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北京充分实现受胁鸟类栖息地保护?

实现有效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在于提升生物多样性丰富的人口密集区的保护效率。北京人口密集且生物多样性丰富, 存在3类具有生态保护功能的区划——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和限制建设线。上述区域可视为生态保护潜力区。本文以在北京有分布的30种受胁鸟类为主要对象, 探讨现有生态保护潜力区对这些物种栖息地的覆盖程度, 并对如何改善上述受胁鸟类栖息地的保护状况进行了建议。根据物种对栖息地的选择, 基于高分辨率卫星解译的土地利用类型图, 利用最大熵模型(MaxEnt)掩膜栖息地分布图, 得到各受胁鸟类的预测空间分布。叠加这些分布获得北京受胁鸟类丰富度分布格局并进行验证。依据物种丰富度高低, 将受胁鸟类栖息地划分为一至四级(最重要的栖息地是一级栖息地, 以此类推)。同时, 依据地表覆盖类型和人类活动强度高低将北京市域划分为城市建成区、乡村生境区和自然生境区。分别计算3类保护潜力区对上述3类区域以及四级栖息地的覆盖面积比例。结果表明: (1) 95.64%的一级关键栖息地和86.32%的二级关键栖息地分布在乡村生境区, 但仅有0.69%和15.15%的乡村生境区分别被自然保护区和生态保护红线覆盖; (2)未受到自然保护区和生态保护红线覆盖的一、二级关键栖息地主要为水域和沼泽地等湿地、高覆盖度草地和部分耕地, 以及含有较高比例水体的大型城市绿地。基于以上结果, 我们建议至少在一定区域内试行如下保护措施: (1)严格保护湿地及其周边的高覆盖度草地, 确保面积不减少; (2)维持基本农田规模和粮食种植模式; (3)将乡村生境区位于河道附近的水域、沼泽地、高覆盖草地和灌木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 (4)在公园绿地中划定生物多样性保护区; (5)优化平原地区林地结构。以上措施将使北京的受胁鸟类栖息地得到更好保护, 为中国东部人口密集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示范。     

基于系统保护理念的弹性生态保护空间划定——以广东省茂名市为例

有效识别生态保护空间对维护区域生物多样性,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具有重要作用。考虑山水林田湖草系统保护战略需求以及既往弹性生态保护研究不足,基于可持续发展目标下生态保护概念内涵,系统解析弹性生态保护空间的内在要求;立足生态系统服务视角,以沿海特色发展区——广东省茂名市为研究区,在考虑传统重要生态功能的基础上,基于区域特点选取气候调节功能、粮食供给功能、生物保护功能、水源涵养功能、土壤保护功能5项生态系统服务作为保护对象;通过改进的MARXAN模型提取弹性生态保护空间,并对相关结果的有效性进行了验证。研究结果表明：①茂名市各项生态系统服务空间分布存在差异,综合生态系统服务高值区主要分布在北部山区,低值区主要集中在南部城镇建设区;②考虑限制条件和保护成本的系统保护规划方法在生态保护空间划定上具有一定优势,系统保护规划结果与生态保护红线重叠面积1505.02 km²,占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的83.43%,其余区域主要由林草地类、园地类、耕地类组成,占比分别为45.92%、19.71%、22.24%;③在未来生态保护建设中,应针对系统保护规划内生态红线核心区、一般保护区、基本农田区分别开展生态保护加强管理、生态系统服务综合提升、生态农业建设等多样化整治策略。     

青海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麦秀分区鸟类多样性空间格局及热点区域研究

生物多样性分布格局与热点区域的评估与确定是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的基础。三江源地区位于青藏高原腹地的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汇水区,是世界上高原物种最丰富、最集中的区域之一。本文在对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麦秀分区鸟类资源全面调查的基础上,利用GAP分析和空间自相关分析对鸟类丰富度的空间分布格局与热点区域进行了探讨,并对当前功能区划下的保护空缺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调查期间共记录鸟类89种,隶属10目29科57属,其中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12种,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附录I、II的11种;(2)不同环境梯度间鸟类群落组成差异显著,低海拔的森林生境物种多样性要明显高于高海拔的草原草甸生境;(3)鸟类丰富度的空间格局表现为从东北部的峡谷林区分别往西北、东南部冰川雪山递减;濒危保护鸟类的热点区域集中分布在西南部高山草甸,与全部鸟类的热点区域之间存在明显差异;(4)麦秀分区核心区范围与全部鸟类的多样性热点区域的分布一致,但未能覆盖濒危保护鸟类的热点区域,可能不利于濒危鸟类的保护。本研究结果有助于保护区划的修订与完善,同时亦能为小尺度下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的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三江平原湿地鸟类丰富度的空间格局及热点地区保护

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的开垦开发活动使湿地生物多样性遭到严重的干扰和破坏,导致生物多样性空间分布格局及热点地区的保护成为研究的热点。在对三江平原湿地鸟类预测的基础上,利用空间自相关方法分析三江平原湿地鸟类丰富度的空间分布格局,并找出湿地鸟类多样性的热点地区及优先保护顺序。研究结果表明,三江平原湿地鸟类丰富度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保护区及周边地区、河流和湖泊沿岸,是新建和扩建自然保护区的最佳区域。湿地鸟类丰富度高低集聚区主要分布在农田景观中,将它们设立成微型保护地块对于区域景观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利用湿地鸟类物种丰富度、国家级保护湿地鸟类、生境类型和结构、距最近保护区距离、破碎度、干扰度等指标,在研究区内共找到13个热点地区,总面积为1018.7km²,占研究区总面积的8%;利用系统聚类分析,将13个热点地区划分成3种优先保护顺序。构建的小区域范围内寻找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的方法,为相关政府部门更有效地进行湿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法对比

科学地评价区域内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重要性是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中的重要环节,目前在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导则中,推荐了NPP(净初级生产力,Net Primary Productivity)法和物种分布模型法,其中NPP法因其所需因子较少、计算简便得到广泛应用,物种分布模型法因所需因子较多、计算繁琐,应用较少。分别选用NPP法和MaxEnt(最大熵,Maximum Entropy)模型法对盘锦市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重要性进行评价,两种方法结果对比表明,NPP法无法覆盖全部的生物多样性重要区域,并且受农作物高NPP值的影响,其划定结果与鸟类实际分布范围不符,而MaxEnt模型法的结果更准确,与鸟类实际分布范围更相符,利用MaxEnt模型法最终得到盘锦市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保护红线面积1050.17km~2,占盘锦市陆域面积的25.85%,基本覆盖了境内东方白鹳、丹顶鹤、黑嘴鸥、震旦鸦雀等所有重点珍稀野生物种的栖息地和迁移路径的停歇地。本研究对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其结果能为盘锦珍稀濒危鸟类的保护与管理提供科学支撑。     

高强度开发地区鸟类自然保护地保护空缺识别——以天津市为例

高强度开发地区因长期受到人类活动干扰,自然生境退化严重,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威胁,区域内自然保护地保护效率亟待提升。科学评价高强度开发地区自然保护地保护效率、识别生物多样性保护热点与空缺地区,对城镇化建设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鸟类作为生物多样性指示物种,运用MaxEnt与InVEST模型分别计算天津市鸟类多样性及生境质量热点地区,并与现有自然保护地边界进行比较,精确识别保护空缺区域。结果表明：参与本研究MaxEnt模型建模的鸟类共19目54科228种;滨海地区各类自然与人工湿地为天津市鸟类最适宜生境,占天津市鸟类多样性热点地区的66.8%,且水库、鱼塘等人工湿地因食物来源充足,鸟类生境适宜度较高,表明适度的人工建设有利于提升鸟类多样性;天津市自然保护地对鸟类多样性热点地区覆盖率仅为37.7%,存在较为严重的保护空缺,空缺区域主要包括大神堂及临港地区湿地、河流交汇处及入海口湿地,是未来需进行重点保护的关键区域。采用两种模型协同分析的方法,能提高保护空缺区域识别精度,对高强度开发地区提高生物多样性保护效率具有一定普适性。     

城市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与管理——以澳门特别行政区为例

我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人地关系紧张。随着城市和经济的发展,人类空间与生态空间失调,城市生态和人居环境问题不断加剧。在建设美丽湾区、美丽澳门和人们对美好人居环境需求的背景下,通过划定城市生态保护红线以控制和维持现有重要功能生态空间,保护和改善高敏感生态空间,维护区域生态安全显得尤为重要。基于对澳门陆域生态系统调查,结合城市和自然资源特征,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生态系统敏感性、生物多样性分布以及现有生态保护区四个方面构建了城市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法框架,选取并评估水源涵养、雨洪调节、热岛调节、土壤保持、海岸带防护五类调节服务和生态系统服务中的休闲游憩的空间格局,水土流失敏感性和海岸带风暴潮敏感性两种生态敏感性的分布,并综合澳门具有保育价值生物的栖息地分布和现有保护区范围进行了城市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研究结果显示,澳门城市生态保护红线区域总面积6.71km²,占研究区面积的19.79%,覆盖了44%的生态空间、12.4%的海岸线、所有的重要物种栖息地及三分之一的古树名木。依照此生态保护红线研究进一步提出针对各类红线地块的保护和管理措施。研究提出的城市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思路,可以为其他城市的重要生态空间保护、修复与管理提供参考。     

三江平原东北部湿地生态安全格局设计

以三江平原东北部为研究区域,采用"3S"技术和数学模型,根据景观尺度上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的景观生态安全格局方法,对三江平原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进行规划设计.利用GAP分析方法预测湿地鸟类丰富度,并评价和计算了湿地鸟类干扰度,在此基础上构建物种运动阻力模型,并利用此模型计算物种运动阻力指数,建立物种运动等阻力面,在阻力面上识别战略点、辐射道和源间联接等景观组分.为了保护本区的湿地生物多样性,提出扩大保护区的面积、建立保护区与热点之间的廊道和设立微型保护地块的规划措施.提出的湿地鸟类多样性保护的景观生态安全格局技术与方法,不但为三江平原湿地及其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管理提供科学依据,而且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理论与方法.     

明溪县鸟类生物多样性分析及保护对策研究

选取明溪国家级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站2013 年8 月至2014 年7 月的监测数据, 分析鸟类组成及多样性情况, 对鸟类多样性的时间格局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 共记录到鸟类121 种, 分属15 目42 科; 分布型以东洋界为主,居留型以留鸟为主; 冬春季的群落多样性指数(H)和均匀性指数(E)均大于夏秋季, 尤其是春季最高。根据分析结果及当地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并提出保护对策。     

别拉洪河流域湿地鸟类丰富度的空间自相关分析

人类的开垦和开发活动使湿地生物多样性遭到严重的干扰和破坏,随着人们对湿地功能和价值的正确认识,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越来越被广泛关注,湿地生物多样性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是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利用空间自相关与空间滞后模型,对三江平原别拉洪河流域湿地鸟类丰富度的空间自相关性及其驱动因子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别拉洪河流域湿地鸟类丰富度及其驱动因子都具有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影响别拉洪河流域湿地鸟类丰富度空间分布的主要因子是干扰度、生境类型数、到道路的距离、到沟渠的距离、到湖泊的距离、到居民点的距离、海拔高度、坡度和人口密度;由于受空间自相关的影响,空间自回归模型优于传统的回归模型。研究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热点地区及其形成机制,对人们更好地保护和利用湿地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价值,同时也为研究湿地鸟类分布与环境因子的关系,建立预测物种分布模型提供科学依据。     

广东林业生态省建设与红树林保护

广东是我国红树林分布最多的省份之一,有红树植物17科31种,红树林湿地面积21 438.3hm²,主要分布在粤西,其次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红树林具有防灾减灾、净化环境、调节区域小气候、保护生物多样性等重要生态功能。在广东林业生态省建设中,保护和发展红树林被列为八大林业生态工程之一。本文对红树林的生态功能进行了具体分析;阐述了广东红树林资源分布现状、红树林在广东林业生态省建设中的作用以及保护、发展状况;指出目前红树林还面临围海造田、围海养殖、沿海城市化、废水污染等威胁,红树林保护任务艰巨;并就加强红树林保护提出建议。     

面向多重生态保护目标的广东省生态系统服务退化风险情景模拟

稳定、协调、可持续的生态系统服务供给是维持区域自然生命系统、保障区域生态安全的基础。面临生态系统所受的人为与自然干扰,有必要准确评估生态系统服务退化风险,揭示区域生态安全和可持续性提升路径。现有研究多叠加所有生态系统服务以评估生态系统服务退化风险,未能面向区域生态问题或生态需求对不同类型生态系统服务进行整合。研究提出面向多重生态保护目标的生态系统服务退化风险情景模拟框架,考虑广东省生物多样性保育、水资源安全、自然灾害防范等生态保护目标,选取代表性生态系统服务类型(生境维持、水源涵养、水质净化、土壤保持、洪水缓解、热带气旋缓解),基于不同典型浓度路径情景评估2018—2035年生态系统服务退化风险。结果表明,2018—2035年广东省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空间格局基本稳定,尽管有所退化、空间异质性强。生态系统服务退化风险的情景模拟表明,面向生物多样性保育目标的生态系统服务退化高风险区位于珠三角的深圳市、佛山市和江门市,以及粤西和粤东地区的湛江市、茂名市和揭阳市;面向水资源安全目标的生态系统服务退化高风险区位于珠三角的深圳市、中山市和江门市,以及粤西与粤东地区的茂名市、揭阳市和江门市;面向自然灾...     

国内外城市生物多样性评价与提升研究综述

城市生物多样性水平是反映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水平的重要指标,对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城市及其基础设施的扩张改变了土地原有的生态系统、水文状况和地表结构,不断加快的城市化进程对生物多样性造成了严重影响,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已成为当下城市生态建设中重要且紧迫的工作。与传统的生物多样性研究不同,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以保护生物多样性为前提,争取科学利用生物多样性为城市带来更广泛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当前城市生物多样性研究成果丰富且涉及层面多元,但仍面临缺乏系统性、整体性评价框架以及跨界、多尺度管理等关键问题。故对国内外城市生物多样性的状况评价、效益评价和提升路径三方面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总结当前城市生物多样性评价的标准与方法,并从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面对的主要挑战出发,梳理介绍国际合作、国家政策、城市规划、专项保护以及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等角度的城市生物多样性提升路径。讨论了城市生物多样性的关注点与未来研究方向,并对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提出政策建议,为各地编制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和开展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提供借鉴,以期促进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和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A habitat island approach to conserving birds in urban landscapes: case studies from southern and northern Europe

Wildlife conservation in urban habitats is increasingly important due to current urbanization trends. We review the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studying birds in urban landscapes, and point out the importance of the habitat island ecological theory as a research framework for the management and conservation of urban birds. Based on two comprehensive research projects conducted at urban parks in Spain (Madrid) and Finland (Oulu and Rovaniemi), several different issues related to bird conservation in cities are discussed, main findings of these projects are presented, and future research needs are suggested. Urban parks are important biodiversity hotspots in cities. Fragmentation conditions have the same deleterious effects to urban birds as in other fragmented landscapes. Park size accounts for species accumulation in urban parks; this pattern being highly nested. Urban parks of 10–35 ha would contain most of the species recorded in cities, but other indicators related to the probabilities of persistence of the target species should be obtained. Wooded streets can increase urban landscape connectivity by providing alternative habitat for feeding and nesting during the breeding season. Because increasing the size of parks is difficult in cities, enhancement of habitat diversity and resource availability for birds within parks (e.g. nest boxes, winter feeding tables, etc.) appears to be a straightforward way of increasing urban bird diversity. However, human disturbance (pedestrians) should be controlled since it can negatively influence many urban birds. We present a conceptual model for urban bird conservation, which includes three aspects (management,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nd research) and new alternatives to promote the involvement of different sectors of the society.     

整合多重生态保护目标的广东省生态安全格局构建

构建生态安全格局是缓解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突出矛盾，保障可持续发展的有效空间途径。但目前生态安全格局的构建过于强调综合，简单叠加多种生态系统服务的方法忽视了不同服务间的权衡与协同关系，难以直接支撑不同目标下的生态保护决策。以广东省为例，重点关注生境维持、水源涵养、水质净化、粮食生产、土壤保持、洪水调节、沿海灾害缓解七种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面向生物多样性保育、水资源利用、粮食生产、自然灾害防范等单一生态保护目标分别构建生态安全格局。研究结果表明，面向生物多样性保育目标的生态安全格局呈“双屏障带”式分布，生态源地主要分布在粤北生态发展区；面向水资源利用目标的水安全格局呈“五江一带”式分布，重点保护区主要位于河湖水库及周边绿地；面向粮食生产目标的生态源地主要分布在广东省东西两翼；面向自然灾害防范目标的生态源地在珠三角、湛江市、汕头市少有分布，集中在粤北生态发展区。基于多种生态系统服务综合重要性判定生态源地，并整合单一生态保护目标下的多重源地，识别综合生态源地共49536.10 km~2,主要分布在珠三角外围和粤北生态发展区。基于最小累积阻力模型和电路模型，识别了总长度2268.07 km...     

Global loss of avian evolutionary uniqueness in urban areas

Urbanization,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nthropogenic impacts on Earth, is rapidly expanding worldwide. This expansion of urban land‐covered areas is known to significantly reduce different components of biodiversity. However, the global evidence for this effect is mainly focused on a single diversity measure (species richness) with a few local or regional studies also supporting reductions in functional diversity. We have used birds, an important ecological group that has been used as surrogate for other animals, to investigate the hypothesis that urbanization reduces the global taxonomical and/or evolutionary diversity. We have also explored whether there is evidence supporting that urban bird communities are evolutionarily homogenized worldwide in comparison with nonurban ones by means of using evolutionary distinctiveness (how unique are the species) of bird communities. To our knowledge, this is the first attempt to quantify the effect of urbanization in more than one single diversity measure as well as the first time to look for associations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phylogenetic diversity at a large spatial scale. Our findings show a strong and globally consistent reduction in taxonomic diversity in urban areas, which is also synchronized with the evolutionary homogenization of urban bird communities. Despite our general patterns, we found some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intensity of the effect of cities on bird species richness or evolutionary distinctiveness, suggesting that conservation efforts should be adapted locally. Our findings might be useful for conservationists and policymakers to minimize the impact of urban development on Earth's biodiversity and help design more realistic conservation strategies.     

广东南昆山自然保护区两栖爬行动物资源调查

为了科学规划自然保护区,加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管理与可持续利用,于2006年4月16～25日、8月14～24日对广东南昆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的野生动植物资源进行了近20天的野外科学考察。调查表明,南昆山自然保护区现已记录72种两栖爬行动物,隶属2纲5目18科。其中两栖纲2目6科24种;爬行纲3目12科48种。两栖爬行动物地理区划属东洋界华南区闽广沿海亚区粤北动物地理省,区系组成以东洋界华中区与华南区共有种为主。东洋界种类明显占优势,达65种占总物种数的90．28％。本次调查同时发现了在广东省罕见的香港瘰螈和黑眼睑小树蛙。     

Urban biodiversity and the importance of management and conservation

The importance of urban biodiversity is debated by many in the conservation community. Some researchers and managers focus on threats to biodiversity associated with urbanization and land use change. In contrast to this approach, people who live in, study, or care about cities—ecologists, wildlife managers, conservation biologists, planners, and local residents—have debated what biodiversity means in urban settings. Recent literature on biodiversity in cities notes the range of ecolog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meanings of urban biodiversity and stresses the importance of defining the setting and scales at which biodiversity is being assessed. This approach to urban biodiversity has documented the importance of conservation of rare species and habitats but also the importance of managing the range of habitats in and around where people live, work, and play.     

3种广东省两栖爬行动物新纪录

2008～2010年,在对广东省山区开展陆生脊椎动物野外调查过程中,记录了3种广东省尚无正式分布纪录的两栖纲和爬行纲动物:宜章臭蛙(Odorrana yizhangensis)、锯尾蜥虎(Hemidactylus garnotii)及白尾双足蜥(Dibamus bourret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