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刊词

保护生物多样性即是保护地球上一切生物资源及人类生存环境,它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这一观点已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在1992年6月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世界各国的绝大多 数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共同签署了《生物多样性公约》。《公约》的签署标志着保护生物多样性已成 为国际关注的重大问题。会议后,各国政府为实现这一《公约》将采取一系列后续行动。     

生物多样性公约签署后的活动

1992年6月在巴西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所取得最大成就之一,就是有150多个国家签署了生物多样性公约。但是,公约签署后还有一个批准过程,才能生效。由于对公约许多条文还有不同意见,需要进一步协调,为了使公约早日得到批准,还必需抓紧工作。因此,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建立了许多专家组来研究如何实施公约的不同部分。这些专家组由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各出一位组长共同主持,小组成员也由来自这两类国家的专家对等地组成。奇怪的是,只有美国被邀请每一组都派一名专家参加,而它还未签约。这些专家组在1992年12月和1993年2月已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两次碰头。专家组的     

《生物多样性公约》审查机制的现状、挑战和展望

生物多样性丧失是全球共同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 强化《生物多样性公约》的执行是生物多样性全球治理当前面临的迫切问题, 而推进审查机制建设则是强化执行的一项重要议题, 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生物多样性公约》框架下已初步建立起一套涉及多个维度的审查机制, 不断审查《生物多样性公约》及其有关议定书和其他法律文书的执行情况。然而, 审查机制面临着参与审查并强化问责的政治意愿尚显不足、国家信息投入有待加强、审查结论有待助力强化《生物多样性公约》执行、各类审查工具需加强统筹协调等主要问题, 由此也制约了审查工作的完善性和有效性。本文概述了《生物多样性公约》框架下的执行机制, 并重点梳理了审查机制的主要环节和内容, 分析了当前面临的主要障碍, 并就审查机制的进一步建设与强化提出建议, 以期为开展《生物多样性公约》履约与制度建设, 以及有关的研究工作提供参考。在战略层面, 本文认为应当在整体、全面和平衡地推进构建“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前提下推进《生物多样性公约》审查机制建设, 应当加强高层政治推动并调动各方行动意愿, 为发展中国家适用一定的和必要的灵活性; 在技术层面, 本文认为应当强化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审查机制前端的国家信息汇报, 应鼓励缔约方参与具有促进性的审查工作, 为国家自主评估执行情况提供重要补充, 并且审查内容也应当全面和平衡, 可以考虑采取全球盘点机制助力各方弥合执行差距并提升执行力度。     

关于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

一、公约的产生 1992年6月在巴西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全球高峰会议)上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有150多个国家签署了“国际生物多样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严格的说,这是在全球高峰会议前10天,许多国家在肯尼亚内罗毕召开的讨论会上,经历了一次连续11个小时激烈的讨价还价的协商会议,就最重要的分歧——有关财政机制问题的妥防下所获得的结果。发展中国     

生物多样性保护现状及其研究

生物多样性是地球上所有生命的总和,是40亿年以来生物进化的最终结果,也是世界上的自然财富.它包括几百万不同种类的植物、动物和微生物以及它们所拥有的基因和由这些生物与所在地环境所构成的生态系统.因此,生物多样性包括三个层次的概念,即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此外,人们还重视更高层次的多样性即景观多样性.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的生物资源,有的已为人类所利用,而大部分它的潜在价值尚未被人们所发现.自然保护在20世纪40年代已开始受到重视.自80年代初以来,有关生物多样性国际会议频频召开,1992年,世界资源研究所(WRI)、     

中国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二十年: 行动、进展与展望

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UNCED)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生物多样性公约》, 至今已经20年。在此期间, 中国1993年建立了履行《公约》的国家协调机制, 1995-1997年实施了“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 2007-2010年编制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战略与行动计划》, 2011年建立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委员会”, 并针对《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目标, 实施了多项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行动, 包括森林、草原、荒漠、湿地、海洋等自然生态系统保护; 物种资源调查、编目、数据库建设以及珍稀濒危物种保护; 外来入侵种防治与转基因生物生态风险评估等。同时, 在生物多样性本底查明、监测体系建立、就地保护、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传统知识的保护与应用等方面还存在很多挑战, 为此, 本文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区域生物多样性本底查明、就地保护和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分享等未来重点研究方向。     

积极行动起来保护生物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是地球上生命经过几十亿年发展进化的结果,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人类从生物多样性中得到了所需要的全部食品、许多药物和工业原料,同时,生物多样性在娱乐和旅游业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这是我们大家熟知的生物多样性的直接价值。它的间接价值主要与生态系统的功能有关,通常它并不表现在国家核算体制上,但如果计算出来,它的价值大大超过其消费和生产性的直接价值。生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与《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关系

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损失是人类面临的两个严峻的全球性环境挑战, 有关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公约的协作在全球范围内也越来越受重视。本文系统梳理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公约》下应对气候变化的发展脉络, 探讨了两公约下各缔约方针对相关议题的谈判立场及未来走向, 并对两公约进行了综合评价。《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涉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焦点议题主要有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Land Use, Land-Use Change and Forestry, LULUCF)、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的碳排放机制(Reducing Emissions from Deforestation and Forest Degradation, REDD)及损失和损害国际机制, 《生物多样性公约》下涉及应对气候变化的焦点议题主要有协同增效、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的碳排放机制(REDD)和地球工程及相关问题。本文最后还就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国际谈判及国内履约提出了建议: (1)整合谈判团队力量, 促进两公约协同增效; (2)做好交叉议题的研判和谈判预案, 主动引领谈判进程; (3)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提供损失和损害风险评估数据; (4)加强《生物多样性公约》下地球工程议题的科学研究与国际交流。     

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国际公约的国家履约协同战略

目前国际层面已有多个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有关的多边公约(包括条约和协定), 如《生物多样性公约》、《濒危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湿地公约》等。本文基于相关国际公约的既有战略目标, 分析了这些战略目标与保护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关系。这些公约的实施在国际层面是由联合国的不同机构负责, 在国家层次也是由不同的政府部门来牵头。在中国, 生物多样性相关公约的履行机构主要有环境保护、林业、农业等多个政府主管部门。我国现有履约机制的模式是针对某一公约建立一个多部门的履约协调委员会, 并在牵头部门建立一个行政办事机构。履约工作中常见的问题有: 各履约机构在参与公约国际谈判和开展国内履约工作中因缺少沟通和协调, 造成对外政策不一致、对内工作重复的现象; 部门间缺少信息共享机制, 甚至相互不提供数据。最后, 作者建议在国家层次上建立生物多样性国际履约的协同战略, 包括为协调生物多样性议题的国际谈判立场而建立协同工作组, 为增强国家履约效率而综合各部门履约行动, 以及建立国家生物多样性信息交换机制等。     

从《生物多样性公约》资金机制战略目标变迁解析生物多样性热点问题

全球环境基金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唯一资金机制, 它按照《生物多样性公约》要求和基金自身的政策导向为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提供资金支持。从其试点期到当前的第7增资期, 全球环境基金在生物多样性领域的战略目标发生了多次变迁, 研究这些资金机制战略目标所涉及的生物多样性热点问题的变迁情况对未来相关工作开展具有一定参考意义。本文梳理了各增资期生物多样性领域战略目标所涉及的生物多样性热点问题, 对每个热点问题在全球环境基金各增资期中资金量和内容的变迁情况进行了分析, 并就中国当前情况与之进行比较, 进而提出了加强对保护地中生态系统代表性的考虑、增强保护地资金可持续性、全面推动生物多样性主流化、加强生物安全相关领域研究、推进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立法并注重知识管理、加强新问题新挑战的应对、深化资金机制研究等建议, 以期为开展《生物多样性公约》履约、生物多样性管理和研究工作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