用Shannon-Wiener指数分析了生境类型的鸟类群落种数、数量、物种多样性、均匀性指数等特征。结果表明,新垦红树林湿地1月鸟类种数高于周边农田湿地2倍,鸟类群落个体数量高于农田湿地9倍;红树林湿地4月和7月鸟类种数高于周边农田湿地1．5倍,鸟类群落个体数量高于农田湿地4倍;红树林湿地10月鸟类种数高于周边农田湿地1．5倍,鸟类群落个体数量高于农田湿地6．8倍;新垦红树林湿地和周边农田湿地鸟类物种多样性表现出明显的季节性变化。     

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疏齿木荷+福建柏群落结构与物种多样性研究

通过样方调查,对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秤架管理站辖区内海拔1 400 m左右的疏齿木荷(Schimaremotiserrata)+福建柏(Fokienia hodginsii)落的物种组成、群落结构和物种多样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1 600 m~2的样地内共有维管束植物45科75属113种,以泛热带成分为主,热带和温带成分也有一定的比例,表现出较为明显的过渡性质;群落组成以疏齿木荷、福建柏和青茶冬青(Ilex hanceana)等为主,成分复杂,类型多样,优势种优势地位分散而不明显;群落分为乔木层、灌木层和草本.藤本层3层,层间植物稀少,生活型以常绿小、中高位芽植物为主,分别占30.97%和27.43%;按Raunkiaer标准,群落内的种群频度为1%～20%的种类占优势,为总种数的55.75%,福建柏种群以低龄幼树为主,呈增长状态;丰富度指数、Shannon-Wiener指数、Sknpson指数和均匀度指数等均表现出相同的趋势,为灌木层>乔木层>草本.藤本层.     

中国沙拐枣属天然群落特征及其物种多样性研究

根据野外调查资料,应用生物多样性的原理和方法计测了群落的物种丰富度指数(R0、R1)、物种多样性指数(H′、D)、均匀度指数(E)以及优势度指数(C)以分析中国沙拐枣属天然群落的群落学特征。结果表明(1)中国沙拐枣属天然群落组成成分简单,共出现种子植物91种,分属22科62属,科属组成较为分散;生活型组成中1年生植物种类多,数量大,占总数的35.16%;沙拐枣属天然群落的垂直结构明显;(2)多样性分析表明,中国沙拐枣属天然群落物种组成单一,结构简单,其中群落多样性最低分别为塔克拉玛干沙拐枣(Calligonum roborowskii)群落和沙拐枣(C.mongolicum)(若羌)群落。群落多样性最高分别为沙拐枣(C.mongolicum)(采南)群落、小沙拐枣(C.pumilum)群落和艾比湖沙拐枣(C.ebi-nuzicum)群落。不同沙拐枣属植物所形成的群落差异主要表现在物种组成以及物种多样性水平,这种差异表现主要是1年生和多年生草本植物的物种多样性。(3)丰富度指数和物种多样性指数表现出基本一致的变化趋势,而生态优势度指数则表现相反的趋势。物种的丰富度指数和多样性指数与群落的结构以及立地环境条件等有密切的关系,结构复杂的群落较其它群落的多样性指数高,但由于特殊生境所形成的单优群落物种多样性指数则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