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棉区第二代棉铃虫的经济阈值

1980—1983年在河北省饶阳县及安徽省濉溪县的不同的土壤肥力类型、不同的棉花品种和不同的栽培管理条件下进行了模拟为害和自然为害的试验,旨在确定第二代棉铃虫Heliothis armigera(Hübner)数量与棉花Gossypium hirsutum L.产量和质量的关系。试验结果表明,棉花对于第二代棉铃虫为害的补偿力很强,这种补偿力随着土壤肥力的提高而增强。棉花品种、年份以及栽培管理方法对补偿力的影响属于次要。通过组建的一个静态模型,收进了二代棉铃虫防治的直接收益与代价以及间接收益与代价,算得高、低肥力地的第二代经济阈值,百株累计卵量分别为332粒和34粒。产量水平在80—90斤的中等偏低肥力地,其阈值可定为60粒。     

吸烟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吸烟对人体健康的影响王雄国（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卫生学校２０００９２）吸烟对人体健康的危害主要来自吸烟时所产生的烟气。烟气化学成份颇为复杂,约有５０００余种。依据烟气对人体的影响,可将烟气分为三类：１．刺激性化合物主要有氰化氢、甲醛、丙烯醛等。２．全...     

小麦叶蜂危害的产量损失与防治指标研究

当小麦叶蜂幼虫数量相等时,在较干旱的年份（1988）危害较重;而在气候较湿润的年份（1989）危害较轻。虫量与产量损失成正相关（r=0．9821**）,其中以25头／m2幼虫危害的产量损失突增,达显著水平,可以认定为防治指标。     

再生稻褐飞虱为害损失测定和防治指标的研究

在福建,褐飞虱是再生稻的重要害虫,中进行了再生稻褐飞虱为害损失的测定,并对褐飞虱为害再生稻造成的产量损失结构进行了通径分析。根据虫量和产量损失的关系,结合现行稻谷价格,产量水平,防治费用等因素。确定允许为害损失率,同时建立了再生稻褐飞虱防治指标模型,按照防治指标模型,制定出不同产量水平的防治指标。     

黄土丘陵沟壑区道路建设和居民地扩张对生境破碎的影响

探究黄土丘陵沟壑区自然与人为因素导致的陆表景观破碎与植被损失,可为贫困山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提供科学依据。基于2018年Google Earth和Landsat OLI光学遥感影像,采用缓冲区分析、叠加分析、景观指数分析等地理空间分析方法,定量描述了道路和居民地建设导致的紫金山地区景观破碎化和植被指数损失。结果表明:(1)研究区沟谷底部坡度低于8°,与两侧坡度相差较大,景观被沟谷切割,直接侵蚀面积占区域总面积的6.19%;(2)2018年紫金山地区道路密度达0.70 km·km^-2,交通便利的同时,刺激了周边居民地的扩张,导致4.01%的区域被道路和居民地直接压占;(3)区内64.87%的面积间接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道路和居民地将景观切割为249个斑块,景观破碎化程度极高,仅有10.44%的斑块适合作为中小型野生动物栖息地;(4)2018年紫金山地区18.09%植被NDVI受沟谷侵蚀和人类活动的共同影响,植被覆盖空间差异性显著。紫金山地区地表景观主要受人类活动的严重干扰,导致野生动物栖息地和植被NDVI受到一定影响。     

广西北部湾海岸带、海岛的外来入侵植物

为保护广西北部湾海岸带、海岛的植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通过样方、样带法野外实地调查并结合文献资料,对其外来入侵植物的物种组成、原产地、生活型、入侵途径和危害状况等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广西北部湾海岸带、海岛共有入侵植物64种,隶属28科55属,其中菊科(Asteraceae)最多(15种)。草本植物最多,有48种(75.00%)。原产地来自美洲的植物最多,有49种。入侵风险等级可划分为5个等级,其中Ⅰ级严重危害的有8种(12.50%)。与广西、广东、海南及华南地区的外来入侵植物在物种组成、生活型和原产地等方面呈现出较强的相似性;北部湾与广西中越边境内陆地区来自美洲的入侵植物都超过60%。因此推测广西外来入侵植物有两条可能的入侵线路：一是从海南登录,二是从中越边境跨入。广西北部湾海岸带、海岛的外来入侵植物总数(相对整个广西)虽较少,但其8种Ⅰ级严重危害植物的防治,仍需引起重视。     

褐稻虱在武育粳2号上不同生育期危害对水稻产量结构的影响

通过试验测定在武育粳2号上水稻拔节期正处于幼穗形成阶段,受褐稻虱危害实粒数减少,产量下降;孕穗期较耐褐稻虱危害,有明显的补偿作用;孕穗末期至灌浆初期为水稻受害最敏感的时期,危害后使结实率和千粒重均明显下降,水稻显著减产;灌浆后期至乳熟期受褐稻虱危害主要导致干粒重降低,且越接近成熟产量损失越低。     

生物安全时代:新生物科技变革与国家安全治理*

科技进步改进了人类对天然生物危害因子的操控能力,在诱发新的生物安全危害形态的同时,也赋予了生物安全客体的源头难以追溯性、生物安全主体的多元性、生物安全危害演变机理的复杂性等特点。生物安全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非传统安全的非传统特点。随着生物科技与生物安全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作用日益显著,21世纪或将成为生物安全的时代。新一轮生物科技变革及其与人类社会互动衍生的生物安全问题,已经逐渐触及人类安全观念和现代文明的内源性危机或挑战。全面提升国家生物安全能力、优化国家生物安全治理,不仅是世界各国的战略选择,也是对人类科技文明与政治文明的新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