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生理学的现状和任务

我代表莫斯科大学植物生理教研室向您们致敬。这教研室是季米里亚捷夫创立的,他在这里工作了三十四年,伟大的生物学家和思想家教导苏联的植物生理工作者要坚持唯物观点。我很高兴地看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许多学校中都县挂着他的肖像。我感到非常荣幸,能有机会在中国植物生理学者面前讲话。我不预备谈个别问题,因为这样     

我与王文采院士工作小记

正1997年,我北漂至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标本馆,从事《中国高等植物》的植物科学绘画工作。同年,经过前辈绘画家张春芳老师的介绍之后,有幸认识了王文采先生。当时,张春芳老师负责标本馆的后勤工作,由于我刚接触植物科学绘画,经常有问题向他请教,张老师总是不厌其烦地解答我的问题,对我帮助很大。一天上午,张老师要带我去认识一位权威人士,说有很多图需要绘制,希望我能够接受。我怀着忐忑的心情随他一起来到王先生办公室,王先生当时     

悼念恩师陈孟勤教授

<正>我敬爱的导师陈孟勤教授突然离我们而去,这不禁令我感到十分悲痛和怅然若失,因为我从此失去了导师的教导和指引,同时我国生理学界也失去了一位有战略眼光的领导者和长辈。春节前我带学生去看望他,当时尽管他身体已很羸弱,但仍能和我们谈笑,并关心和询问我的研究和系里的工作。我们当时还和他的家人商量在今年五一节他生日时给他庆祝90大寿,没有想到他很快就驾鹤西去,节前一晤竟是永别!     

我的虫友张保信先生

张保信先生是公元1932年8月生的,和我同岁。是我二十多年的虫友．记得第一次碰到他是1961年夏天的晚上．我和当时来台采集昆虫的白水隆博士(现为日本九州大学荣誉教授),在台北怀宁街的三时庄旅馆聊天时,他和另-一个人加入,而白水教授介绍得知他是这次和白水教授一起去采集的张保信先生．     

怀念殷宏章先生二三事

在北大当学生时,从吴湘钰老师讲授的植物生理学课上就知道了殷宏章先生的名字.1965年大学毕业我考上了植物生理所的研究生,在北京中科院研究生院读了一学期外文后,来到上海才亲眼见到了殷先生,他当时是植生所的副所长.当时植生所的光合作用研究室在殷先生的领导下是兵强马壮,科研成果不断,是我们当研究生的年轻人十分羡慕的.但由于我是罗士韦先生的研究生,在植物激素研究室,没有直接接触的机会,对殷先生的了解大多是从光合室当研究生的同学那里知道的,那时心中只是有着一种年轻学子对长者的崇敬.     

怀念汤彦承——一位难得的良师益友

汤彦承教授离开我们已经四年多了。他离世时我正好不在北京,今天依然为未能最后送他一程而感到十分遗憾。我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来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和他接触大多是在他留苏归国以后。他当时风华正茂:出身名校(西南联大,即清华、北大西迁时校名)、留苏,后来还担任研究室主任一职。更重要的是他出众的人品和学识,令同辈人钦佩。当时,大多数人都叫他“小汤”,但我更多的称“汤公”。由于他是我们单子叶组的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我们又成了邻居,因此有较多的接触机会。     

师徒情谊胜过父子

抗战遇良师我上大学来之不易,学习自然非常努力。在山东大学二年级时,童第周老师由欧洲回国,来山大执教,讲授实验胚胎学,这是一门新发展的实验科学,引起了我们很大的兴趣。他平易近人,时常与我们学生聊天谈学习,当时同班的张致一同学喜欢学习实验胚胎学,但我自己却爱好植物学,童老师便对我介绍中国植物生理学界的情况。他说当时有三个人从事植物生理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一个是罗宗洛教授,在南京中央大学;另一个是汤佩松教授,在武汉大     

一段难以忘怀的美好时光

正王文采院士是著名的传统植物分类学家。他主要研究毛茛科、苦苣苔科、紫草科、荨麻科等的分类和系统学,新发现了20个属,约500个新种,修订了毛茛科翠雀属、唐松草属、铁线莲属等多个属的分类系统;同时在对苦苣苔科的分类和系统学研究中,揭示了科的演化趋势,建立了后蕊苣苔属、吊石苣苔属和小花苣苔属的分类系统。我和他的相知相识就缘自"植物分类"这个专业媒介。事情可以追溯到1961年,那     

我国著名植物分类学家——蒋英传略

蒋英教授号菊川,是我国著名植物分类学家,1898年9月23日出生于江苏省昆山县(现改市)兵希强巷,1919年入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林学系,1925年毕业,又以优异成绩获得了美国纽约大学的林学学士文凭。 1928年他应中山大学聘请,来到广州中山大学农学院任教。他在他的老师陈焕镛教授支持下,白手起家创建了中山大学农学院植物标本室(即现在的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前身),这是当时全国较早建立的一     

我所认识的王德宝先生

接到王德宝先生仙逝的消息时 ,我感到深深的悲痛。我和他共事多年 ,195 9年我从有机所回到生化所时 ,分配到了王先生的组里。有一段时间 ,我和他共处一室 ,王先生给我讲他在美国的生活和他回国时的困难。他是一位很和蔼可亲的人 ,我生气的时候 ,他常常对我说“别着急嘛” ,使我平静下来。他也是一位很耐心的人 ,如果他对我们的实验结果有不同看法 ,他会平静地与我们讨论。我至今仍能快乐和感激地回忆起我和王先生共事的那段时光 ,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196 6年我回柏林后 ,我被洪堡大学医学系微生物研究所录取 ,开始攻读博士学位。根据当时的…     

怀念尊敬的罗宗洛博士

我和罗宗洛先生结交朋友,要追溯到六十年以前了。那时候,罗先生还在北海道大学的学生时代与我认识的。他在植物学教室学习植物生理学。我是1918年毕业于北海道大学,就在京都大学植物学教室担任助教。由于当时京都大学的研究室还没有农田,而我们又是以春小麦为材料,到了春天,就到北海道札幌播种小麦,夏天去进行调查。那是1920—1922年的事了,那时罗先生在坂村彻教授的指导下,从事植物生理学的研究。     

怀念罗宗洛先生

在纪念罗宗洛先生冥诞一百周年的日子里，植物生理学工作者将永远怀念先生在创立中国植物生理学，开拓祖国植物科学研究中的杰出贡献。作为他的学生、后辈，追思52年前认识先生后数十年的往事，犹历历在目。记得是在1946年初，我随中央大学复员回南京不久。由于学校复员搬迁关系，我们1946届提早毕业，所以到达南京后就要找工作。当时正好中央研究院院务会议在宁召开，听说时任中研院植物所所长的罗宗洛先生也出席了这次会议。我从报端看到此消息后，即商请我们的系主任欧阳富教授出函，将我介绍和推荐给罗先生。我的毕业论文是关于微量元素…     

广东省昆虫研究所简介

广东省昆虫研究所,成立于1958年,当时称中国科学院广州昆虫研究所,属中国科学院。1961年中国科学院华南野生动物综考队并入我所后,改为中国科学院中南昆虫研究所,1972年更名为广东省昆虫研究所,隶属于广东省科学院。1984年受国家林业部委托建立华南濒危动物研究所,     

酶的命名规范化及有关问题

在微生物、植物和动物体内,迄今已发现的酶有数千种之多。为了避免混乱,国际酶学委员会在1961年曾提出一个关于酶的分类命名的报告。1972年出版的《酶分类法》中,收录了当时所知的所有酶的分类命名资料。国际酶学委员会关于酶的分类命名原则已被各国酶学工作者广泛接受。鉴于这一原则有充分的科学依据,又便于国际交流,我国的各种出版物中也应     

植物生理学的二大先驱者——Sachs和Pfeffer

一般都认为Julius von Sachs是现代植物生理学的创始者。他对当时受黑格尔和歌德影响的自然哲学的植物学,给予各种的实验性质,建立了新的学科——植物生理学。然后,他的学生Wilhelm Pfeffer使这一知识完全摆脱了生机论,将植物的生理现     

川藏线记载着无尽的故事——寻找泡桐岗

我跑横断山那几年．爸爸已经90高龄．他天天自己“北京拨电话来询问我的行踪 ．连犄角旮旯的小地名也不放过。可惜当时我并不理解。我所追踪的那片珍稀植物的避难所,那个被称为“地球表面最凶险的褶皱区”．正是长征中爸爸最难忘的地方。[编者按]     

我心中的臧穆老师

<正>臧穆老师是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他的仙逝令我悲痛万分!回首往事,我跟随臧老师的时间不长,但是他生活、工作中的点点滴滴令我终生难忘!没有臧老师对我的教导、提携,就没有我的今天!在我眼里,他不仅是硕果累累的科学家,更是一个立体的人,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一个     

悼念李继侗老师

李糌侗老师与世长辞了,伹他的建設祖国的热忱,他的严謹的治学态度以及对青年人循循善誘的教誨,却永远留在我的心中。全国解放后不久,继侗师抱着滿腔的热情参加了1951年海南島热带植被资源的考察工作,当时虽然他已年逾半百,伹那种不怕艰苦、认真負責的精神以及他的朴实的作风,都深深感动了年青一代。1955年,我随继侗师参加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綜合考察工作,面对自然界丰富的植物資源,他热情奔放的說:“我們应     

蝙蝠能从地面起飞

1954年的中字动物学课本上说蝙蝠不能直接从地面飞起,必须从高处趁下落时起飞。当时大家都对此说有所怀疑。从那时起,我和学生们一起进行了试验,屡次试验的结果证明,它能从地面直接起飞,今简述于下。 1.从地面起飞的试验:1954年夏晚雨后,捕得蝙蝠一只,趁灯光放置地面,稍停,即腾身飞起。 1955年元旦前夕,从纸糊的顶棚上捕得蝙蝠一只,放它在地上爬行,作准备活动后即从地面飞起。 1955-1960年期间,又在不同季节作过几次试验,均能从地面飞起。 1960年冬,落雪后捕得一只冬眠状态的蝙蝠,不愿行动,使它甦醒后,也就能够起飞了。 1961年5月15日晚,捕得飞入室内的大蝙蝠一只(两翼展开长近30厘米),作了起飞试验。起飞数次以后,放在盒内饥饿三日仍可正常飞行。 1961年又在严冬扑到一只蝙蝠,甦醒后试验的结果,也能够从地面直接起飞。     

怀念植物生理研究所的创建者罗宗洛教授

正直而安于清苦,勤奋好学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本色,罗老就是这样的一位知识分子。他一生坎坷,将无数不遂心的事蕴藏在心灵深处。解放后当他受命筹建植物生理研究所时,欣喜万分,意气风发,称此为:“我生平之宿愿,此亦为当时亚洲第一个独立的植物生理研究所也,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才可能实现的大事。”从此先生苦心经营和发展研究所的事业,直到他的心脏停止跳动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