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美黄石

位于美国西北部的黄石国家公园始建于1872年，1978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它是全球第一个国家公园，也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自然保护区。     

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核算

生态产品是维系生态安全、保障生态调节功能、提供良好人居环境的自然要素，国家公园作为我国代表性生态系统、自然景观和遗产、野生动植物物种分布的重要区域，是生态产品的重要供给区域，在提供高质量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生态产品总值(GEP)是生态产品价值的总和，并能够客观反映生态系统状况和生态保护成效。以我国首批5处国家公园为研究对象，通过核算其2000年和2015年GEP,得出如下结论：(1)2015年国家公园总GEP为10813.6亿元，主导服务功能是水源涵养和气候调节，占总值的70.0%,单位面积GEP为652.0万元/km²,是全国均值的1.4倍。(2)三江源国家公园GEP最高(4547.7亿元),其次是大熊猫、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等；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单位面积GEP最高(5140.5万元/km²),其次是武夷山、大熊猫国家公园等。(3)2000—2015年，国家公园GEP增长1.0%,单位面积GEP基本稳定，三江源和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增幅较大(3.1%和1.0%),而大熊猫国家公园有所下降(-2.0%),主要与地质灾害导致的...     

自然保护与景观保护：英国国家公园保护的“二元方法”及机制

英国应对复杂问题形成了精细而又综合的国家公园保护机制，具有鲜明特色和重要借鉴意义。自然保护与景观保护是英国国家公园保护的“二元方法”，是国家层面保护制度在国家公园中的“投射”。基于此形成了以国家保护制度为骨架，国家公园层面补充强化的国家公园保护制度。首先，系统阐释了国家层面以生物多样性为主导的自然保护机制和国家公园层面的强化措施；其次，分析了基于景观特征评估的景观保护机制。在此基础上，提出英国国家公园自然保护与景观保护对中国当前国家公园机制建构的借鉴意义。     

国家公园遴选标准的国际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我国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举措。国家公园作为国际普遍认可的自然保护手段，受到世界各国的欢迎。美国、加拿大、德国、南非、日本等国的国家公园建设较早、发展较好，通过分析其国家公园建设经验得出：（1）国家公园是以自然保护为首要目标，并为公众提供享受大自然的场所；（2）其评价对象与标准主要包括，自然景观/自然遗迹、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重要栖息地、面积/范围、自然区域/自然环境、文化景观等；（3）根据资源条件和目标定位的差异，国外国家公园的选建模式主要有基于生态区划的国家公园建设模式、基于社区共建的国家公园建设模式和基于资源主导的国家公园建设模式。在国际经验研究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自然资源状况及国家公园建设需求，提出我国国家公园发展建议：（1）明确国家公园的功能定位和发展目标；（2）制定国家公园评价准则和方法，建立以国家代表性、完整性、原真性为主，包括生态区位重要性、历史文化价值等因素的国家公园评价指标体系；（3）划定面向国家公园规划布局的生态地理分区，在区域内建立国家公园，并与生态系统优先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关键区，或代表性自然景观格局相协调。     

武夷山试点经验及改进建议: 南方集体林区国家公园保护的困难和改革的出路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在2015年1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十三部委印发《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后正式开启,并在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7年印发《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指导下形成普遍规范, 2020年基本完成(臧振华等, 2020)。2020年是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收官之年,在2021年初总结试点经验,旨在为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收尾,迎接国家公园正式运行。福建省是4个国家级生态文明试验区之一,森林覆盖率多年全国第一,生态文明指数全国第一(http://49.5.6.212/html/2019-04/24/content82971.ht m)。福建武夷山国家公园是10个体制试点区之一。     

面向国家公园管理目标的综合灾害风险管理:一个概念模型

减小阻碍国家公园管理目标实现的灾害风险，实现管理有效性，是保证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建立的重要途径。研究提出，面向国家公园多元管理目标，保障社会-生态系统稳定性和恢复力，国家公园灾害风险管理具有综合性。这种综合性体现在国家公园内致灾因子与承灾体的多样性、相对性与转化性，需要集成分别侧重社会与生态系统的传统自然灾害风险管理与生态风险管理，让灾害风险管理贯穿国家公园具体管理。为实现集成应对这种综合性，研究首先总结国内外多类型自然保护地灾害风险管理特点与经验，辨析国家公园灾害风险管理在国家公园管理职责和管理规划中的定位，从3个方面提出对我国国家公园灾害风险管理的启示：1）需要与国家公园宏观管理目标紧密相连；2）以维持社会-生态系统理想状态为目标；3）要具有管理空间、时间与运行的整体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面向国家公园管理目标的综合灾害风险管理框架，其主要特点是：1）具有"层级式"管理目标；2）以社会-生态系统服务为评价终点开展以理想状态为目标的风险管理；3）联结研究与管理、协调科学与价值观进行适应性管理。     

祁连山国家公园植被时空变化及其对人类活动的响应

祁连山国家公园地处青藏、蒙新、黄土三大高原交汇地带的祁连山北麓，作为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之一，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功能区、水源涵养地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其生态功能不可忽视。以祁连山国家公园2000—2019年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和净初级生产力(NPP)数据为基础，结合气温、降水、土地利用、矿产开采和旅游发展数据，利用泰尔-森趋势分析(Theil-Sen趋势分析)、曼-肯德尔检验(Mann-Kendall显著性检验)、土地转移概率矩阵和多元残差分析方法，分析该区域的植被时空分布特征、变化趋势特征及其对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响应。结果表明：(1)2000—2019年祁连山国家公园内NDVI和NPP在空间上呈现出东南高西北低，由东南向西北递减的格局。时间上呈现上升趋势，上升速率分别为0.0053/a和0.0014/a;(2)祁连山国家公园内NPP提高、降低和稳定区域分别占总面积的87.29%、0.40%和12.30%。降低区域零星分布于整个国家公园，其中在走廊南山和冷龙岭交汇处，靠近甘青两省交界边缘分布最为集中。提高区域分布广泛，尤其以国家公园东部最为明显；(3)祁连山国家公园NDVI与气...     

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经验与挑战

大熊猫国家公园试点于2016年8月由四川、陕西、甘肃三省人民政府联合上报《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2016年12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2017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2018年10月29日,大熊猫国家公园管理局正式挂牌;2018年11月,大熊猫祁连山国家公园甘肃省管理局、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省管理局、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省管理局相继挂牌;2020年3月17日,大熊猫国家公园管理局印发《大熊猫国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2020年6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印发《大熊猫国家公园总体规划(试行)》。在试点过程中,初步建立起由大熊猫国家公园管理局、省管理局、管理分局、管护站(管护总站)构成的实际管理体系,其中省管理局3个、管理分局14个。     

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生态系统完整性与原真性评估框架

青藏高原具有全球独特的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系统，生态系统完整性与原真性极高，建设国家公园群是青藏高原整体性保护重要生态系统完整性与原真性的重要手段。遵循"内涵界定-框架梳理-框架构建"的研究思路，科学界定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完整性和原真性内涵并建立概念模型，通过梳理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完整性评估的主要框架，在对区域自然生态和社会人文系统科学考察的基础上，分析区域生态系统完整性与原真性保护与监管需求，从生境质量、生物群落、生态系统服务、自然条件与灾害、人类活动、人文景观6个方面构建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潜在建设区生态系统完整性与原真性评估框架，以期为未来国家公园群建设与管理提供基础支撑。针对目前国家公园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未来评估应用需充分体现国家公园复合生态系统和"群"的特征，并建立生态系统完整性与原真性监测体系，从而更全面的服务于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生态系统完整性与原真性保护。     

国家公园旅游可持续性管理评估指标体系——以西藏色林错-普若岗日冰川国家公园潜在建设区为例

当前，国内外对于国家公园旅游可持续性的定义及其评估指标尚未形成共识，已有的部分指标存在可操作性较弱、管理成本较高等问题，无法直接应用于中国国家公园旅游可持续性的管理与评估。从三条路径构建国家公园旅游可持续性管理评估指标体系：以实际需求为导向，分析国家公园所在区域对旅游可持续性管理评估指标的需求；以国际共识为导向，检验《全球可持续旅游目的地标准》在国家公园的适用性；以实践为导向，梳理世界主要国家及地区国家公园旅游可持续性的管理重点。以色林错-普若岗日冰川国家公园（简称"色-普国家公园"）潜在建设区为例，建立国家公园旅游可持续性管理评估指标体系。从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等方面明确了色-普国家公园潜在建设区对管理评估指标体系的需求。经过适用性判定，识别在色-普国家公园潜在建设区具有较强适用性的可持续旅游目的地评估指标。通过频次统计，从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制度建设等方面遴选世界主要国家及地区国家公园旅游可持续性的重点管理指标。所建立的色-普国家公园潜在建设区旅游可持续性管理评估指标体系包括5个一级指标，15个二级指标，36个三级指标。在此基础上，建议逐步建立健全监测与统计体系，为管理评估指标体系的应用提供支撑。     

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地域功能与结构研究

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建设是促进青藏高原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模式探索。解析地域功能、建构有序的空间组织模式是其关键科学基础。基于青藏高原科学考察研究队提出的国家公园群建设方案，从地域功能和空间结构上进行了探讨。研究认为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具有生态保育功能、生活保障功能和游憩公益服务功能，并表现为空间异质性、时间变异性、多样复合性和相互依附性4种特性；在层级结构上可以划分为2个跨国国家公园、8个旗舰国家公园和11个一般国家公园，未来可再融入青藏高原其他不同层级的自然保护地；从"群"层面优化单体国家公园的功能定位和整体层面的有机组织，需要在类型结构、层级结构和空间结构上进行综合统筹，建构点域、线域、面域相结合的空间组织模式，形成联系紧密、发展稳定、演化有序的功能有机体，才能够深入推进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建设、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和区域绿色发展的三位一体目标实现。     

2015—2020年间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景观格局变化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森林资源富集，探究该地区景观格局时空演变特征，对维护海南岛生态安全屏障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依托2015年和2020年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地表覆盖数据，建立景观分布格局体系，采用景观格局指数、单一景观动态度和景观转移矩阵的方法，分析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10类土地覆盖类型的景观格局变化特征，探究其变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15—2020年，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整体景观破碎度呈现降低趋势，空间集聚性增加，综合动态度较小，景观类型整体较稳定。(2)雨林优势种常绿阔叶林面积不断增加，破碎度减小，呈正向增长态势；针叶林与灌木林面积减少；部分水体转化为湿地等，面积减小；其余景观类型面积占比较小，按自然演替方向发展变化。(3)景观格局演变主要以雨林自然演替为主，其次受政策、气候等因素综合影响。综上所述，自开展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以来，其景观格局趋于稳定。政策引导发挥着重要的正向作用，有针对性地开展热带雨林景观保护及修复工作，有助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可持续发展。     

中国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进展、问题及对策建议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是实现自然生态保护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2015年我国启动了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 旨在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改革提供实践经验。为评估5年多来试点改革成效, 基于对10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开展的深入调研, 发现: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稳妥有序推进, 在国家公园顶层制度设计、建立管理体制机制、法规制度建设、生态环境治理、夯实保护管理基础等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 积累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但还存在一些问题, 如法律、制度、标准相对欠缺, 管理体制改革不到位, 资金保障机制仍不成熟, 生态环境监管制度缺失, 保护与发展矛盾依然明显等。为此, 本文从推进法治体系建设、深化管理体制改革、构建多元化资金保障机制、健全生态环境监管机制、促进国家公园共建共治共享等五个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以期为2021年正式设立一批国家公园、初步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提供参考和依据。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试点经验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是目前最晚启动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其诞生和推动一直受到高度重视。2018年4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积极开展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建设热带雨林等国家公园,构建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海南省委省政府把建设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确定为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12个先导性项目之一和建设国家公园生态文明试验区的三大标志之首。     

我国国家公园自然资源管理探讨

2017年, 我国在部分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启动了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试点, 旨在为国家公园等重要生态空间自然资源管理积累经验。2021年10月12日, 习近平主席宣布设立第一批国家公园。因此, 探讨国家公园的自然资源管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可为未来资源环境领域的管理提供参考。本文对国家公园自然资源管理体制试点开展了调研。研究发现, 国家公园自然资源管理工作在机构设置、地方立法、权责划分等方面取得进展。我国已建立中央垂直管理、中央和地方共同管理、地方管理等国家公园自然资源管理体制, 各省级立法机构共出台了5部国家公园地方性法规, 为国家公园自然资源管理提供了法律依据。此外, 南山国家公园管理局和武夷山国家公园管理局印发了权责清单, 为国家公园自然资源管理职责划分做了有益探索。但还存在一些问题, 如国家公园自然资源管理体制映射关系复杂、自然资源权属需进一步厘清、顶层设计需进一步加快等。为此, 本文从构建集中统一管理体制、完善国家公园法治体系、厘清自然资源权属关系、有序开展社区人口转移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以期为国家公园自然资源管理提供参考。     

中国国家公园体制改革: 回顾与前瞻

自2013年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 我国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已取得了重要进展, 成为整个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任务中进展最快、成果最显著的综合性改革。过去5年, 通过国家公园体制改革试点, 初步完成了国家公园的顶层设计、明确了管理体制、启动了相关立法程序, 筑就了国家公园建设的基本框架。改革的主要经验可以总结为四个方面: 一是高层引领与改革创新, 二是试点先行和动态调整, 三是问题导向和顶层设计, 四是利益相关方参与和改善治理体系。然而, 未来国家公园体制建设仍然任重道远, 面临众多挑战和困难, 包括国家公园建设区通常人口众多、土地权属复杂、利益相关者众多、缺乏多方参与机制、地方管理能力薄弱等。今后, 应在总结国家公园体制改革经验的基础上, 坚持正确的改革取向, 进一步扩大开放和创新思维, 坚持法治优先、系统推进、分类指导、分阶段实施的基本原则, 采取顶层设计加试点先行的方式, 实现依法办园、科学办园、民主办园、开放办园; 加快推动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地立法, 建立国家公园现代化治理体系, 探索建立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最终使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得到整体保护, 人民利益得以最大化, 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基于多类型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的国家公园综合监测体系构建

随着我国自然保护事业进入新时代，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思路得以明确，以国家公园为代表的自然保护地监测工作也被赋予了更高的要求。监测在促进国家公园科学规划与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国家公园管理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可靠的监测数据和信息的支撑。我国的国家公园试点由各类型自然保护地整合设立，因此面临不同监测类型之间的整合，存在缺乏统一的监测指标体系、有效的监测数据管理、健全的监测实施机制等问题。在对各类型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的基本思路下，基于国外国家公园监测实践与经验，综合考虑我国自然保护地的监测现状和需求，从顶层设计出发，构建了以自然资源清查为基础、以生态监测为核心、以自然与人为干扰监测为辅助、以管理有效性监测为补充并服务管理有效性评价的国家公园综合监测体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由三级监测网络、监测数据管理、管理有效性评价三部分组成的国家公园监测实施机制。在国家公园监测体系构建方面进行了探索与尝试，以期为我国国家公园监测体系以及监测制度的建立提供有益参考。     

基于无人机遥感的三江源国家公园藏野驴种群数量及生境时空变化研究

藏野驴（Asinus kiang）是青藏高原特有物种，我国一级野生保护动物。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是藏野驴的主要栖息地之一，而生物多样性保护也是国家公园的重要职能，准确了解藏野驴的种群数量及栖息地变化无论是从野生动物保护还是从国家公园建设指导来看均具有重要意义。以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为研究区，利用无人机遥感技术开展藏野驴种群数量调查工作，在此基础上利用选择指数与因子分析揭示藏野驴的生境选择偏好，识别其适宜栖息地范围。并深入探讨近20年藏野驴适宜栖息地的时空变化特征，探讨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无人机可以有效识别藏野驴个体，在调查样带内共发现藏野驴252头，经过推算2017年春季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内共有藏野驴20989头。（2）藏野驴倾向于选择距居民点1 km以外，距道路1-3 km范围内，距水源1 km以内，且植被覆盖度介于0.4-0.8之间的坡度小于5°的平坦区域做为栖息地。（3）2000-2018年间，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内的藏野驴适宜生境面积增加了330.76 km²，达到4747.10 km²，面积占比增加1.73%，达到了24.85%。这主要是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协同作用下导致的水体扩张与植被覆盖度增加驱动的。此外，虽然道路的扩张仅限制了小面积的适宜栖息地增加，但可能造成栖息地连通性下降等更为严重的后果。本研究证明了无人机遥感技术在青藏高原等开阔区域进行野生动物调查及栖息地研究的可行性与优势，相关技术方法与研究成果可为三江源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提供参考与支撑。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保护地体系管理机制的构建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以来，关于国家公园试点区、机构体制改革等方案相继推出，国家公园的建设稳步进行着。从机构设置、权力配置以及运行机制三个方面探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保护地体系管理机制的构建。分析发现：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的设立使得国家公园有了统一的管理机构；先前多部门的职能被重新整合，权力的上交和流转、日趋完善的监管机制极大地促进了国家公园体制的建设。结合国外经验，得出我国在国家公园管理机制的构建中应重视基层机构的设置、监督机制的加强以及法律法规的完善等结论。并且对生态补偿以及多样化的管理方式做出了展望。     

基于扎根理论的社区参与国家公园建设与管理的机制研究

大量研究表明自然保护地周边社区居民对保护地的态度是影响社区参与保护，实现保护地管理目标的主要因素，由此建立了"认知-态度-参与"的行为逻辑。中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希望进一步推进社区与保护地的关系，全面提升自然保护管理效率，也建立在对这一行为逻辑的认同之上。为验证社区认知与行为的关系，并为促进不同利益相关者参与国家公园建设与管理提供科学支持，研究试图分析武夷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社区居民的国家公园的"认知-态度-参与"的行为逻辑以揭示社区参与国家公园建设与管理的深层机制。与一般研究不同在于，本研究是针对正在建设中的国家公园，使得本地利益相关方的态度有机会影响国家公园建设进程。为获得社区"认知-态度-参与"核心观念，探索社区参与的过程和方式，提出促进社区参与的方法，研究采用扎根理论这一质性研究方法，基于对本地利益相关者采用半结构化开放问题的深度访谈，归纳出概念与范畴，形成社区参与国家公园建设与管理的理论。研究首先形成45个概念与13个范畴，通过范式模型研究发现，稳定资源使用权利、引导社区参与决策、保障社区发展权利、创新社区产业模式、提高个体适应能力、降低政策风险影响等六个主范畴能够解释社区居民对国家公园的认知-态度-参与这一行为逻辑。通过归纳主范畴，研究进一步提炼出社区参与国家公园建设与管理的理论核心在于社区自然资源管理的自主性、创新性与适应性，其内在机制在于社区参与是一个自主性提高的动态过程，需要通过保障社区生计资源禀赋来实现长期的价值转化，最终使其成为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治理的组成部分。在理论阐释基础上，研究提出从改善社区认知、提升社区参与角度推进国家公园建设的路径。研究也指出，所提出的社区参与机制理论能够提炼量化指标评价社区参与，追踪武夷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