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风险评价研究进展

20多年来,生态风险评价研究经历了从环境风险到生态风险到区域生态风险评价的发展历程,风险源由单一风险源扩展到多风险源,风险受体由单一受体发展到多受体,评价范围由局地扩展到区域景观水平.区域生态风险评价就是大尺度上研究复杂环境背景下包含多风险源、多风险受体的综合风险研究.目前,区域生态风险评价的理论框架已经搭建起来,统计方法多采用相对评价法.区域生态风险评价未来的发展方向为继续加强实验和野外调查,进一步减小不确定性,逐步解决尺度推移问题.区域生态风险评价必须与经济、社会、文化相结合,才能充分发挥它在管理决策中的作用.     

辽河三角洲湿地区域生态风险评价

生态风险评价区别于生态影响评价的重要特征在于其强调不确定性因素的作用,区域生态风险评价相对于一般生态风险评价而言,其所涉及的风险源以及评价受体等都在区域内具有窨异质性,即具有区域分异现象,因而更具复杂性,以辽河三角洲湿地（盘锦市）为研究范围进行区域生态风险评价理论和方法的探讨,针对辽河三角洲主要生态风险源洪涝、干旱、风暴潮灾害和油田污染事故的概率进行了分级评价;并提出度量生态环境重要性和脆弱性的指标,分析了风险源的危害作用;运用遥感资料和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完成了区域生态风险综合评价。     

基于土地破坏的矿区生态风险评价:理论与方法

矿区生态风险评价已成为区域生态风险研究的热点领域。如何合理选择和表征区域生态风险源和风险受体,量化多风险源和多风险受体的交互作用,是目前区域生态风险评价研究的焦点。为此,在总结矿区生态风险评价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了矿区生态风险源、风险受体及作用对象与过程的因果链模型,结合矿区生态环境问题产生过程的独特性,将土地挖损、占用及塌陷等土地破坏作为矿区的直接生态风险源。基于土地破坏类型提出了适宜矿区的区域生态风险评价流程、指标体系与计算方法;并专门在定量化多风险源与多风险受体交互作用上做出探讨,构建了生态系统单元暴露指数和土地破坏累积作用指数来评价矿区土地破坏与生态系统单元间的暴露与危害作用关系。为矿区生态风险评价的实证研究提出了理论基础与方法框架,未来可结合实证研究对此方法及相关指标参数做出完善与改进,为矿区生态环境管理与生态安全建设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     

太湖流域生态风险评价

随着城镇的急剧扩张和经济的快速增长,流域生态环境遭到极大冲击和破坏,致使生态系统出现资源退化、环境恶化与灾害风险加剧的趋势,生态环境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从复合生态系统入手,深入分析流域内各生态系统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机制,综合考虑多风险源、多风险受体和生态终点共存情况下的风险大小,从风险源危险度、生境脆弱度及受体损失度三方面构建了流域生态风险评价技术体系,并选取太湖流域为实证区域,对太湖流域2000年、2008年两个时期生态风险的时空演化特征进行评价与分析.结果表明:太湖流域生态风险指数介于0.015-0.253之间,以中等和较低生态风险为主.至2008年,高、较高生态风险所占面积逐渐扩大,已由2000年的5.66％、13.42％增加至6.05％、18.42％,主要集中在流域北部的常州市区、江阴市大部分地区以及无锡市区.     

基于RS和GIS的南四湖生态风险评价

以南四湖为研究对象,基于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选择干旱、洪涝和水体污染为生态风险源,用景观格局指数评价生态系统的地位和受体的易损性,并依据生态风险值的度量的原理,通过计算综合风险概率及生态综合损失度得到南四湖的生态风险值。研究结果显示南四湖区域生态风险存在上下级湖分异与湖滨带状分异两大空间规律,体现了南四湖区域生态风险的空间异质性。     

西藏高原拉萨河流域生态风险评估

随着我国西部崛起战略的实施,社会经济发展所引发的生态风险逐渐引起生态学者和政府管理部门的高度关注。拉萨河流域作为高原生物多样性的维持基地,也是我国及东亚的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区,为有效管控其社会经济发展中产生的生态环境风险,通过适合高寒流域特征的风险评估方法,识别了研究区风险源,选择风险受体,采用相对风险模型计算了各研究单元的风险等级。结果表明:城关区的生态风险最高,主要风险来源于城镇扩张和旅游娱乐;当雄县生态风险最低,风险来源于畜牧养殖;林周县、曲水县、达孜县、堆龙德庆区以及墨竹工卡县的首要风险源是农业污染。水体和湿地的风险值明显高于其他生态系统。风险值的空间分布表现为南高北低的特征,且风险等级以城关区为中心向外围逐渐降低。     

生态风险评价方法述评

生态风险是由环境的自然变化或人类活动引起的生态系统组成、结构的改变而导致系统功能损失的可能性。生态风险评价是定量预测各种风险源对生态系统产生风险的或然性以及评估该风险可接受程度的方法体系,因而是生态环境风险管理与决策的定量依据。在介绍了生态风险概念的基础上,按照风险源性质的分类标准将生态风险划分为化学污染类风险源、生态事件类风险源、复合类风险源3类,并分别论述了3类生态风险对应评价方法的特点与发展的方向。另外,针对生态风险评价研究的现状,讨论了我国生态风险研究的优先领域,包括建立急性、慢性毒理数据库,构建外来生物入侵风险评价标准等,同时,建议将综合概率统计学、复杂系统理论与遥感技术等手段引入生态风险评价方法中,以进一步提高风险评价结果在生态风险管理中的有效性。     

渤海湾港口生态风险评估

以天津港为例,利用相对风险模型(RRM)对渤海湾港口生态风险进行评价。根据RRM,将天津港划分为北疆、南疆、东疆和临港等4个风险小区。在每一风险小区中,选取2种生境类型(滩涂和近海水体)、2种风险源(船舶运输和港口码头)和3种生态终点(底栖动物、浮游植物、浮游动物),以此计算生态风险值,根据风险值高低分为高、较高、中等、低和弱5个等级。评价结果表明,在两种风险源中,船舶运输风险相对较大;在生境中,近海水体的风险值远大于滩涂;在生态终点中,风险高低为底栖动物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天津港生态风险可以划分为3个等级:北疆为高风险区、南疆为较高风险区、东疆和临港均为中等风险区。     

生态风险评价研究进展

生态风险评价有效整合了学术研究、政策制定和生态环境管理,越来越多地被应用到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生态风险评价研究历经20多年发展历程,风险源从单一风险源扩展到多风险源,风险受体从单一受体发展到多受体,评价尺度也从种群、生态系统扩展到区域和景观水平。但已有研究中,风险受体大部分还停留在生物个体或种群水平,风险受体尺度有待扩展,定性或者半定量研究方法亦难以适应现有研究尺度以及综合性评价的要求,因此,基于区域可持续发展视角的大尺度、综合性定量评价方法和模型将成为未来研究的重点。     

典型棕地修复前后土壤重金属生态风险变化——以江西贵溪冶炼厂为例

目前,我国对于棕(褐)地周边区域生态风险的研究较少,且主要是针对风险源带来的潜在危害进行评价,没有考虑风险受体能够承受生态风险能力的大小,生态风险评价研究不全面。在棕(褐)地周边区域的生态风险评价中加入风险受体的相关研究,主要从风险源的危害分析和风险受体的生态脆弱性两方面对生态风险进行评价,使评价更加全面,另外,现有研究少有对生态风险在时间上的变化研究,考虑了生态风险时间上的变化,对贵溪冶炼厂周边两个时期的生态风险进行评价并分析其变化,利用GIS软件对评价结果进行空间表达,对研究区域存在的生态风险空间差异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修复前苏门区、九牛岗、水泉区、串山垅等地区存在很强生态风险,沈家-林家区和长塘周家区的生态风险相对较小,处于中等风险水平,修复后研究区的生态风险大大降低,很强风险降为强风险水平,中等风险降为低风险,说明修复方式比较有效,但仍有小范围区域存在较强风险,应加强修复,研究区域中耕地的生态脆弱性最大。对于生态脆弱性较大且生态风险较大的区域应进一步进行修复治理,生态脆弱性大而生态风险较低的地区应加强监测防范,防止再次发生较强风险。     

Changes in forest productivity across Alaska consistent with biome shift

Global vegetation models predict that boreal forests are particularly sensitive to a biome shift during the 21st century. This shift would manifest itself first at the biome's margins, with evergreen forest expanding into current tundra while being replaced by grasslands or temperate forest at the biome's southern edge. We evaluated changes in forest productivity since 1982 across boreal Alaska by linking satellite estimates of primary productivity and a large tree-ring data set. Trends in both records show consistent growth increases at the boreal-tundra ecotones that contrast with drought-induced productivity declines throughout interior Alaska. These patterns support the hypothesized effects of an initiating biome shift. Ultimately, tree dispersal rates, habitat availability and the rate of future climate change, and how it changes disturbance regimes, are expected to determine where the boreal biome will undergo a gradual geographic range shift, and where a more rapid decline.     

华南地区典型燃煤电厂周边土壤重金属分布、风险评估及来源分析

为了解华南地区典型燃煤电厂周边表层土壤重金属空间分布特征,对韶关市燃煤电厂周边20处农田表层土壤中7种重金属(镍(Ni)、铜(Cu)、锌(Zn)、镉(Cd)、铅(Pb)、铬(Cr)及砷(As))的总量进行检测,并分析了其相应的空间分布规律,同时评估了周边土壤重金属的生态风险并分析其来源。结果表明:该燃煤电厂周边土壤中重金属Ni、Cu、Zn、Cd、Pb、Cr及As的平均含量分别是17.79、19.59、159.08、3.14、111.01、96.61 mg/kg和21.48 mg/kg,Cd、Pb污染情况突出,重金属Zn、Cd、Pb、Cr的分布与盛行风向密切相关。综合污染指数法表明,Cd、Pb及Zn处于重污染状态;潜在生态风险指数法表明,Cd处于严重潜在生态风险状态;地累积指数法表明,Ni、Cu整体处于无污染状态,Cd整体处于高污染状态。多种统计方法表明,Zn、Cd、Pb及Cr受燃煤电厂影响明显,Cu、As的来源不仅受燃煤电厂等工业的影响,还与该地区农业灌溉用水密切相关,Ni的分布最为均匀,受自然因素影响明显。     

流域生态风险评价研究进展

流域生态风险评价是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管理的重要研究内容,与一般的区域生态风险评价相比,具有其独特的流域特征。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对流域生态风险评价进行了概念界定与特征分析,并按照风险源、生态受体、生态终点的分类标准对流域生态风险评价进行了类型划分,简要评述了流域生态风险评价的相关研究主题,并尝试构建反映流域时空尺度变化规律的生态风险评价概念模型。最后针对流域生态风险评价的研究现状,重点讨论了目前存在的不足及未来的研究趋向。     

东江下游流域突发性重金属复合污染生态风险评价

流域突发性重金属污染事件发生不确定性较高，难以预测和防控，严重威胁流域生态安全、人群健康乃至社会稳定。本研究以东江下游流域为研究区开展生态风险评价，基于“多风险源(危险性)-多胁迫因子(联合暴露)-多风险受体(脆弱性)-生态风险”的风险传递框架，运用贝叶斯网络，计算东江下游流域突发性Cr⁶⁺-Hg²⁺复合污染生态风险，概率化表征风险不确定性，进而提出流域风险防控与管理措施。结果表明：(1)东江下游深莞惠地区67家涉重金属风险源均会对其子流域造成生态风险，惠州市的生态风险明显高于深圳市和东莞市；(2)东江下游西枝江子流域的生态风险最为显著，其次是东江下游干流子流域和东江下游河网区子流域；(3)基于敏感性分析，“河流水体脆弱性”是造成东江下游流域生态风险的主导因子。研究结果可为东江下游流域生态风险防控与管理提供理论支持。     

论生态产业链的柔性

当前的全球经济模式忽视了基本的生态环境准则。人类社会为谋求进一步生存和发展的需求 ,正在促进全球经济模式由物质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向生态型循环经济的重组与转型。循环经济是一种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 ,循环经济在工业上的实施主要集中在生态产业链的组建上 ,是基于对自然生态系统中的物料和能量高效利用的模仿 ,以提高产业链中物料和能量的利用效率。结合对一些初见规模的产业链的实地考察和案例研究 ,着重论证了产业链的构建过程中的柔性问题 ,主要从风险的角度包括经营管理风险、维护风险和或有风险等角度探讨了产业链所承担的风险及其注意事项 ,以说明产业链的柔性对于产业链抵御外界变化的恢复能力是关键因素。     

区域生态风险评价——以呼和浩特市区为例

区域生态风险具有大尺度、多因素、多风险受体的特点,难以直接定量;从生态风险的定义出发,构建景观破碎度和面积加权生态价值指数评价区域生态风险,并以ArcGIS和Fragstats软件为研究平台,通过空间采样和插值方法得到区域生态风险的空间分布规律。以2006年Spot卫星遥感数据解译的呼和浩特市区土地利用图为例,研究结果表明生态风险值范围在0.04-0.26之间,空间梯度差异明显,风险较高区域为东北部的大青山山区以及西南角的平原农业区,北部风险驱动力主要来自土壤侵蚀、地下水源地水位下降、水质恶化以及林地的退化;南部则是快速工业化导致林地、草地、特别是耕地景观转换为居民与工矿用地景观。案例研究结果表明所建方法直观、简便,可定量描述区域景观生态风险的相对大小和空间分布规律。     

露天矿区景观生态风险空间分异

以露天矿区为研究对象,评价矿区景观生态风险,并采用ESDA方法定量研究矿区生态风险空间分异特征.结果表明,矿区景观生态风险空间分布以高风险区域为核心,由高到低呈环形包围特征.其中,高风险主要分布在矿业生产及城市生活区域,以土地破坏、压占及城市建设为主要风险来源;中等风险主要分布于自然、半自然功能区,以城市生活与农业生产为主要风险来源;低风险区域以林地、荒草地等植被覆盖区域为主,但大面积植被退化、水土流失导致该区域生态基底较差、环境脆弱,加之露天煤矿作业频繁,整体生态环境质量堪忧.同时,不同功能区的风险高低排序(人工区＞半自然区＞自然区)特征符合常规的区域生态风险等级差异规律.此外,基于ESDA分析矿区景观生态风险,其空间自相关性高达0.7521,风险的空间集聚效应明显;而对比矿区景观生态风险的空间分异特征发现,景观干扰度是高、低风险区域的主要驱动因子;而景观脆弱度则是中等风险区域的驱动因子;基于以上研究结果可对矿区环境管理和风险决策提供一定的数据支撑和理论依据.     

基于氮排放估算的区域生态风险评价——以中国台湾地区为例

随着全球人口不断成长,农业生产、工业发展、能源消耗及生活消费等人类活动不断增加,对城市区域乃至于区域生态系统均带来显著负面影响。为量化评估人类活动对区域生态系统的影响,以人类活动产生的氮排放为切入点,选择中国台湾地区为研究区,针对其高投入的农业生产、密集的交通工业设施及人口分布等背景,构建了基于氮排放的区域生态风险评价研究框架。分析了2001年至2010年中国台湾地区农业及城市系统所产生的氮排放变化情况,并在空间上比较了各县市的氮排放差异;其次,依据各用地类型特点,定义了其对氮排放压力的脆弱程度,藉以评估中国台湾地区生态风险变化及其潜在风险强度。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台湾地区2005至2010年期间氮排放带来的生态风险值先降后升,主要原因源于期间农业活动产生的氮排放减少,但交通运输带来能源消耗却明显增加了氮排放;通过分区比较,确定低风险县市主要包括金门县、连江县、澎湖县、新竹市、嘉义市及基隆市,而台中市、屏东县、台南市、高雄市及新北市,由于农业生产活动密集且人口分布密度高,为中国台湾地区高生态风险区。     

面向连通性提升的旱区城市生态网络优化情景——以巴彦淖尔市及其周边地区为例

巴彦淖尔市作为典型的干旱区城市，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突出，生态空间的破碎化日益严重。生态网络是景观连通性视角下耦合景观结构、生态过程和功能的有效途径。基于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景观核心区与桥接区、自然保护区、重要湖泊湿地4个层面指标选取生态源地，使用最小耗费距离方法识别巴彦淖尔市及其周边区域的潜在生态网络，并设置了3种网络优化情景进行网络优化，包括情景一增加生态"踏脚石"、情景二清除生态障碍点、情景三保护生态夹点，结合"网络构建成本"及"生境连通效果"选取最佳优化方案。结果表明，研究区当前的生态网络由24处生态源地，44条生态廊道、39个生态障碍点和41个生态夹点组成。3种情景中生态夹点的保护对生态网络连通度的改善最明显，且相对保护成本较低。研究结果对干旱区城市生态网络构建提供了方法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