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二十年: 行动、进展与展望

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UNCED)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生物多样性公约》, 至今已经20年。在此期间, 中国1993年建立了履行《公约》的国家协调机制, 1995-1997年实施了“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 2007-2010年编制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战略与行动计划》, 2011年建立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委员会”, 并针对《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目标, 实施了多项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行动, 包括森林、草原、荒漠、湿地、海洋等自然生态系统保护; 物种资源调查、编目、数据库建设以及珍稀濒危物种保护; 外来入侵种防治与转基因生物生态风险评估等。同时, 在生物多样性本底查明、监测体系建立、就地保护、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传统知识的保护与应用等方面还存在很多挑战, 为此, 本文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区域生物多样性本底查明、就地保护和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分享等未来重点研究方向。     

控制野生物国际贸易, 保护地球生物多样性——CITES公约第十八次缔约方大会评述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公约)第十八次缔约方大会于2019年8月召开, 审议了56个附录修订提案和140多个工作文件, 延续了近年附录修订趋势, 但减缓了新物种列入附录速度, 明确了附录的适用、解释和执行, 设立了监管新规定, 还采纳了《CITES公约2020后战略愿景》。中国在会上树立了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的负责任大国的正面形象, 中国提交的5项附录修订提案全部获得通过。     

《生物多样性公约》框架下合成生物学 谈判新进展及我国对策

合成生物学技术和产品因其广阔的应用前景和难以预知的生态风险, 受到各国的广泛关注。2014年10月在韩国平昌召开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二次缔约方大会上, 合成生物学首次被作为正式议题进行讨论。本文梳理了《生物多样性公约》框架下合成生物学从提出到成为“新的与正在出现的议题”的过程, 分析了《生物多样性公约》在该议题上对缔约国的最新要求, 以及我国合成生物学技术发展和风险评估现状。当前我国合成生物学研究处于起步阶段,近年来的科研投入不断增大,但距离成熟的商业化仍有相当距离。我国对相关技术风险评估能力欠缺,且尚未明确负责其生物安全管理的主管部门。本文提出了以严控风险、适度鼓励研究开发和要求发达国家提供更多技术支持的谈判对策, 以及明确合成生物学安全风险管理的政府主管部门、通过技术开发以推动风险评估、构建国家合成生物学数据库和建立专业风险评估团队等履约建议。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实施进展

简要叙述了《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的目标和内容以及自生效以来取得的新进展,包括供资战略的实施、履约进展、方便获得和利益分享多边系统建设以及促进履约的计划和措施等,以期为我国植物遗传资源工作者和政府有关部门提供参考。     

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国际公约的国家履约协同战略

目前国际层面已有多个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有关的多边公约(包括条约和协定), 如《生物多样性公约》、《濒危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湿地公约》等。本文基于相关国际公约的既有战略目标, 分析了这些战略目标与保护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关系。这些公约的实施在国际层面是由联合国的不同机构负责, 在国家层次也是由不同的政府部门来牵头。在中国, 生物多样性相关公约的履行机构主要有环境保护、林业、农业等多个政府主管部门。我国现有履约机制的模式是针对某一公约建立一个多部门的履约协调委员会, 并在牵头部门建立一个行政办事机构。履约工作中常见的问题有: 各履约机构在参与公约国际谈判和开展国内履约工作中因缺少沟通和协调, 造成对外政策不一致、对内工作重复的现象; 部门间缺少信息共享机制, 甚至相互不提供数据。最后, 作者建议在国家层次上建立生物多样性国际履约的协同战略, 包括为协调生物多样性议题的国际谈判立场而建立协同工作组, 为增强国家履约效率而综合各部门履约行动, 以及建立国家生物多样性信息交换机制等。     

《生物多样性公约》国际履约的进展与趋势

<生物多样性公约>履约15a来,在国际履约层次上已形成由缔约方大会、科技咨询附属机构会议、特设工家组会议以及技术专家组会议等构成的会议制度与履约机制.<公约>以生态系统方式为指导,制定了7个生态系统类型的专题工作方案;提出10个跨领域议题的准则及其主要目标和原则;并通过"战略计划",提出到2010年大幅度降低全球、地区和各国生物多样性锐减速度的战略目标.而在<公约>的国际谈判过程中,缔约方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2008年5月召开的第九次缔约方大会,在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应对气候变化、构建海洋保护区体系等方面取得进展;并进一步提出未来在国际层面的履约需要集中资源,具体实施已经制定的计划和工作方案.     

《生物多样性公约》国际履约过程变化分析

本文系统地分析了《生物多样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国际履约的全过程, 得出履约是一个动态的、反馈的、注重实效的过程。其中核心议题变化、利益集团结盟和分化以及国家层面的履约是履行《公约》的三个相辅相成的过程。核心议题是历次缔约国大会的精髓, 核心议题产生关键性的决议, 其变迁导致公约组织机构、履约行动策略和计划发生变化, 也是利益集团分化的根本原因之一。利益集团分化是国际层面上对公约变化的响应, 是公约发展的驱动力之一, 然而利益集团难以协调也是目前阻碍《公约》发展的主要原因。国家层面上, 各国通过调整执行公约条款的优先顺序响应新的决议。不同国家根据各自国情有不同的履约优先顺序, 而我国履约实践存在优先顺序不明确, 缺少对《公约》的响应等问题, 直接导致我国履约效率低下。最后依据对《公约》履约过程变化分析结果, 宏观上提出中国履约对策建议。     

地球工程开展现状及其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与气候相关的地球工程(Climate-Related Geoengineering,简称地球工程)是为了减缓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目的,采取一系列大规模的人工技术和方法对地球环境或气候系统进行干预.地球工程的研究和开展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已经成为《生物多样性公约》讨论的焦点之一.地球工程项目在全球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实验和推广,与我国的利益密切相关.本文通过参与相关会议讨论以及对会议材料和相关文献的整理,梳理了地球工程的定义和内涵、介绍了不同类型地球工程的开展现状,分析了地球工程对生物多样性的潜在影响,并阐述了《生物多样性公约》对地球工程的争论.研究表明:地球工程主要通过改变区域或局地的气候和环境间接影响生物多样性,由于目前对地球工程的影响缺乏足够了解,对生物多样性有潜在影响的大规模地球工程将被禁止,但节能减排工作的义务使地球工程仍然具有应用前景.笔者对未来地球工程发展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认为地球工程技术的研究应兼顾高效、低廉和环境安全的标准,开展地球工程活动应采取预先防范措施,并探讨建立监管机制的可能性.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巴拿马大会进展评述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公约)第十九次缔约方大会于2022年11月14-25日在巴拿马召开。大会审议了52项附录修订提案和91项政策议题,更新了600多种兽类、鸟类、爬行动物、两栖动物、淡水观赏鱼、海洋动物、树木物种和药用植物的国际贸易监管条件。除确定工作预算、强化重点物种遵约执法、延续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及生计议题外、缔约方大会还就议事规则和附录修订标准的修改展开激烈辩论。同时,大会讨论了《世界野生动植物贸易报告》暂定稿,听取了《可持续利用野生物种评估报告——决策者摘要》,审议了CITES在减少未来与国际野生动植物贸易相关的人畜共患疾病出现的风险方面的作用、CITES与森林以及性别行动计划等新议题。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挑战,中国履约机构为会议做了充分的前期准备工作,提前两年开展调研,起草了我国向大会提交的附录修订提案和信息文件;与相关缔约方机构开展会前和会上磋商,收集各方信息,积极引导CITES公约会间和会上工作组讨论,呈现了中国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承担大国责任的正面形象。     

《生物多样性公约》及其议定书下“能力建设与发展”议题的磋商、挑战及政策建议

能力建设与发展一直是《生物多样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及其议定书下的重要议题,《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更是将其作为履约的有效执行手段之一。本文旨在增进生物多样性利益相关方对能力建设与发展问题的全面、深入理解,以及探讨为处理这个问题可选择的优先政策事项。首先,从能力、能力建设和能力发展基本概念入手,概述了这些术语在《公约》及其议定书相关文件中的演变历史;然后,基于历届《公约》及其议定书的决定,全面梳理了能力建设与发展的磋商进程和COP15主要争论焦点,分析了该领域面临的资金、规划、项目、信息分享以及与其他国际公约之间的协同等关键性挑战及其原因;最后,针对能力建设与发展问题,在国际层面上,从扩宽资金渠道、制定或协调不同层次的战略与行动规划、确保项目和方案的长期性和可持续性、完善信息交流机制、提升相关公约间协同增效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关注点;在国内层面上,从强化顶层设计、更新生物多样性战略与行动计划、查明生物安全和生物遗传资源领域的能力建设需求、加大宣传与参与以及充分利用“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和“一带一路”倡议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