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园规划制度功能定位与空间属性

我国将构建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整体谋划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 强化对各类专项规划的指导约束, 这必将对国家公园保护制度产生重大影响。本文分析了国土空间规划视角下国家公园规划制度的定位, 阐述了国家公园规划承载空间规划与发展规划两大体系的基本属性, 应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具有优先权和前置权; 重点分析了各国家公园总体规划在国家规划体系中的功能与属性特征, 作为空间规划应承接好上位空间规划对国家公园的控制指标和管控要求, 作为建设规划应承接好上位或同域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等对国家公园的目标任务要求, 作为管理规划要明确国家公园顺畅运行的要求。国家公园应在分区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等专项规划方面寻求创新, 探索国家公园用途管制的实现模式。     

DNA重组技术生产人胰岛素

人胰岛素是用DNA重组技术生产的第一个药物。这个产品的研究始于管理大规模DNA重组的联邦条例制订或DNA重组技术产品的商业开发之前。本文叙述了为争取大规模进行生产的许可与保证重组DNA产品的鉴定及安全所采取的措施。DNA重组技术的基础研究将继续在生命科学研究中发生巨大的影响,而在它在商业上的应用将取决于经济状况与投入的资本的效益。     

基于“管制平衡”的草原生态补偿政策参与式干预发展评价研究

从整体性治理理论视角出发,深入分析了草原生态补偿政策实施过程中的管制与治理维度,认为草原生态补偿政策是一个"管制平衡"导向型政策,进而提出从"参与式干预发展"的角度对该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综合性评价。基于内蒙古锡林郭勒典型草原的一个纯牧业嘎查(村庄)的案例研究,将参与式干预发展评价(PADev)方法的应用进行了详细呈现,并获得了兼具"形成性"和"主体间性"的综合性评价结论与发现。为验证PADev的适合性和科学性,从"元评价"的角度,进一步呈现了基于生态调研和抽样社会调查的评价,作为PADev方法的"验证性"评价。案例研究发现,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的地位和作用体现在"草-畜-人"历史性(长达35年,从1983年牲畜承包开始)发展变迁的结构关系中,从政策作用的末端来评价生态补偿政策所产生的生态效益,比较难以直接确定其因果关系,但从基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及未来发展的角度,政府主导的生态补偿政策将积极地促进牧民们的自主整合和适应市场的发展,以及"生态载畜量"和"实际载畜量"的收敛趋同。     

香港在濒危物种贸易上的管制

1背景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简称濒危物种公约）於1975年生效,旨在透过许可证制度,管制濒危物种的国际贸易,以保护此等物种,使其免遭过量捕取。若有关的濒危物种是以不损害该物种存活的方法取得,当局会签发许可证,准许此等物种的贸易。香港自1976年起通过执行香     

黔金丝猴研究回顾

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对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生态空间进行统一确权登记,明确国土空间的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监管者及其责任。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用途管制制度,明确各类国土空间开发、利用、保护边界,实现能源、水资源、矿产资源按质量分级、梯级利用。     

县级公立医院的绩效型行政化改革模式评价

??????? 改革模式的选择关系到县级公立医院改革结果的成败。重点探讨县级公立医院绩效型行政化改革模式的基本假设、制度安排及逻辑错误、主要弊端,并依此主张县级公立医院选择治理型市场化改革模式。     

森林采伐超限额导致管制失效的原因分析

国家林业局2002年下发了《关于调整人工用材林采伐管理政策的通知》和《关于国家重点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生态效益补偿试点单位"十五"期间年采伐限额调减的批复》,使森林采伐限额执行情况有所好转,超限额采伐的势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但超限额采伐现象仍未从根本上杜绝。森林资源管制政策之所以没能实现理想的效果,是由于几方面原因导致的本文对森林采伐超限额导致管制失效的原因进行分析。     

美国政府对生物技术产品的管制

基于对人类安全和环境保护的考虑 ,美国当局对生物技术产品进行严格的管制。以生物农业产品为例 ,从 1990年起 ,有超过 2 5种农业生物技术产品通过美国监管当局的审核成功上市。 2 0世纪 70年代 ,依据“国家卫生局 (NIH)关于涉及DNA分子重组研究的指导意见” ,美国对农业生物技     

基于GIS的农村住区生态重要性空间评价及其分区管制--以兴国县长冈乡为例

在我国加速新农村建设阶段,如何协调好村镇建设与地域生态系统的关系成为当前规划界的热点问题之一。基于GIS技术,从水资源安全、生物保护、灾害防护和人类干扰等4个方面,构建了空间尺度上的生态重要性综合指数,对兴国县长冈乡生态重要性空间进行了评价, 并制定了分区管制的措施,以便从宏观上预防乡村建设可能带来的生态安全问题。提出的评价方法将有利于指导我国新农村建设规划,开展生态保育和生态建设,维护农村生态系统健康与安全。     

"波特假说" ——生态创新与环境管制的关系研究述评

环境管制通常被视为生态创新的重要影响因素,两者之间的关系存在著名的波特假说,即环境管制可以激励企业进行生态创新,并进而建立竞争优势.从波特假说的起源和内涵阐释出发,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对波特假说相关研究进行了文献梳理与评述,指出大部分实证研究证实了弱的波特假说,即环境管制会刺激生态创新的发生;对于强的波特假说,现有研究结论不尽统一,其矛盾的核心在于生态创新能否带来环境绩效与竞争绩效的统一.总之,环境政策对于生态创新的确具有正向或负向的作用,影响的作用方向和强度取决于环境政策的类型、生态创新的类型、生态创新的不同阶段以及管制对象本身的一些特性等.提出了环境管制与生态创新的研究展望,包括:进一步的理论深化研究,研究尺度的拓展,加强环境政策累积效应和叠加效应的研究和针对中国的实证研究与应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