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六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眼蝶群落多样性

蝴蝶是地球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指示物种之一, 其种群动态及群落结构变化能够揭示环境改变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六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境优越, 植物区系多样, 孕育了丰富的蝶类资源。为了有效利用环境和保护蝶类资源, 2016-2018年, 作者采用样线调查法, 对宁夏六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工植被、针阔混交林、阔叶林、灌木林4种生境中眼蝶亚科昆虫进行了调查, 分析了眼蝶在空间及时间上的动态变化。共记录眼蝶亚科13属19种4,363只, 其中阿芬眼蝶(Aphantopus hyperanthus, 961只)、亚洲白眼蝶(Melanargia asiatica, 637只)、爱珍眼蝶(Coenonympha oedippus, 594只)分别占总数的22%、15%和13%, 为保护区优势种; 蟾眼蝶(Triphysa phryne, 17只)仅占总数的0.39%, 为保护区的稀有种。在空间分布上, 4类生境中针阔混交林眼蝶物种丰富度和优势度低, 多样性指数最高, 不同生境眼蝶群落物种丰富度指数、多样性指数、均匀度指数存在明显差异(P < 0.05), 优势度指数差异不显著。在时间动态上, 2016-2018年眼蝶个体数量呈下降趋势, 物种个体数量高峰期主要发生在8月, 优势种变化明显。因此, 保护宁夏六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蝴蝶种类多样性刻不容缓。     

赛罕乌拉自然保护区蝶类多样性及其影响因素

为了解赛罕乌拉自然保护区蝶类多样性及其影响因素, 我们于2017年5-9月分别对保护区的典型草原、湿地、山地沟谷草甸、退化草原、农田、山地旱生灌丛、山地中生灌丛等7种生境中的蝴蝶进行观测调查。共记录和采集蝴蝶2,290只, 隶属5科42属63种。蛱蝶科的种类数(34种)和个体数(991只)最多。柑橘凤蝶(Papilio xuthus)、云粉蝶(Pontia daplidice)、绢粉蝶(Aporia crataegi)、荨麻蛱蝶(Aglais urticae)、银斑豹蛱蝶(Speyeria aglaja)等5种为保护区的优势种。保护区蝶类群落的种-多度曲线呈正态分布模式, 表明保护区生态环境良好, 生境相互重叠, 蝶类活动范围在不同生境中可以延伸。不同生境中蝶类群落种类及数量存在一定差异, 其中山地中生灌丛蝶类群落的多样性指数最高, 优势度指数最低; 退化草原的多样性指数和物种丰富度指数均为最低, 优势度指数最高; 山地沟谷草甸的科、属、种、个体数最多; 退化草原的科、属、种、个体数都是最少。区系组成分析表明广布种占63.49%, 古北种占36.51%。保护区不同生境中蝶类群落多样性特征指数在各月份间有明显差异, 蝴蝶种类及个体数与温度之间呈显著正相关, 与降雨量无显著相关性。综上, 我们认为适当的干扰有利于蝶类多样性发展, 而强烈的人为干扰会严重破坏草场环境, 影响蝶类生存和繁衍, 降低蝶类多样性。     

湖南高望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及其周边蝶类多样性与影响因素

为了解湖南高望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蝶类多样性本底及其影响因素, 2016年5月至2018年10月, 我们采用样线法对保护区内外的6种生境(保护区内4种, 区外2种)开展了20次蝶类多样性调查。共记录蝴蝶个体13,956只, 依照五科分类系统, 隶属5科113属239种, 其中湖南省蝶类新记录17种。区系成分以东洋种为主(139种, 占58.1%), 广布种次之(97种, 占40.6%), 古北种最少(3种, 占1.3%)。对不同生境的蝶类群落多样性指数进行分析后发现, 人为干扰程度和生境异质性共同影响蝶类多样性。不同生境相似性分析结果表明, 蝶类群落的相似度与人为干扰程度和植被类型差异密切相关。3年间, 蝶类多样性指数月度变化基本一致, 蝶类物种数、多样性指数与月均温间呈显著正相关, 与月降水量无相关性。综上, 蝶类多样性受到人为干扰程度和气象因子的影响。为保护蝶类资源, 建议保护好蝶类栖息地, 减少人为干扰。     

兴隆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不同生境的蝴蝶群落结构与种-多度分布

为明确甘肃兴隆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蝴蝶种类, 以及不同生境的蝴蝶群落结构与种-多度分布的变化情况, 在全部5个林场选取6条样线, 于2015-2018年连续4年采用样线法对保护区的蝴蝶进行调查和采集, 并分析了其多样性指数及种-多度分布。4年共采集蝴蝶标本5,719号, 经鉴定隶属8科69属120种。眼蝶科(3,093号)是保护区的优势类群, 喙蝶科仅采集到1号标本(朴喙蝶, Libythea lepita), 为保护区的稀有种类。其中, 各样线的种数、个体数、多样性指数以及物种丰富度表现为: 样线I最高, 样线IV次之, 说明其生境结构稳定, 环境良好, 适合蝶类生存; 样线III蜜源植物丰富, 各项指数较高; 样线V海拔较高, 各项指数较低; 样线II植物群落结构单一, 各项指数最低。相似性系数分析结果表明: 样线I和VI、III和IV、III和VI均为中等相似; 其余各样线间为中等不相似。区系分析结果表明: 古北种有63种, 占总种数的52.5%; 东洋种2种, 占总种数的1.7%; 广布种55种, 占总种数的45.8%。说明古北种占绝对优势, 且明显高于东洋种, 具有很强的地区代表性。种-多度分布分析结果表明: 样线I和IV呈现出对数正态分布, 模型拟合效果较好; 样线II和VI为非典型的对数级数模型, 符合生态位优先占领假说。说明不同生境以及人为干扰因素与蝶类多样性关系密切, 表现出单一生态系统蝴蝶群落的多样性指数较低, 复杂生态系统其多样性指数较高的特点。     

宁夏贺兰山自然保护区蝴蝶群落多样性及其环境影响因子

宁夏贺兰山自然保护区蝴蝶群落多样性及其与环境因素的关系,2017年5-9月采用样线法对贺兰山东麓6类生境和不同干扰类型10条样线的蝴蝶群落结构及其多样性季节动态进行调查。共记录蝴蝶5科36属45种,蛱蝶科Nymphalidae的属和物种数最多,为17属19种;凤蝶科Papilionidae最少,仅1属1种。菜粉蝶Pieris rapae、云粉蝶Pontia daplidice、斑缘豆粉蝶Colias erate和小檗绢粉蝶Aporia hippia是该地区的优势种,个体数量分别占总个体数的11.76%、11.63%、11.21%和10.17%。不同生境样线优势类群和常见类群不同。蝴蝶的栖息地偏好与寄主植物有关,蝴蝶的生境分布类型可分为生境广布型、湿润平原型、荒漠半荒漠草原型和山地森林型。蝴蝶群落Shannon-Wiener多样性和丰富度指数以灰榆疏林草地生境最高,优势度最低。各物种在生境内的季节变化趋势与不同生境植被生长季节相关,高峰期为7-8月。不同调查时间蝴蝶的优势种和常见种不同。物种数以7月份调查最多,有33种,占全年调查总物种数的73.33%;5月份调查最少,有20种。蝴蝶群落Shannon-Wiener多样性和丰富度指数以8月份最大,5月份最小。蝴蝶成虫发生类型分为全年发生型、春季型、夏季型和夏秋季型。不同生境和季节发生的优势种可以作为对生境状况进行评估的指示类群。采用CCA分析物种分布与微环境因子的关系,海拔对蝴蝶物种多样性分布格局有显著影响。蝴蝶丰富度与海拔、温度、风速显著正相关。适度干扰有利于蝶类多样性增加,较强的人为干扰会影响蝶类栖息环境,降低蝶类多样性。因此,生境差异性和干扰与蝴蝶群落的物种多样性密切相关,维持贺兰山垂直植被带的生境异质性和保持适度干扰是保护蝴蝶多样性的关键。     

八仙山自然保护区蝴蝶群落多样性及区系组成

选取(a)小港、(b)山门→太平沟、(c)山门→栈道、(d)栈道→仙姑泉和(e)仙姑泉→明安梁5个样地,对天津八仙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蝴蝶群落进行了系统研究。共采集蝴蝶2218只,隶属于8科56属88种。蛱蝶科的种类数(35种)和个体数(784只)均为最多,是保护区的优势类群;喙蝶科(23只)和绢蝶科(1只)都只有1种,是保护区的稀有类群。计算并分析了5个生境中蝶类的多样性指数、物种丰富度、优势度指数、均匀度指数和生境间相似性系数。结果显示:生境条件的变化对蝴蝶多样性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总体上来讲,人类活动对环境和森林植被的干扰越大,蝴蝶多样性指数就越低。其中生境d的植物群落结构最为稳定和复杂,环境质量优越,最适合蝶类生存和繁衍,因此具有最高的多样性指数、物种丰富度、物种数和个体数以及最低的优势度指数;生境a的植物群落结构单一,环境质量相对较差,蝴蝶的多样性指数、物种丰富度和均匀度指数均为最低,而优势度指数最高;生境e的多样性指数H′(FGS)低于生境d和c,这种现象符合中度干扰假说。因此对保护区提出以下建议:恢复和提高生境质量;保护濒危珍稀物种;适度合理地发展旅游资源;适度的开发和利用蝴蝶资源。对八仙山蝴蝶区系组成进行了分析,广布种、古北种和东洋种所占的比例分别为56.82%,35.23%和7.95%,可见八仙山保护区内的蝴蝶广布种占有绝对的优势,古北种明显多于东洋种。     

青海玉树高原不同生境类型蝶类群落结构与多样性

2016年和2017年的5—8月,在玉树市选取森林、灌木、高寒灌丛、高寒草甸草原和裸岩5种生境进行蝴蝶种类资源和群落多样性的调查,共记录到蝶类个体数1580头,62种,隶属于7科40属。其中古北界19种,占总种数的30%,东洋界2种,占总种数的3%,两界共有种(广布种) 41种,占总种数的67%。蛱蝶科(535只)个体数量最多,占蝶类个体总数的34%。计算并分析了5种生境中蝴蝶多样性指数(H')、优势度指数(D)、物种丰富度指数(R)、均匀度指数(J)和相似性系数(I),结果表明:灌木生境具有最高的多样性指数,较高均匀度指数和物种丰富度指数以及最低的优势度指数;高寒草甸草原蝶类的多样性指数、均匀度指数、物种丰富度指数均为最低,而优势度指数最高。     

红松林和针阔叶混交林下黏菌物种多样性研究

为探讨不同林型下黏菌物种多样性的差异,本文在凉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红松林和针阔叶混交林两种林分中开展调查研究,共采集黏菌样本242份,基于形态特征鉴定为4目7科17属50种黏菌,其中鲜红团网菌Arcyria insignis、网格筛菌Cribraria paucidictyon和玫瑰绒泡菌Physarum roseum等9种是黑龙江省新记录种,相对多度达16.67%。多样性分析显示,绿绒泡菌Physarum viride是凉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优势种,针阔叶混交林的黏菌物种多样性（H′=2.06）高于红松林（H′=1.71）;在物种组成上,两种植被类型内共有的黏菌物种为17种,物种组成的相似性（C_S）为50.75%,表明植被类型对黏菌的物种组成和多样性有着重要的影响。     

云南哀牢山、无量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蝴蝶种群动态及多样性

蝴蝶是无脊椎动物中最受关注的类群和环境指示生物之一, 其种群动态及群落结构能快速地反映环境的状况。哀牢山和无量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具有复杂多样的生境, 含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为了有效地保护环境和资源, 2016‒2018年在这两个自然保护区开展了蝴蝶资源及其种群动态的研究。结果表明: 两地蝴蝶均具有较高的多样性水平, 且哀牢山蝴蝶多样性较无量山丰富。哀牢山共观测记录5科83属149种, 该地蝴蝶Shannon-Wiener指数(H_s′)为3.92, 物种丰富度为16.36, Simpson指数为0.97; 景东县无量山样区共记录蝴蝶5科88属143种, Shannon-Wiener指数(H_s′)为3.64, 物种丰富度为15.04, Simpson指数为0.96。哀牢山、无量山两个样区共有5科99属178种蝴蝶。生境分析表明两地蝴蝶均具有明显的垂直分布特征, 哀牢山蝴蝶主要分布在海拔1,100 m以下, 而无量山蝴蝶主要分布在1,100-1,400 m之间。调查时段分析表明, 两地蝴蝶主要分布在5-9月, 哀牢山8月蝴蝶种类较丰富, 而无量山9月蝴蝶种类较丰富。年份分析表明, 哀牢山、无量山两地均以2016年蝴蝶多样性最丰富, 这与适宜的气候及较弱的人为干扰有密切的关系。两地蝴蝶群落为中等相似, Jaccard相似性系数为0.64, 共有种有114种(64.05%)。鉴于无量山、哀牢山蝴蝶多样性较丰富, 且有13种近危物种、3种易危物种和56种个体数极低(≤ 10头)的未列入红色名录的物种, 因此蝴蝶保护工作刻不容缓。     

安徽鹞落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蝶类的垂直分布及其群落多样性

采用定点法、样线法和随机调查法,2005-2008年间对安徽鹞落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蝶类垂直分布及群落多样性进行调查.本次调查共捕获蝶类3681只,隶属于10科69属111种,其中蛱蝶科的物种数、个体数和多样性指数均高于其他各科;该地区蝶类呈现由东洋界向古北界过渡的特征,且随着海拔的升高东洋界种类逐渐递减,古北界种类逐渐增多.在3个垂直带中（海拔低于800 m、800～1200 m、高于1200 m）,海拔800～1200 m垂直带的蝶类种类最丰富.研究区6种主要生境类型（落叶阔叶林、常绿针叶林、针阔混交林、灌木和次生林、农田、居民点）中,灌木和次生林中蝶类的物种数和个体数量、物种多样性指数均高于其他各生境类型,农田生境中蝶类多样性指数最低;生境之间蝶类物种的相似性系数主要与生境构成要素中的植被类型有关,植被类型相差越大,蝶类物种的相似性系数就越小,研究区针阔混交林与灌木和次生林之间的蝶类物种相似性系数最高（0.61）,而常绿针叶林与灌木和次生林之间的相似性系数最低（0.20）.     

龙栖山自然保护区蝴蝶群落多样性及区系组成

蝴蝶是生态质量和环境变化的重要指示生物。查明福建省龙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蝴蝶资源及其动态对龙栖山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通过2016-2018年对龙栖山自然保护区蝴蝶的持续调查和观测, 应用Shannon-Wiener指数及相对多度分析研究了蝴蝶的多样性、种群动态和区系成分。结果表明: 龙栖山自然保护区的蝶类有5科107属193种。在龙栖山样区设置的6条样线中, 小沛样线的属和种数均为最多, 共48属58种; 属于国家保护的蝴蝶有6种; 区系组成主要以东洋种成分(79.3%)为主, 广布种成分次之(21.2%); 蝴蝶优势种组成在不同年度间稍有变化, 持续稳定的优势种为矍眼蝶(Ypthima baldus)。     

石门台自然保护区蝴蝶特种多样性研究

1999年6月～2003年4月间,对广东石门台自然保护区的蝴蝶进行了调查,共记录到蝴蝶361种,分隶于11科190属。其中中国特有种51 种,占总数的14.1%;国家保护种10种,占我国两次颁布（1989和2000年）的保护物种名录中蝴蝶总数量（83种）的12.0%。通过以人工林生境为主的试验区、次生林生境为主的缓冲区和原生林生境为主的核心区等3个功能区中选择样点进行的蝴蝶多样性分析表明,缓冲区的物种多样性及科、属多样性均较高,且有众多的珍稀物种,是一个重要的蝴蝶生息地,应加强管制。进一步说明了保护蝶类的根本在于护林,进而为保护好广东省目前面积最大的自然保护区——石门台自然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及不可多得的自然遗产——热带亚热带低地森林提供依据。此外,本文将科、属多样性与物种多样性综合起来考虑,同时使用Shannon-Wiener指数与G-F指数,较为全面地评价了该保护区蝴蝶的群落多样性。     

青海祁连地区不同生境类型蝶类多样性研究

于1997－1999年对青海祁连地区不同生境类型中蝴蝶多样性进行了研究。研究中依据海拔高度、气候、土壤和植被的不同将该地区的蝴蝶生境划分为5种类型：山缘农田、山地草原、森林草原、高寒灌丛草甸、裸岩。共收集蝴蝶4367只,隶属于6科35属53种,计算了5种生境类型中蝶类物种丰富度、相似性系数、多样性指数,其中,蝶类物种丰富度由小到大的顺序为：裸岩（6种）＜山地草原（13种）＜森林草原（14种）＜高寒灌丛草甸（22种）＜山缘农田（H′＝2.7071）、高寒灌丛草甸（H′=2.7734）;森林草原和山缘农田的相似性系数最高（0.3704）,其次为山地草原和高寒灌丛草甸（0.2500,裸岩与其他生境类型的相似性系数最低。     

阜阳市重要湿地夏季鸟类多样性研究

为了掌握阜阳市重要湿地的鸟类资源,2011年7月-2011年9月,采用样带法对阜阳市4个重点湿地的夏季鸟类资源进行了调查。调查共记录阜阳市重要湿地鸟类11目25科43种,雀形目鸟类种数最多,共19种,占全部种类数的44.1%。东洋界、古北界和两界广布种分别占繁殖鸟种数的39.5%、34.8%、25.6%;湿地水鸟21种,占全部鸟类的47.8%;湿地鸟类群落的优势种为家燕、烟腹毛脚燕和灰椋鸟。八里河省级湿地自然保护区鸟类种数最多(N=30),多样性指数最高(H=2.49);4个湿地之间鸟类相似性系数均较高。鸟类多样性指数、鸟类种都与湿地面积呈显著正相关(多样性r=0.985,P=0.015;鸟种r=0.974,P=0.026)。从鸟类多样性保护考虑,湿地保护区和湿地公园的建设和管理应向保持湿地面积、增加植被复杂性发展。     

松嫩平原不同生境蝴蝶群落多样性及其保护建议

随着气候变化加剧和人类活动影响，生物多样性变化及其保护逐渐受到广泛关注。蝴蝶作为开花植物的传粉媒介和生态环境监测及评价的关键指示者，其多样性变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生境状况，因此，有必要清晰认识不同生境中的蝴蝶多样性变化。为明确松嫩平原蝴蝶资源和不同生境的群落多样性差异，采用样线法于2016年5月-2018年8月对松嫩平原的割草草地、湿地、农田、放牧利用草地及恢复草地共五种生境类型进行调查研究。结果发现，调查共记录蝴蝶5108头，隶属于6科21属26种，其中牧女珍眼蝶（Coenonympha amaryllis）和红珠灰蝶（Plebejus argyrognomon）为优势种类，分别占蝴蝶个体总数的25.61%和31.66%，且在五种生境类型中均有分布。不同生境类型中，蝴蝶群落的物种丰富度指数和均匀度指数无明显差异，而恢复草地生境的蝴蝶群落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较高，优势度指数较低。农田生境中的蝴蝶个体数量较少，且群落组成与其他四种生境之间均具有显著差异。五种生境类型中的蝴蝶数量和多样性均呈现一定的月动态和年动态变化趋势。除湿地和农田外，其余三种生境中蝴蝶物种和个体数量从5月到8月均持续升高。四种生境的蝴蝶物种数量、个体数量（除农田外）在2018年均出现明显下降趋势。物种丰富度指数等指标的月动态和年动态在不同生境类型间存在较大差异。这些结果表明，生境类型和人类活动与蝴蝶多样性变化关系密切，表现为单一生境中蝴蝶多样性较低，复杂生境有利于保护蝴蝶多样性。本研究有助于厘清松嫩平原蝴蝶资源的基础数据，并为该地区蝴蝶多样性保护和利用及评估该区域生态环境提供一定理论支撑。     

How does landscape context contribute to effects of habitat fragmentation on diversity and population density of butterflies?

Aim Studies on habitat fragmentation of insect communities mostly ignore the impact of the surrounding landscape matrix and treat all species equally. In our study, on habitat fragmentation and the importance of landscape context, we expected that habitat specialists are more affected by area and isolation, and habitat generalists more by landscape context. Location and methods The study was conducted in the vicinity of the city of Göttingen in Germany in the year 2000. We analysed butterfly communities by transect counts on thirty‐two calcareous grasslands differing in size (0.03–5.14 ha), isolation index (2100–86,000/edge‐to‐edge distance 55–1894 m), and landscape diversity (Shannon–Wiener: 0.09–1.56), which is correlated to percentage grassland in the landscape. Results A total of 15,185 butterfly specimens belonging to fifty‐four species are recorded. In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number of habitat specialist (n = 20) and habitat generalist (n = 34) butterfly species increased with habitat area, but z‐values (slopes) of the species–area relationships for specialists (z = 0.399) were significantly steeper compared with generalists (z = 0.096). Generalists, but not specialists, showed a marginally significant increase with landscape diversity. Effects of landscape diversity were scale‐dependent and significant only at the smallest scale (landscape context within a 250 m radius around the habitat). Habitat isolation was not related to specialist and generalist species numbers. In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density of specialist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with habitat area, whereas generalist density increased only marginally. Habitat isolation and landscape diversity did not show any effects. Main conclusions Habitat area was the most important predictor of butterfly community structure and influenced habitat specialists more than habitat generalists. In contrast to our expectations, habitat isolation had no effect as most butterflies could cope with the degree of isolation in our study region. Landscape diversity appeared to be important for generalist butterflies on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