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勐养保护区亚洲象微卫星位点筛选及种群遗传多样性分析 总被引:2,自引:1,他引:1
本文以亚洲象肌肉样品提出的DNA为模板,从非洲象31个微卫星位点和5个已知亚洲象微卫星位点中筛选勐养亚洲象的微卫星位点,进而对在西双版纳勐养保护区3年采集到的191 份亚洲象粪便样品中提出的DNA进行特异性PCR扩增、基因分型、检测位点信息和遗传多样性分析.结果表明:36个位点中有14个位点能在亚洲象肌肉样品提出的DNA中成功扩增,且经测序证实为微卫星位点.其中9个多态位点能在185份粪便样品DNA中稳定扩增.勐养种群中,3个位点可能偏离Hardy Weubberg平衡,至少8个位点间无明显连锁存在,平均等位基因数3.78±1.72,平均期望杂和度0.32 ± 0.06,平均观察杂和度0.36±0.02,平均多态信息含量0.28 ,说明这9个位点适用于勐养亚洲象的遗传学研究.根据微卫星位点的杂合度和等位基因频率,相比于其他亚洲象种群,勐养亚洲象种群遗传多样性较低且等位基因频率具有特异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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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及其他分布区域野生虎的系统地理学和遗传起源研究进展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世界野生虎(Pantheratigris)传统上被划分为8个亚种,其中3个亚种已于20世纪灭绝,而剩余种群的生存仍然受到偷猎、栖息地丧失和片断化的威胁。作为唯一栖息着4个现存虎亚种的国家,中国在世界虎的保护事业中负有重要责任,然而其野生和圈养虎的分类地位却仍然不确定。最近一项研究(Luoetal,2004)从所有现存野生虎分布地区(包括中国)采集了134份“基准样品”(即原产野外或有确定地域起源的个体生物样品),对虎的系统地理学、种群结构以及遗传起源进行了全面分析。所用的分子标记包括四千碱基对的线粒体DNA、30个核基因组微卫星位点,以及MHC-DRB基因。研究结果表明,虽然虎的整体遗传多态性较低,但是种群分化程度很高,它们被划分为6个,而不是5个现存亚种(1)西伯利亚虎(P.t.altaica);(2)苏门答腊虎(P.t.sumatrae);(3)孟加拉虎(P.t.tigris);(4)华南虎(P.t.amoyensis);(5)印支虎(P.t.corbetti);(6)新定义的亚种马来虎,暂命名为P.t.Jacksoni。由于所研究样本量有限,目前暂定的华南虎亚种还需进一步确定。现有华南虎圈养种群包括遗传关系相距较远的两支一支与印支虎(P.t.corbetti)无异;而另一支则与其他种群均相距甚远,可能代表了真正的华南虎(P.t.amoyensis)。利用分子生物学方法对中国动物园中圈养虎的遗传起源调查亟待进行,以确认该圈养种群整体的遗传独特性或者非独特性。换言之,这将是确认华南虎是否仍然存在的关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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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述金 Jae-heup Kim Warren E. Johnson Dale G. Miquelle 黄世强 潘文石 James L. D. Smith Stephen J. O'Brien 《动物学研究》2006,27(4):441-448
世界野生虎(Panthera tigris)传统上被划分为8个亚种,其中3个亚种已于20世纪灭绝,而剩余种群的生存仍然受到偷猎、栖息地丧失和片断化的威胁。作为唯一栖息着4个现存虎亚种的国家,中国在世界虎的保护事业中负有重要责任,然而其野生和圈养虎的分类地位却仍然不确定。最近一项研究(Luo et al,2004)从所有现存野生虎分布地区(包括中国)采集了134份“基准样品”(即原产野外或有确定地域起源的个体生物样品),对虎的系统地理学、种群结构以及遗传起源进行了全面分析。所用的分子标记包括四千碱基对的线粒体DNA、30个核基因组微卫星位点,以及MHCDRB基因。研究结果表明,虽然虎的整体遗传多态性较低,但是种群分化程度很高,它们被划分为6个,而不是5个现存亚种:(1)西伯利亚虎(P. t. altaica);(2)苏门答腊虎(P. t. sumatrae);(3)孟加拉虎(P. t. tigris);(4)华南虎(P. t. amoyensis);(5)印支虎(P. t. corbetti);(6)新定义的亚种马来虎,暂命名为P. t. Jacksoni。由于所研究样本量有限,目前暂定的华南虎亚种还需进一步确定。现有华南虎圈养种群包括遗传关系相距较远的两支:一支与印支虎(P. t. corbetti)无异;而另一支则与其他种群均相距甚远,可能代表了真正的华南虎(P. t. amoyensis)。利用分子生物学方法对中国动物园中圈养虎的遗传起源调查亟待进行,以确认该圈养种群整体的遗传独特性或者非独特性。换言之,这将是确认华南虎是否仍然存在的关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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酵母双杂合系统的改进和发展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酵母双杂合系统是在1989年由StanleyFields和Ok-kyuSong等提出并初步建立的[1],该系统是在酿酒酵母(Sacharomycescerevisiae)中研究蛋白质间相互作用的一种非常有效的分子生物学方法。近几年来随着人们对该系统的广泛应用,这一系统得到了不断的完善及改进,同时也衍生出单杂合系统,三杂合系统等一系列相关的技术。这些技术在不同研究领域中的广泛应用有力地推动了蛋白质与DNA,蛋白质与RNA,以及多种蛋白质分子间相互作用的研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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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地区东起菲律宾群岛, 西至印度次大陆, 北及中国中部, 南至巽他群岛, 涵盖了世界上25个最重要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中的6个, 具有极其重要的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战略意义。该地区复杂的地质地貌和气候历史使其动植物的种类和数量都极为丰富。经典的生物地理分界线华莱士线和克拉地峡将该地区进一步划分出包括部分巽他群岛和马来半岛在内的南部巽他区和北部印度支那区两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主要基于形态学的生物地理学研究认为巽他区和印度支那区通过马来半岛陆地相连, 并且第四纪大部分时间海平面下降形成大陆桥, 直到一万年前该地区的众多岛屿仍与大陆连接, 促进了哺乳动物的种群迁徙与基因交流, 因此物种种群间的差别将很细微。然而近来分子遗传学研究表明, 由于其他生态因素制约, 哺乳动物的迁移能力可能比以往认为的低, 大陆桥的存在并不一定导致迁徙的发生, 许多种群的隔离早在200万年前便已形成, 并且没有因为后来冰川期海平面降低而恢复种群交流, 而距今7.3万年前发生的苏门答腊多巴超级火山爆发也可能进一步影响了物种间和物种内多样性的形成和分化。通过已有的东南亚哺乳动物种群遗传学研究结果, 我们认为物种间或种群间的差异主要表现为三个层次: 巽他区种群与印度支那区种群间约百万年尺度的分化, 巽他区不同岛屿种群间约数十万年尺度的分化, 以及发生于晚更新世的分化事件。已有的东南亚种群遗传学研究主要采用线粒体及核基因多位点数据进行分析, 而种群基因组学分析则使得获得详尽的种群历史动态成为可能, 并使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东南亚哺乳动物类群所经历的物种形成过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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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漠猫(Felis bieti)是中国特有的野生猫科动物, 也是世界上最鲜为人知的猫科动物之一, 在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列为易危(Vulnerable, VU), 在我国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本文对荒漠猫的野外分布现状、分类学地位、遗传多样性、演化史以及致危因素等近期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和展望, 以期为荒漠猫的保护提供科学依据。荒漠猫定名于1892年, 其分类学地位长期存在争议。形态学证据支持其独立物种的划分, 但分子遗传学研究则表明荒漠猫与亚洲野猫(Felis silvestris ornata)等野猫亚种之间的演化距离相当, 建议将其归为野猫亚种(F. s. bieti)。然而研究也表明包括荒漠猫在内的各野猫支系之间的分歧时间已有100万年以上, 因此解决野猫类群分类学争议的另一种可能是将所有野猫亚种提升为物种水平, 从而维持荒漠猫的独立物种地位, 不过这需要对所有野猫类群在全基因组层面深入全面地分析。最新的基因组学研究揭示荒漠猫与亚洲野猫(F. s. ornata)存在着古老的基因交流, 与青藏高原同域家猫之间存在近期且广泛的基因渗透。该遗传杂交信号以荒漠猫到家猫为主并局限于荒漠猫分布区, 时间尺度对应于20世纪中叶, 可能与藏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家猫种群在当地的增长有关。该发现也意味着青藏高原增长的家猫种群对于同域分布的野猫产生的遗传影响将是亟需关注的问题。IUCN最新评估结果显示, 荒漠猫明确分布区域仅限于青藏高原东部, 包括青海东部、四川西北部、甘肃西南部以及紧邻青海的西藏东南部局部区域。荒漠猫当前面临着包括鼠药施用造成的二次毒害、毛皮贸易、开发建设造成的栖息地的丧失和碎片化、路撞以及与同域家猫杂交等在内的直接或潜在威胁。对荒漠猫开展更全面的调查和深入的研究以及评估并制定有效的保护管理措施, 是保护我国唯一的特有猫科动物的重要举措。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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