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例长江江豚的野化及行为适应性研究

长江江豚的迁地保护目前已取得初步成功,野化放归是迁地保护的最后一环,也是实现迁地保护目标的必然要求。在此背景下,于2021年4月将来自天鹅洲故道迁地保护区的2头雄性长江江豚转移至与长江干流环境相似的老湾故道,尝试开展野化训练,探究其行为和发声的适应过程,评估其巡游、捕食和发声等行为能否适应较恶劣的环境,为将来规模化的野化,甚至放归自然栖息地提供技术支撑。经过为期1年的野化训练和持续监测,结果表明,老湾故道鱼类密度显著低于天鹅洲故道,丰水期鱼体密度分布不均,上游较中下游高。江豚在上游的每日平均停留时间显著高于中下游, Spearman相关性分析表明与鱼群的密度分布有显著相关性。在进入故道的前2月,江豚顺流巡游所需时间逐渐增加达到峰值,随后降低并趋于稳定。在船舶噪声适应性训练中,江豚的平均呼吸间隔在存在船只干扰时显著降低,随着干扰次数的增加,逐渐恢复至无干扰时的水平。由此认为, 2头江豚对老湾故道的低鱼类资源密度、季节性变化的流速环境及人工施加的船只噪声干扰有良好的适应性,具备放归长江的条件。这是首次实施完全自然环境中江豚的野化训练,将为规模化的野化放归提供技术支撑,促进江豚自然种群的恢复...     

天气条件对放归大熊猫活动的影响

放归已被广泛应用于濒危物种的保护和管理。作为重要环境因子之一,天气条件对动物活动有重要影响。了解不同天气条件下放归动物的活动特点,对于改进放归技术和提高放归成功率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利用GPS项圈数据对5只人工繁育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放归后的行为进行研究,比较不同天气条件下放归个体日移动距离、日活动率和日活动强度的差异。研究结果显示,放归个体在晴/多云天活动性更强,日移动距离(426.74 m±17.54 m)更长、日活动率(32.60%±0.60%)和日活动强度(21.00±0.49)更高,而长时间降雨(小雨、中/大雨)会导致放归个体活动性降低(日移动距离:359.32 m±18.95 m、338.19 m±32.36 m,日活动率:24.38%±0.71%、23.25%±1.28%,日活动强度:15.22±0.56、12.97±0.79),阴天的活动性(日移动距离:345.83 m±14.27 m,日活动率:27.79%±0.56%,日活动强度:18.15±0.47)总体介于晴天和长时间降雨天之间。短时间降雨(阵雨)对日活动率(28.78%±1.81%)和日活动强度(17.82±1.46)影响较小,大熊猫活动性更接近晴/多云天。结果表明,天气条件对放归大熊猫个体的活动有显著影响。此外,尽管大熊猫属食肉目Carnivora,但是放归大熊猫在不同天气条件下的活动模式更接近杂食动物。     

大熊猫重引入候选地华蓥山的初步调查

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主要有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两种形式,在圈养大熊猫种群数量增长,基本能够实现种群自我维持的情况下,迁地保护有必要进一步进入到放归这一阶段,以复壮野生小种群或扩大大熊猫的分布范围。为野化培训成功的大熊猫选择适宜的栖息地,无疑是提高放归成功率的一项重要内容。对华蓥山大熊猫预选放归栖息地的考察结果表明:当地有可食竹资源达53万吨,年净增生物量约9.9万吨,当地政府和民众极力支持大熊猫回归华蓥山,以及其地形条件便于放归后的监测等有利条件;也有人为干扰较严重、个别地区水源距离较远、植被单一,以及犬细小病毒感染率较高等通过建立自然保护区等人工干预措施可以逐步缓解的问题;还有夏季气温较高、生境质量与野生大熊猫栖息地差异较大等对大熊猫影响程度未知的因素。所以在华蓥山开展大熊猫种群重引入的工作具有一定的挑战性,需要在整个过程中加强监测和科学研究。     

移地与圈养大熊猫野外放归的探讨

移地是指将生物有机体从一个区域自由释放到另一区域的移动,通常包括引入、重引入以及复壮等3 种类型。野生动物的移地有较悠久的历史。在许多国家,通过移地以维持濒危野生动物种群在野外的长期续存已成为保护生物学上的一种重要手段。影响圈养动物野外放归成功的因素主要来自物种生物学特性、自然环境、社会生物学以及放归方式等几方面,同时,放归亦给基础生态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大熊猫是我国特有的珍稀兽类,分布在秦岭、岷山、邛崃山、大相岭、小相岭以及凉山等几大隔离的山系。由于部分山系栖息地的高度破碎以及隔离小种群普遍面临的来自种群及环境等随机因素的影响,单纯依靠就地保护的措施可能并不足以保证这些隔离小种群在野外长期续存。在圈养大熊猫种群数量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将圈养个体放归野外以复壮孤立小种群应是一种有效的保护手段,同时,随着大熊猫栖息地质量的逐步改善,圈养大熊猫野外放归的时机亦逐步成熟。文中尚就圈养大熊猫放归野外之前亟待解决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救护白鹤与野生白鹤迁徙路线和活动规律差异分析

受伤和体弱白鹤的救护及放归是白鹤保护的重要方式之一。2014—2016年间,先后对8只救护白鹤和2只野生白鹤进行环志并安装卫星跟踪器,根据所获得的卫星跟踪数据来分析比较救护白鹤与野生白鹤在秋季迁徙路线和在重要中途停歇地的最大日活动距离、活动区分布和面积、生境类型等方面的异同。结果显示,救护白鹤放归当年与放归次年以及救护白鹤放归当年与野生白鹤的秋季迁徙路线和活动规律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但救护白鹤放归次年与野生白鹤之间差异不明显。(1)放归当年,4只救护白鹤在农田和水塘停歇1个月左右,停歇时长明显高于野生白鹤和放归次年的救护白鹤。(2)救护白鹤放归当年在跨海方式、登陆地点、停歇地点以及登陆后的迁徙方向上表现出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其中部分个体在迁徙过程中有停顿徘徊、迷失迁徙方向的现象,且跨越渤海和大别山的距离大于放归次年的救护白鹤和野生白鹤。(3)救护白鹤放归后4天内每日最大活动距离小,而后高低分化明显,无明显规律,而救护白鹤放归次年的每日最大活动距离规律变化与野生白鹤较一致。(4)与救护白鹤放归次年以及野生白鹤的活动规律相比,救护白鹤放归当年的栖息地位点变化频繁,具体表现为生境类型选择的多样化,且无明显规律,同时活动区面积较小。探索救护白鹤放归野外后与野生白鹤迁徙路线和活动规律的差异,对救护白鹤的科学放归具有指导意义。     

中国圈养梅花鹿的遗传多样性和遗传结构

东北梅花鹿(Cervus nippon hortulorum)的野生种群已濒临灭绝,但其圈养种群遍布全国各地,是我国圈养梅花鹿的主要品种(亚种)。为了探讨圈养梅花鹿种群作为东北梅花鹿野外放归项目资源种群的可行性,测定了来自9个圈养种群45只梅花鹿个体的线粒体DNA控制区的部分序列,以此分析我国圈养梅花鹿种群的遗传多样性和遗传结构。结果表明,我国圈养梅花鹿种群的遗传多样性并不贫乏,种群之间并没有发生显著的遗传分化。因此,东北地区的圈养梅花鹿种群可以作为野外放归项目的资源种群,而野外放归项目的建群者应来源于东北地区的多个圈养种群。     

老虎倍增 中国努力

中国政府在2010年11月公布了《中国野生虎恢复行动计划》,确定了加强野生虎保护的五大优先领域：一是保护、扩展和优化野生虎栖息地,探索放归自然;二是加强野生虎种群及其栖息地保护监测体系建设;三是协调野生虎当地社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四是加大对盗猎野生虎及其猎物、虎产品走私及非法经营等行为的执法力度;五是扩展全球虎保护国际合作与交流。     

普氏野马艰难放归路——饮食之难

全球野马管理计划的最终目标即是将野马重引入争原生环境且保存现存圈养野马种群90％以上的遗传多样性。     

大熊猫野化放归中的遗传学分析

大熊猫为我国特有的濒危物种,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其生境遭到破碎化以致孤立小种群间基因流受限制,严重威胁野生孤立小种群的续存。野化放归以复壮并建立能自我维持的野生种群是物种保护的一种有效措施,这在国内外已有成功先例。野化放归圈养大熊猫以复壮野生种群是大熊猫保护的重要策略之一。然而,破碎化生境阻碍了小种群间的基因交流,加剧了因近交和遗传漂变带来生存力下降的危机。因此大熊猫的放归必须首先考虑其遗传背景,以改善种群基因库为目的。综合微卫星与线粒体等分子标记分析显示,现存野生大熊猫种群和圈养种群仍具有中等或以上的遗传水平,具有较大的进化潜力,这为大熊猫野化放归提供了遗传学支持。另外,小相岭和大相岭种群的遗传水平最低,应首先考虑这些种群的复壮,并且对秦岭种群进行特殊管理与保护。大熊猫的野化放归应着重于野放个体亲缘度的合理选择、基因丰富度的优先选择和有害基因的反向选择等三个遗传因素。本文旨在综合分析大熊猫现存种群遗传现状及其在野化放归中的决策性,以期为大熊猫野化放归提供参考依据。     

圈养鳄蜥放归初期的活动监测

2006年5月至9月,陆续将圈养的3雄1雌1亚成体健康鳄蜥（Shinisaurus crocodilurus）放归到广西大瑶山自然保护区。运用一套监测系统监视其活动路线、区域、选择的洞穴、摄食等情况,每天22：00后根据当天录像对其活动距离进行测量。结果表明：3个个体一直在放归地生活;个体日活动距离与其选择隐蔽所、进食相关,并与温度非常显著的相关（r=0．352,P〈0．01）,个体间活动距离差异不显著（F=1.028,P〉0.05）;在同一回水塘活动的个体,其活动区域重叠大,区域大小与回水塘面积、树枝位置及周围隐蔽条件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