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程政武先生

<正>程政武先生于2015年4月12日与世长辞,享年84岁。一直以来感激先生对我的帮助,特写此文,以为纪念。我与程政武先生相识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当时正在赵喜进先生指导下攻读研究生学位。虽然不记得第一次面见程政武先生是具体哪一天,但至今清晰记得当时的场景。先生来拜访赵喜进老师,两人攀谈片刻后,赵老师就叫我     

邹承鲁先生320号大院的情结

1965年我考取中科院上海生物化学所的研究生．当我第一次踏进上海岳阳路320号的大门时．迎面大楼的建筑特色使人难忘．就像进入了一座科学殿堂。在这里集中了我国许多优秀的生物学家。他们作出了像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这样的令世人瞩目的工作。在这个大院的原生理生化所大楼的三楼一间办公室．我第一次见到了我的第一位导师邹承鲁先生。邹承鲁先生已驾鹤西去．我失去了一位尊敬的老师．中国失去了一位杰出的爱国生物化学家。他的精神永存。     

追忆与吴汝康先生相处时光中的往事

正1962年4、5月间,我第一次见到吴汝康先生。那时,正值复旦大学人类学教研组为我们开办"人类学专题讲座"。教研组主任吴定良先生从中科院古脊椎所邀请到吴汝康等三位先生,为我们作"古人类学与古脊椎动物学"系列讲座。吴先生主讲"古人类学",我们才首次面见吴先生,聆听到他的讲课;另外两位,即邱中郎先生讲"古人类的旧石器文化",孙艾玲先生讲"古脊椎动物学"。吴汝康先生来到复旦,与当年他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导师吴定良先生     

回忆邓叔群先生在微生物研究所真菌室的日子*

我于1953年自广州华南农业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真菌植病研究室工作,导师是戴芳澜先生。1956年真菌植病研究室扩大成为应用真菌学研究所,1958年底与北京微生物研究室合并成为微生物研究所至今。戴先生 1973年逝世前一直担任各个时期的研究室主任或研究所所长。 早在学校时我已知道戴芳澜先生和邓叔群先生是我国真菌学和植物病理学的创始人和奠基人;参加工作后又从戴先生处得知邓先生还是我国森林学和森林病理学的先驱。直到1955年邓先生从沈阳农学院重归中国科学院,参加真菌植病研究室的工作我才第一次见到了邓先生本人。邓先生回…     

传承恩师邹承鲁先生的创新精神

<正>2023年,又逢春风拂面的季节,也迎来了我的恩师、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承鲁先生百年诞辰。作为1978级文革后的第一批研究生,我有幸投到邹承鲁先生门下。先生的教诲使我受益终身。邹承鲁先生是国际著名的生物化学家,一生取得了丰厚的创新性科研成果。在剑桥大学师从著名生化学家凯林教授(Keilin)做博士研究生时,     

记侯宗濂先生一、二事

侯宗濂先生是我们的前辈,当我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他已经在德国Pflügers Archive上发表了一系列科学论文,蜚声学林,成为一位知名的生理学家了。我第一次见到他,还是比较晚近的事。相识虽晚,但对于他学识的渊博和品格的高尚,是十分敬佩的。     

心系喀斯特生灵

在我十岁那年,父亲去武汉出差,带回了一本书——《珍稀动物大观》,作者是著名科普作家刘后一先生和陈金兰女士。这是我的一本启蒙读物,我第一次在书中知道有一种灵长类动物,叫做白头叶猴。     

心系喀斯特生灵

在我十岁那年,父亲去武汉出差,带回了一本书——《珍稀动物大观》,作者是著名科普作家刘后一先生和陈金兰女士。这是我的一本启蒙读物,我第一次在书中知道有一种灵长类动物,叫做白头叶猴。     

深切悼念陈孟勤先生

<正>那是1985年锦城(成都)一个金秋的下午,一位面带微笑的长者向我走来,他握着我的手,祝贺我当选为生理学会的常务理事,亲切地跟我说:冯(德培)、王(志均)两位先生竭力推荐您进常理会工作,相信您将不负众望。那是我和陈孟勤先生的第一次见面。作为秘书长,他刚成功地组织了第17届全国大会,并当选为学会副理事长,襄助王志均理事长主持学会的工作。我不久就去了美国。1987年底回国后,我更多地参与了学会的工作,特别是为筹备在上海举行的第     

江西武夷山十四年的观鸟与科研

<正>"您好!我是省科学院的老林……"那是2004年夏初的某一天,因陪同时任香港观鸟会副主席的迈克·科本先生到江西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观鸟,江西省科学院的林剑声将电话打到江西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办公室。此前,我二人从未谋面,这是第一次电话联系。而就是这个再普通不过的电话,     

纪念赵喜进先生

正赵喜进先生于2012年7月21日仙逝,享年77岁。两年来一直想撰文纪念先生,但忙于各种事务,直到今天才得以动笔。我第一次见到赵喜进先生是1991年深秋的一天,当时他还在古脊椎所院落当中的一处平房办公。记得他办公室中间是一张大桌子,上面有些凌乱,摆放着各种东西,有书籍,有稿纸,还有化石。第一印象是赵喜进先生非常随和,笑眯眯地告诉我,在古脊椎所研究恐龙至少有一个     

我的虫友张保信先生

张保信先生是公元1932年8月生的,和我同岁。是我二十多年的虫友．记得第一次碰到他是1961年夏天的晚上．我和当时来台采集昆虫的白水隆博士(现为日本九州大学荣誉教授),在台北怀宁街的三时庄旅馆聊天时,他和另-一个人加入,而白水教授介绍得知他是这次和白水教授一起去采集的张保信先生．     

旧日重现——回忆跟随张森水先生学习工作的时光

<正>张森水先生离开我们十年了。岁月匆匆,时光冉冉。时间总是那样的吝啬,不肯为我们停下来,哪怕只有一刻的时光。好在我们还有记忆,回忆可以把我们带到过去,让那旧日重现。我第一次见到张老师是1988年秋天,在广东韶关马坝召开的纪念马坝人发现三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议上。那时我刚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没几年,负责中国通史陈列旧石器时代的内容设计。张老师知道我从事与旧石器研究相关的工作后,非常高兴,他建议我参加1989年即将在北京     

把慈父般的爱献给了爱他的学生们——忆爱生如子的恩师邹承鲁先生

<正>1992年，在北京农业大学(现为中国农业大学)生物学院阎隆飞先生的推荐下，我报考了生物物理所邹承鲁先生的博士研究生，此后在邹先生的实验室度过了难忘的三年宝贵时光。在这期间发生了较多趣事值得回忆，其中有一件事是在我参加博士生面试的时候，当时我来到邹先生办公室，心情特别紧张且激动，我第一句话刚出口，     

我在早期胰岛素A、B链拆合组学习的经历和见闻

<正>今年是我国成功化学合成结晶牛胰岛素发表50周年。我大学毕业前后曾参加过早期牛胰岛素A、B链的二硫键拆合工作,在工作中学习到很多知识。为纪念半个世纪前我国科学家所作的贡献,本文记述我参加这项工作的经历、见闻和印象。1第一次来生化所1959年2月寒假结束后,我读四年级下学期。因为北大生物系和化学系与生化所准备合作做人工合成胰岛素的工作,开学后区乐昌(助教)先生带领我班几个同学(王志美、汪开圣和我等)从北京     

60年鲸鱼研究 从资源利用到物种保护

<正>我第一次真正见到搁浅的鲸是在1952年。那一年,一头长须鲸在大连搁浅,拖到码头后就在码头上当场解剖。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长须鲸。那条长须鲸有十三四米。那时候也没有解剖工具,一天都没解剖完,也没用专门解剖的人,就是随便割,没规律。这等于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尸体。     

布达佩斯寻故

正当2004年5月我在德国魏玛参加第四纪哺乳动物学的国际会议时,非常吃惊地在学术委员会名单中看见了克莱佐依(Miklós Kretzoi)先生的名字。吃惊之处在于,我一直认为先生是一位"古人"了。因为,我经常阅读的他的文献大多数写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实际上,他的第一篇古脊椎动物学论文发表于1927年,恰巧与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开拓者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奠基人杨钟健先生的第一篇古脊椎动物学论文发表于同一年。杨老于1979年去世,我在1980年才开始学习古生物学,与杨老未曾谋面,所以完全没想到竟然有可能见到与杨老同时代的克莱佐依先生。     

别打水豚的歪主意

<正>我的邻居布托先生是位美食家,他每天最喜欢做的事就是研究各种好吃的新菜品——然后将它们推荐给我。过去,我总是顾及邻居间的情谊,没有拒绝他的盛情。但一个礼拜之前,我终于忍无可忍了。因为,他居然想把我最喜欢的一种动物——水豚——写进他的菜单,实在是太过分了!不过,布托先生向来不达目的不罢休。于是,接下来的这一周,我们之间展开了一场有关"水豚到底该不该吃"的电话辩论赛。第一回合:是老鼠还是猪?     

献身 求实 团结 奋进——王应睐先生塑造研究所文化品格

<正>今年是王应睐先生110周年诞辰。先生年长我54岁,我入所的时候先生76岁,我毕业的时候他82岁,虽然直接交流不多,但我有幸获得先生鼓励、提携与帮助,对我的人生道路影响至深。记忆中留下了吉光片羽: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实验室与先生办公室同在生化楼4楼。导师许根俊曾经告诉我,"王所长很看重你"。当时年少,得先生垂青,平添几分自信。1989年我博士毕业论文答辩,先生以82岁高龄亲自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我的论文当年获得了首届中国科学院院长奖学金特别奖。     

中国民间观鸟

<正>1996年夏季在美国采访期间,我注意到了这样一个数字:在美国2亿的人口中,有8000万观鸟爱好者,而欧洲观鸟爱好者所占人口比例可能更高。怀着深深的好奇,我参加了在苏必利尔湖畔的一个观鸟者年会。参会的多是老人,而且多是业余鸟类爱好者。那是我第一次听说观鸟,第一次知道业余观鸟人能认识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