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东湾湿地环境保护与资源持续利用对策

1　引　言辽东湾湿地是我国乃至亚洲最大的河口湿地(图 1 ) ,仅次于罗马尼亚的多瑙河河口湿地 ,居世界第二位。它东起营口市老边区 ( 1 2 2°2 6′) ,西至凌海市小凌河口 ( 1 2 1°8′) ,南起盖洲市大清河口 ( 40°2 5′) ,北至北宁市沟帮子 ( 41°2 1′) [1] ,陆地面积为1 2 9× 1 0 6ｈａ,- 5ｍ等深线以内的浅海面积为 4 4× 1 0 5ｈａ(包括盘锦市的全部及营口和锦洲市的部分地区 ,其中 90 %以上的湿地位于辽河三角洲地区 ) [2 ] 。目前 ,仅双台子河口东西两侧百余万亩芦苇沼泽尚存有湿地风貌 ,辽东湾湿地已岌岌可危。60年代以后 ,辽东…     

应用碳氮稳定同位素技术研究江豚(Neophocaena asiaeorientalis ssp. sunameri)食性

稳定同位素技术已广泛地用于分析生态系统中食物网的食物来源和营养级关系,但在海洋哺乳动物食性方面应用较少。通过分析2012年4—6月在辽东湾沿岸海域搁浅而死亡的江豚样本和同时期(6月)取自辽东湾海域主要渔获物的碳氮稳定同位素比值,研究了江豚(Neophocaena asiaeorientalis ssp.sunameri)及其可能摄食饵料的碳氮稳定同位素组成。结果表明:江豚δ13C值为(-18.4±0.3)‰,δ15N值为(13.8±0.4)‰。28种可能生物饵料的δ13C值的范围为-19.5‰—-17.0‰,δ~(15)N值的范围为11.4‰—14.0‰。江豚的营养级为4.5,高于传统胃含物分析法的研究结果。28种测试生物的营养级位于3.8—4.6之间。江豚的食物来源主要以鱼类为主,对食物种类的喜食顺序为中上层鱼类中下层鱼类底层鱼类头足类虾类蟹类,其平均贡献率分别为43.9%、18.2%、13.1%、10.0%、8.8%、6.0%。江豚碳氮稳定同位素比值与体长无明显的线性关系,碳营养源较为稳定,氮营养源复杂多变。     

辽东湾滨海湿地景观规划预案分析与评价

在通过LEDESS模型对辽河三角洲景观规划预案所导致的生态后果进行模拟的基础上,通过构建综合反映区域生态经济效应的斑块生态经济指数,以GIS为工具,对各预案可能导致的区域生态经济效应进行了空间分析,并与现状进行了对比。结果表明,预案A（生境调整）和预案B（生境管理）不仅能够显著改善水禽生境,带来较高的生态效益,而且使区域综合的区域生态经济效益都有显著改善。预案C（农业开发）尽管能带来较高的经济效益,但由于导致的生境损失,其综合的生态经济效益与现状相比还有所下降。另外,模拟结果还表明,无破碎化的芦苇沼泽是生态经济综合效益最高的一类生境类型,是辽河三角洲滨海湿地生态经济最好的契合点。最后,在区域生态经济效应分析的基础上,对各景观规划预案进行了总体评价。     

辽东湾海域口虾蛄的资源特征及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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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30年辽东湾北部区土地利用强度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时空关系

探讨滨海湿地土地利用强度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时空关系,是促进滨海湿地资源合理配置及维持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依据。基于辽东湾北部区1985、1993、2002、2014年4期Landsat TM遥感数据,在计算土地利用强度综合指数的基础上,运用地统计学方法及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讨土地利用强度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时空耦合关系,结果表明:1)1985—2014年,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显著,其中水域占比最大,滩涂和草地次之。2)研究区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在空间上总体呈现由南高北低向西高东低演变的趋势。3)研究区土地利用强度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之间整体呈强烈的负相关关系,当土地利用强度增加时,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降低。4)随着土地利用强度的增加,四种服务类型之间出现以供给服务价值的增加而导致其他服务类型价值减少的权衡关系。     

基于环境DNA技术的辽东湾真核微藻群落结构特征

以18S rDNA V4区作为目标基因,利用自行设计的真核微藻鉴定引物V4（F/R）,结合高通量测序技术,对辽东湾2014年四季海水中真核微藻多样性进行了检测。结果发现,辽东湾海域注释到种的真核微藻有136种,41%的种类在中国海域未见报道,其中自养型占60%、异养型占10%、混合营养型占30%。研究对丰富中国海域微藻名录和外来海洋微藻背景数据库具有较大意义。     

围垦对辽东湾北部滨海湿地土壤重金属含量的影响及生态风险评价

围垦历史与围垦方式被认为是人类对滨海湿地生态系统干扰的主要因素。选取辽东湾北部区作为研究区,采集129个表层土壤样品（0-20 cm）,测定土壤理化性质（盐分、pH、土壤颗粒组成、土壤有机碳、硝态氮、速效磷）和重金属元素（Fe、Mn、Cu、Cr、Cd、Ni、Zn、Pb）含量;运用多元统计和反距离权重插值方法揭示研究区土壤重金属元素的来源与空间分布特征,最后利用Hakanson潜在生态风险指数法对重金属的潜在生态风险进行评价。结果表明：①6种重金属表现为彼此的显著正相关（P<0.01）。除Pb外,Cd、Cr、Cu、Ni和Zn的浓度与土壤有机碳、黏粒、粉粒含量呈极显著正相关（P<0.01）,而与砂含量呈极显著负相关（P<0.01）。②化工、造纸、石油开采及加工等工业活动可能引起Cr、Cu、Ni和Zn的富集,持续的农业施肥和农药使用可能会增加土壤中Cd、Pb的含量。③围垦初期（1990s）,土壤侵蚀和淋洗脱盐对土壤重金属分布具有显著影响。随着开垦年限的延长（1960s）,持续的农业施肥、工业活动（如造纸、石油开采）和城市扩建,都大大增加了土壤重金属含量的累积。④不同的围垦方式影响下,除Fe标准化的Cd和Pb在水产养殖区有较高的浓度外,Fe标准化的Cr、Ni、Cu和Zn的浓度均在自然区域（滩地和芦苇）高于人类活动区域（水产养殖、耕地、建设用地）。⑤综合潜在生态风险指数平均值为325.69,表现为极强的生态风险程度,其中Cd表现为极高生态风险的采样点比例为46.51%,是造成区域重金属污染的主要贡献元素,特别是在水产养殖和农业地区。     

辽东湾北部近海沙蜇的动态分布

通过分析2008-2011年5月下旬至7月下旬辽东湾北部近海的大型水母锚流网监测数据并结合8月份的渔业资源拖网调查和渔港访问的数据,探讨辽东湾北部近海沙蜇的动态分布移动规律并着重分析了沙蜇幼水母的生态类型,为渔业资源生产和灾害性预警预报提供科学依据.结果显示:6月份,辽东湾北部近海发现大量沙蜇幼水母,并且在双台子河河口近海5 m等深线两侧水域形成密集区,6月上中旬沙蜇海区平均渔获密度52.8条·网-1·h-1,6月下旬海区平均渔获密度46条·网-1·h-1,最高渔获密度可达667条·网-1·h-1,出现在双台子河口5 m等深线内;7月份,沙蜇个体增大,逐渐进入成体阶段,调查海区沙蜇渔获数量比6月份大幅度减少,并且渔获密度的中心区向5-10 m等深线内偏深水域移动,7月上旬海区平均渔获密度5.1条·网-1,h-1,7月中下旬海区平均渔获密度1.8条·网-1·h-1;8月中旬辽东湾北部近海5 m等深线内沙蜇数量极少,在10-20 m等深线内海域往往出现成体沙蜇的密集区并形成渔汛.沙蜇幼水母生存的海水表层温度为17.7-27.3 ℃,表层盐度为24.3-31.9;渔获密度300条·网-1·h-1以上的沙蜇幼水母密集分布区海水表层温度为20.4-24.4℃,表层盐度为27.1-31.6.辽东湾北部河口区是沙蜇的可能发生地之一,相对于沙蜇成体阶段表现出来的低温高盐的生态属性而言,河口近海相对高温低盐水域往往出现沙蜇幼水母渔获的中心,沙蜇幼水母阶段表现出相对高温低盐的生态特性.沙蜇自幼水母至成体阶段,海区分布密集区自浅水位移至深水.     

渤海辽东湾海域表层沉积物有机质特征、来源及环境评价分析

为探究渤海辽东湾海域有机质的分布特征及其输入源,2014年8月于辽东湾采集了沉积物表层样品,并检测了有机质的生物地球化学指标:总有机碳(TOC)、总氮(TN)以及碳、氮同位素。结果表明:辽东湾表层沉积物样品的TOC变化范围为0.23%—1.76%,平均值为0.72%;TN的变化范围为0.02%—0.09%,平均值为0.04%。有机碳同位素值在-23.89‰—-21.82‰,平均值为-22.34‰;氮同位素的值处于5.27‰—9.68‰之间,平均值为7.43‰。粒度对碳、氮同位素值的影响不大,人为因素会对碳、氮同位素的检测结果造成影响。有机污染评价显示辽东湾的西南部及东北部海域受到一定程度的生态污染。依据经典的二元计算模式,辽东湾海源有机质贡献比例范围为51.77%—86.31%,平均值为77.66%。因此辽东湾海域的有机质输入源主要为海源有机质,陆生有机质来源主要是陆生C3植物。研究结果对于渤海陆海统筹的生态保护修复与区域污染防治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为打响渤海攻坚战提供有力的数据参考。     

有害甲藻Stoeckeria algicida在辽东湾的时空分布

Stoeckeria algicida为甲藻纲胸甲球藻科,有侵噬鱼类细胞杀鱼的能力,可导致鱼类成群死亡,同时也会杀死其他海洋微藻。由于该藻个体微小、形态学鉴定困难,研究较为迟缓,我国海域几乎没有该藻的研究报道。近几年,高通量测序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微型/微微型浮游植物的鉴定研究,为了解我国辽东湾海域是否存在Stoeckeria algicida及其分布情况,以18S rD NA V4区作为目标基因,结合高通量测序技术,专门设计了微型/微微型浮游植物鉴定引物对V4(F/R),随后对辽东湾2014年四季海水中微型和微微型浮游植物多样性进行了检测。结果发现,Stoeckeria algicida除了春季未检出外,其他季节均有检出,温度是影响该藻繁殖的主要因素。虽然Stoeckeria algicida在整个环境样品中优势度不太明显,但其夏季密度较高(最高达2.753×10~3个/L),高值区主要分布在辽东湾东西两岸,致灾风险较高,应引起有关方面足够重视。Stoeckeria algicida在我国海域首次报道,其危害后果严峻,必须加强监测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