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地区双翅目区系组成与分布格局

对河北大学博物馆藏京津冀地区的双翅目定名标本和有关资料进行整理,共得到3亚目51科499属1378种。研究数据表明：环裂亚目的科、属、种的多样性最高,分别占相应阶元总数的58.82％、67.74％和66.55％;科级阶元中以寄蝇科的属、种数最多,分别占18.84％和17.78％;单种属260个,占总属数的5210%。研究结果还显示：京津冀地区的双翅目昆虫区系凸显古北界性质,该界特有属222个,古北-东洋界共有属277个;东北亚界属的多样性（499属,占总数的100%）远高于中印亚界（277属,占55.51%）和中亚亚界（267属,占53.51%）;华北区属（499属,占100%）的多样性远高于东北区（293属,58.72%）、蒙新区（264属,52.91%）、西南区（254属,50.90%）和华中区（253属,50.70%）,与青藏区（174属,34.87%）和华南区（170属,34.07%）地理渊源关系更远。     

黄河上游兰州-西宁城市群资源环境承载力时空分异及障碍因子诊断

基于PSR模型构建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体系,利用熵权法、综合指数模型和GIS的空间分析功能对兰州-西宁(兰西)城市群资源环境承载力进行时空动态剖析,并运用障碍度模型识别其障碍因子。结果表明: 2005—2018年,兰西城市群资源环境承载力呈波动上升态势,资源环境承载力状况较好;资源环境承载力变异系数亦有波动上升趋势,区域差异逐步扩大。资源环境承载力空间上总体呈现以兰州与西宁主城区为中心的“双核”结构特征,高水平区主要集中于以兰州市和西宁市为中心的河湟谷地及其周边部分县区,低水平区集中于城市群中部、南部地区。其中,资源环境承载力子系统指数的时空分异特征显著,压力指数呈波动下降态势,空间上呈现以兰州与西宁市区为中心向外围地区递减的分布特征;状态指数呈波动上升态势,呈东西两翼高、中部低的空间演化特征;响应指数整体呈上升态势,空间上呈东高西低、中高外低的格局特征。城镇化率、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水耗指数和环保投资占GDP比重是制约兰西城市群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提升的主要障碍因子。     

全球变暖还是变冷？

2010年新年伊始,一场寒潮来势汹汹地席卷了整个北半球。 1月2日至3日,中国北方京津冀地区出现罕见强降雪,京津两地日降雪量突破1951年以来的同期历史极值。几乎就大同时,从韩国到俄罗斯,从西欧到美国,北半球各地也都遭遇了暴雪与寒流的袭击。     

京津冀地区自然植被保护与自然保护区布局研究

京津冀一体化, 协同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略, 着力扩大环境容量生态空间,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合作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具体要求, 而促进该区域自然植被的保护和自然保护区布局的优化是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组成。文章以京津冀地区的自然保护区基础信息、植被类型信息以及地形地貌信息为基础数据, 分析了京津冀地区自然保护区的基本特征, 利用GIS 的叠加分析功能, 研究了京津冀地区的植被保护现状与保护空缺, 分析了自然保护区分布与海拔梯度的关系, 植被分布与海拔梯度的关系。结果表明: 京津冀地区的自然保护区以森林类型为主, 其次是内陆湿地类型; 京津冀地区的主要森林植被类型得到了较好的保护, 草原草甸植被的保护需要加强; 自然保护区的分布和植被类型的分布在海拔梯度上具有较高的一致性, 在海拔800-1200 m 内分布的自然保护区数量最多, 也是森林植被类型数量与分布面积最多的海拔段。因此, 加强河北省西北部的草原草甸生态系统自然保护区的建设, 有助于弥补京津冀地区自然植被保护的不足; 加强河北省涞源县-阜平县, 井陉县-赞皇县等西部太行山海拔800-1200 m 范围内自然保护区的建设, 有助于保护暖温带落叶阔叶林生态系统, 构建由太行山和燕山森林类型自然保护区组成的生态屏障。     

长株潭城市群生态屏障研究

构筑城市(群)生态屏障是我国生态建设的重点之一。高速城市化进程中,城市范围、征用土地、人口数量、建设规模不断扩大,生态安全形势日益严峻,生态环境保护压力不断加大。长株潭城市群是国家"两型"社会建设试验区,生态屏障建设备受关注。在广泛开展社会调研、专项调查、专题研究、学术讨论的基础上,根据景观生态学和保护生物学的相关原理,通过对区域生态压力、需求、承载力的分析,借助RS、GIS、GPS等现代高新技术,科学区划长株潭城市群生态屏障的空间层级、结构、布局、功能区,明确了各功能区的建设方向、目标,提出了分区管理和分级保护等具体空间管治措施,规划2020年前保护建设工程项目。研究结果表明,城市群必须根据生态环境承载能力,按生态隔离组团方式科学布局城市空间,预留足够的生态基地,优先构筑稳固的生态屏障;按照主体功能区划和目标定位,严格管治和合理布局生态用地,加强部门规划统筹协调,依法严格保护森林和湿地;加强公共财政转移支付和社会融资力度,抓紧实施生态屏障工程建设,努力改善环境质量,维护区域生态平衡,努力实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提高城市品位和综合竞争能力的社会发展目标。研究结果可为城市生态屏障建设提供科学方法和依据,同时也可为全国其它城市(群)生态屏障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     

21世纪以来闽三角城市群人类景观开发强度的时空演变——基于能值-GIS方法

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群作为城市发展到成熟阶段的高级空间组织形式,其在推进城市群区域社会经济一体化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城市群的人地关系矛盾和景观开发强度。为量化城市群的人类景观开发强度,揭示自然环境对人类资源消耗过程的压力响应机制,选取闽三角城市群在2000、2005和2013年的夜间灯光数据(DMSP/OLS)作为刻画人类经济活动范围的基础数据,通过能值分析理论,耦合可更新能源(太阳能、风能、地热能和降雨化学能等)与基于统计数据的不可更新能源进行能值核算,并进一步描述人类景观开发强度(Landscape development intensity,LDI)的时空演变特征,基于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干扰程度划分为5级进行空间展示与分析。结果表明:(1)在时间尺度上,闽三角城市群的年可更新能值密度均值在2000、2005和2013年,分别为9.42×10~(16) sej/hm~2、7.25×10~(16) sej/hm~2和7.88×10~(16) sej/hm~2,呈现出先减后增的趋势,在空间尺度上,闽三角城市群可更新资源由环海湾地带向内陆地区呈环形逐层增加,其中在2000年表现尤为明显;(2)在不可更新资源的利用上,闽三角城市群的本地不可更新能源能值投入在2000、2005和2013年,分别为4.64×10~(24) sej、4.63×10~(24) sej和4.66×10~(24) sej,只出现轻微浮动,而外部输入能源的能值投入则在2000、2005和2013年,分别为1.41×10~(24) sej、3.18×10~(24) sej和5.71×10~(24) sej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且其中对原煤的需求表现最高,占比高达90%;(3)LDI在空间分布上,自内陆至沿海干扰等级逐渐上升,其中,强度干扰与剧烈干扰主要覆盖厦门市、龙海市、晋江市和石狮市;在时间分布上,呈现出强度干扰和剧烈干扰逐渐增大的趋势。研究有助于政府对不同干扰等级区域的城乡建设与规划管理提供决策依据,为实现城市群可持续发展提供数据参考。     

基于能值分析的环太湖城市群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研究

采用能值理论与分析方法,研究2015年环太湖城市群生态经济系统的能值流量,并构建多维度的生态经济系统指标体系,综合评价环太湖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程度和健康水平。研究结果表明：（1）可更新资源利用不足,在能值利用总量中占比最大值仅为7.95%;（2）不可更新资源消耗过度,在能值利用总量中占比最小值达到56.95%;（3）（除苏州市外）可更新资源产品中肉类与水产品占比最小值已达63.08%,急需对传统的农业结构进行调整;（4）不可更新资源产品均以水泥和钢铁为主,占比最小值已达88.02%,应该加快传统的工业转型升级;（5）输入能值占比最大值仅为36.27%,商品进出口呈现贸易顺差,对外经济开放仍有发展空间;（6）废弃物与可更新能值比率最大值仅为12.8%,废弃物能值比最小值仅为0.19%,废弃物排放和利用水平有待提高;（7）湖州市可持续指标ESI和能值可持续发展指标EISD为1.59和2.99,在环太湖城市群中更具可持续发展潜力;（8）苏州市健康能值指数EUEHI和改进的健康能值指数EUEHI''为8.22和1.65,在环太湖城市群中健康水平较低。据此结果提出了有助于环太湖城市群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生态环境和谐共赢的可持续发展对策。     

城市群新冠疫情时空分布格局与分异机制的地理探测

自从2019年12月湖北武汉爆发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以来,疫情在全国范围内迅速传播并蔓延。城市群既是我国新型城镇化主体特定的空间组织形态,也是相互连接的城市网,集合了相当数量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城市群经济发展程度较高、人口密度大,交通发达,是疫情传染扩散-关联的重点区域,因而跨区域感染风险高,联防联控难度大。以疫情集中地区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通过核密度分析聚焦重点研究的城市群,从多层空间尺度对疫情在数量、人口迁移和空间分布上进行测度,利用空间自相关分析疫情分布特征,运用地理探测器方法客观地测度城市群疫情发展的差异性主导因素,从景观格局中挖掘相关主导因子,为生态、安全的空间规划和治理提供科学依据和思路。结果显示：①全国范围感染人数核密度高值区的空间分布与长江中游城市群和三大沿海城市群范围耦合,首位核心城市确诊感染数在城市群中占比均较高,城市群疫情扩散分布呈现典型的由核心城市向外辐射的特征,湖北地区迁出的人数对迁往地区的疫情形势构成一定程度的影响;②全国范围的COVID-19感染人数和感染增长率分布存在显著空间集聚特征,城市群范围感染人数的空间聚集性从长江中游城市群向其他城市群依次减弱;③地理探测器识别出人口密度、城乡建设、交通、卫生、科技、生态绿地为疫情的主导因素,并且交互后所产生的共同作用增加了对疫情的解释力;④生态与建设用地景观格局对疫情的解释能力较强,其中建设用地的聚集性和生态用地的蔓延性为主要因子。     

京津冀地区污染物排放与城市化过程的耦合关系

我国快速的城市化发展不仅带来了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人口的大量聚集,同时也对资源和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城市化进程较为快速的城市群地区,城市化带来的生态环境胁迫尤为突出。以典型污染物为指标,定量研究了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在2000年、2005年、2010年的工业和生活污染物的排放总量、人均排放量、排放效率、排放强度的时空特征,研究了经济发展与污染物排放的定量响应模式,以探讨污染物排放与城市化的耦合关系。研究发现:(1)京津冀地区的污染物排放空间分异特征显著,其中北京的生活污水、生活COD等污染物排放总量为地区内最高,唐山、天津、石家庄等城市的工业污染物排放高于其它城市。(2)北京、天津工业污染物的排放效率较高,人均排放量、排放强度低于其它城市。(3)2000—2010年间,京津冀地区的生活污水、工业废气、工业固废排放显著增加(P0.05),而其它生活和工业污染物排放量、排放效率和排放强度等呈显著下降趋势(P0.05)。(4)京津冀地区的工业废水、工业和生活SO2、生活烟尘、工业固废和工业废气等污染物的排放量与经济发展存在环境库兹涅兹曲线特征(R20.5,P0.05)。定量揭示了京津冀地区污染物排放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与城市化发展的关系,可为城市群区域污染物排放的管理及环境保护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参考。     

京津冀城市群景观格局变化机制与预测

"城市群"是我国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对推进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但其聚集连片的快速扩张模式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持续增加,已经成为制约未来可持续的瓶颈。以我国经济发展最为活跃,但生态环境问题十分突出的京津冀城市群为例,基于CLUE-S模型,模拟分析了1990—2010年京津冀城市群景观格局的变化特征及其驱动机制,并预测了未来景观格局的变化趋势。结果表明,(1)1990—2010年京津冀城市群景观格局变化显著。其中,人工表面持续增加,耕地明显下降,林地和草地格局的变化也存在明显的时序差异;(2)京津冀城市群景观格局的变化主要受自然和社会经济要素的综合影响,且不同景观类型之间的驱动机制存在明显差异。其中,林地更易在地势较高、坡度较大的西部地区分布,而河流、人工表面等更易在平坦低洼的区域分布;此外,不同景观类型变化的驱动机制存在显著的时序差异,例如,人工表面受地形的影响程度逐步降低,呈现更加离散的分布,且其分布特征由较早时期的向市中心集聚分布发展为逐渐远离市中心并向铁路、高速路周边集聚的趋势;(3)经检验,CLUE-S模型能够较好地动态模拟京津冀城市群的土地覆盖格局的变化特征,模型的Kappa指数达0.84。模拟预测结果显示,未来(2020年)景观格局演变的显著特征是人工表面将持续增加,耕地将继续显著减少。北京、天津、唐山和石家庄等核心城市的景观格局变化将最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