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地与居民超重肥胖之间关系的Meta分析

已有研究表明,绿地与周边人群超重和肥胖风险存在潜在关联,然而其具体效应有待测定。采用Meta分析(meta-analysis)方法对69篇绿地与居民超重肥胖关系的研究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并探究了不同研究设计、绿地指标、样本年龄和不同尺度地理分析单元等亚组的研究结果差异,发现：(1)总体上,绿地与居民超重或肥胖风险、身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和腰围呈负相关关系,但不同研究设计类型(横截面研究和队列研究)之间的研究结果具有较大差异。(2)对于不同的绿地指标,其与居民超重肥胖的关系也存在一定差异。(3)相较于儿童和青少年,绿地与成年人超重肥胖的关联性更显著。(4)两者之间的关系具有明显的尺度效应。Meta分析结果显示,绿地与居民超重肥胖关系在各亚组中存在混杂,意味着它们的关系可能更加复杂,这对未来研究起到一定启示作用：应增加纵向研究以更深入探讨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和作用机理;构建完善的绿地测度指标体系,考虑多尺度地理分析单元的影响差异;同时,不应忽视来自样本多方面混杂因素的影响,从而使未来相关领域研究得出更明晰的结论,为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及相关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生境质量的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网络识别

快速城市化导致我国出现局域生态退化、生态空间被大量挤占等问题,生态安全面临严重威胁,东部沿海地区尤甚。识别生态网络可以维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稳定性,对于保障脆弱生态系统和城镇化程度高的区域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已有研究较少考虑生境质量变化对研究区的影响,以及确定生态廊道宽度的方法尚未成熟,准确性和空间精度存疑。使用InVEST模型对2000年、2010年和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生境质量的时空演化特征进行研究,并基于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的景观要素识别选取生态源地,根据长时间序列的景观连通性和生境质量评估划分生态源地等级;运用电路理论方法提取生态廊道位置和宽度范围,以及判别生态“夹点”与生态障碍点。研究发现：(1)2000—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生境质量总体呈下降趋势,并呈现从中心向边缘递减的空间格局态势;(2)识别出117个生态源地,包括7个一级生态源地,13个二级生态源地和97个三级生态源地,总面积2597.72km²,占大湾区的46.39%;(3)生态廊道共243条,其中,一级廊道104条,二级廊道139条,总长度1273.84km;(4)生态“夹点”88个、生态...     

基于多出行模式两步移动搜索法的广州多尺度绿地可达性与公平性研究

绿地可达性与公平性是衡量城市居民接触和使用绿地便捷程度与机会的重要指标,也是评价和反映城市绿地资源空间配置科学性与合理性的重要体现,并与城市环境、生态、健康、社会和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已有研究较少从多个尺度、多种出行模式测度绿地可达性与公平性。以广州为研究区域,结合出行O-D点智能查询系统（Travel O-D Point Intelligent Query System,TIQS）构建了多出行模式两步移动搜索法模型（Multi-mode Two-step Floating Catchment Area Method,M2SFCA）和绿地公平性模型,对广州绿地可达性和公平性空间格局与差异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1）广州多尺度绿地可达性水平存在明显的"城郊两极化"空间差异,低绿地可达性区域集聚于人口密度较高的中心城区,而人口较少的外围城市区域绿地可达性值普遍较高。（2）广州市域绿地资源空间分布处于严重不公平状态（绿地公平性指数为0.58）,且各行政区之间也存在较大差异,南沙区、天河区和花都区绿地公平性相对较好,其他区域绿地资源空间分配均有待提高与优化。（3）在镇街层面,有73.29%的镇街绿地资源空间分配处于高度平均水平（绿地公平性指数≤0.2）;在社区层面,低可达性-公平类型的社区数量最多（占社区总量的39.85%）,高可达性类型的社区分布最少：有15.91%的社区属于高可达性-公平类型,有12.94%的社区属于高可达性-不公平类型。研究结论将为优化城市区域绿地空间结构、保障绿地空间公平提供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