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活动对普氏原羚分布的影响

根据卫星遥感（ＴＭ）影像与野外——ＧＰＳ（全球定位系统）定位的实地考察资料,结合数字化的地形图、植被图与土地利用图、交通图,利用地理信息系统软件——生态信息系统（ＥＩＳ）建立了地理信息系统模型,采用生境评价方法ＨＥＰ就人类活动对青海湖地区普氏原羚生境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影响普氏原羚生境适合度的因素主要为基质类型、坡度、水源远近、植被类型与人类活动。当不考虑人类活动影响时,普氏原羚活动区的面积为７９５５ｋｍ ２,最佳生境为典型草原,其次为灌丛沙地,折合适宜生境面积４６６４ｋｍ ２。由于交通、居民点、农业用地等土地利用的影响,普氏原羚仅分布在草地沙地边缘,其适宜分布区迅速减小,生境的适合度等级出现明显变化,最适生境缺损,折合最适生境面积５１１ｋｍ ２。只占原来适合生境面积１１％ 。典型草原围栏与人为放牧影响,普氏原羚实际分布区面积只有３５０ｋｍ ２,讨论了普氏原羚的保护对策。     

汶川地震后野生动物及栖息地的调查——以龙溪虹口和千佛山自然保护区为例

为了解汶川地震对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的影响,2008年10月中旬,选择在龙溪虹口和千佛山两个自然保护区进行野外实地调查。在调查的20条样线中,发现次生地质灾害体100处,平均面积为（12±2．5）hm^2。地质灾害体按基质成分所占比例由大到小依次为土壤、裸岩、流石滩、地被残留物,其中部分灾害体上已经长出草本植物。地质灾害点发生比例与坡度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地质灾害体的面积和影响范围也呈显著正相关。野外调查中共发现动物活动痕迹点52处,没有发现因地震直接导致伤亡的动物个体,约60％的动物活动痕迹位于距地质灾害体100m的范围内,表明地震后动物的活动区域并未远离崩塌、滑坡等次生地质灾害体;与震前相比,在旅游景区发现更多野生动物的活动痕迹,表明人类活动停止后,野生动物重新利用这些栖息地。     

红树林水生动物栖息地功能及其渔业价值

红树林生长于热带、亚热带海陆交界的生态敏感带,其根系为生活于潮间带高度异质环境下的生物提供了适宜生境:藻类、双壳类、甲壳类等大量附生于红树根部;红树的呼吸根、支柱根、树干、倒落的枝条和残骸等,与沉积物形成的松软基质为大量底栖动物提供栖息地,根部结构间的空隙成为虾类、蟹类和鱼类等游泳动物的优良避难所和索饵场。红树林凋落物以碎屑形式进入食物网,连同浮游植物、附生藻类和底栖微藻等,是红树林生态系统的碳循环重要组成部分,为红树林区水生动物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可见,食物来源丰富、隐蔽性强、捕食压力低等特点使得红树林成为水生动物的理想栖息地,许多水生动物选择在其中度过部分或完整生活史。另外,红树林也是重要经济动物(鱼、虾、蟹类)的育苗场,为近岸鱼类种群的补充和渔业活动提供支持。为合理开发红树林区渔业和有效保护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从生境价值、凋落物在红树林生态系统食物网中的贡献等方面总结了红树林栖息地功能及其渔业价值,提出今后的研究方向应将红树林的栖息地功能从其它河口、近岸栖息地中分离出来,甄别不同栖息地间的动态关系及其对渔业的影响。     

大雾岭保护区穿山甲冬季生境选择

1999年12月至2001年2月,对大雾岭自然保护区穿山甲冬季栖息地的选择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对林型选择的先后次序为针阔混交林、灌木丛、常绿阔叶林、针叶林;最偏爱针阔混交林,最不喜爱针叶林.多选择陡坡(30～ 60°);干扰源距离较远(>1 000 m),干扰程度小;林下草灌层盖度高(81% ～ 100%),隐蔽程度好; 阳坡或半阴半阳坡;中低海拔(760 ～ 1 500 m);中下坡位;水源距离较近(<500 m);乔木郁闭度适中(31% ～ 70%)的生境.较少选择上坡位,林下草灌层中低(0 ～ 50%),乔木郁闭度偏高(71%～ 100%)或偏低(0～ 30%),阴坡的生境.对洞口设置的要求是多朝南,而且要求隐蔽条件好,多数为全隐蔽或半隐蔽;最不喜爱将洞口设置在裸露、隐蔽程度差的生境,强力避免洞口向北.坡度、干扰源距离和林下草灌层盖度是影响穿山甲冬季栖息地选择的关键环境因子.     

不同后作生境对玉米地天敌的冬季保育作用

不同的作物生境可为田间自然天敌提供不同的栖息场所及猎物或寄主,从而影响天敌自身种群的维持及繁衍。在秋收后的玉米地布局不同的作物生境(玉米秸秆生境、叶菜类生境、甘薯生境及杂草带生境),采用目测法和扫网法调查研究其天敌群落组成及时序动态,通过聚类分析探讨了不同作物生境对玉米地自然天敌冬季保育作用的差异性。结果表明,玉米秸秆生境天敌数量最大,共收集天敌555头,约为叶菜类(甘蓝、菜心、油麦菜)生境的2倍,为杂草带和甘薯生境的4.5倍;天敌种类以蜘蛛类群为主,其中甘蓝、甘薯和杂草带生境蜘蛛个体数量占天敌总量的80%以上,而玉米秸秆生境天敌优势种为稻红瓢虫,其种群发生量达30头/100株以上。天敌物种数、多样性指数大小为玉米秸秆生境>叶菜类生境≥杂草带生境>甘薯生境,天敌群落优势度集中性指数与之相反。系统聚类可将6种不同作物生境聚为3类,玉米秸秆生境为一类,叶菜类生境为一类,杂草带和甘薯生境为一类。研究发现,玉米秸秆生境对玉米地天敌的冬季保育作用最佳。     

洪湖水体藻类藻相特征及其对生境的响应

藻类是水生态系统的重要成分,它的群落结构、细胞密度变化与水环境相适应,随水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因此藻相变化是评价水体质量的一项重要指标。2009—2010年在洪湖水面不同方位布点采样,对水体的浮游藻类藻相(群落结构、密度)和水质状况(水位(water level,H)、水温(water temperature,tw)、透明度(transparency,SD)、总氮(total nitrogen,TN)、总磷(totalphosphorus,TP)、高锰酸盐指数(permanganate index,CODMn)和叶绿素含量(chlorophyll a,Chl-a)等)进行了逐月的调查、监测,采用湖库营养状态指数法对湖泊富营养化评价,并运用多元逐步回归方法建立水体藻类与生境因子的回归方程。结果表明:洪湖水体总体上已达到轻度富营养化状态;藻类以蓝藻门、硅藻门和绿藻门为主,共鉴定出7门65属,藻细胞密度为1.14×106—3.24×107个/L,藻相季节变化特征明显。藻类组成以蓝藻门密度最高(52.93%),硅藻门(25.96%)和绿藻门(16.83%)次之,隐藻门(1.98%)、金藻门(1.64%)、裸藻门(0.42%)和甲藻门(0.25%)相对较低。藻类藻相及优势种在不同季节有所差异,冬春季节(12—5月)以硅藻门的直链藻、小环藻和针杆藻为优势种,夏秋季节(7—11月)以蓝藻门的鱼腥藻和微囊藻为优势种;湖泊藻类细胞密度与tw、CODMn呈正显著相关关系,与H、TN、TP、SD相关关系不显著;藻细胞生长逐步回归方程为y=3.7815+0.0794tw+0.5670CODMn-1.3467SD,藻细胞生长主要受水温和有机污染物等的影响,氮磷不是藻类生长的控制因子;在湖泊不同区域,环境条件存在差异,导致藻类生长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环境因子存在一定的差异,蓝藻生长主要受tw、CODMn和SD控制,绿藻生长主要受H、tw和CODMn影响,而硅藻生长决定于水体CODMn。     

周边不同生境条件对茶园蜘蛛群落及叶蝉种群时空结构的影响

为利用天敌实施害虫生态控制,田间调查了周边不同生境条件对茶园蜘蛛及叶蝉种群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小乔木生境茶园(Ⅰ)和相思树生境茶园(Ⅲ)影响下茶园蜘蛛及叶蝉聚集程度较强,茶园Ⅰ叶蝉聚集数最多,为692头,但与其他生境茶园间差异不显著(P0.05);茶园Ⅲ蜘蛛聚集数量最多,为1155头,并与稻田生境茶园(Ⅱ)、生活区生境茶园(Ⅳ)的差异达到显著水平(P0.05);从蜘蛛功能群聚集情况来看,结网型蜘蛛相对较少,为295头;游猎型蜘蛛最多,为2957头;其中,茶园Ⅰ与茶园Ⅲ蜘蛛多样性指数和丰富度数值较大,对叶蝉的跟随效应明显,并与Ⅱ、Ⅳ茶园有显著差异(P0.05)。多元数据分析结果显示,茶园Ⅰ和茶园Ⅲ均能够明显提高蜘蛛群落聚集的时空分布水平;蜘蛛群落的聚集密度时空分布大小表现为:茶园Ⅰ茶园Ⅲ茶园Ⅳ茶园Ⅱ。由此可知周边生境结构植物丰富和相对稳定的茶园能通过和谐的生态过程影响蜘蛛和叶蝉的时空格局,提高蜘蛛对害虫叶蝉的自然控制能力。     

浙江省生境质量时空演变与生态红线评估

生境质量是反映生物多样性状况与局地生态功能的重要指标,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研究区域生境质量的时空演变具有重要意义。以浙江省为研究区,基于InVEST模型、热点分析及地理探测器模型探究生境质量的时空演变与影响因素,并利用生境质量结果对浙江省生态红线开展了定量评估。结果表明:(1)2000-2015年,浙江省生境质量均值呈减速下降趋势,空间上形成了西北、西南、中东高和东北、中部低的分布格局;生境退化度呈现"中心-外围"的圈层辐射结构。(2)热点分析显示,生境质量与生境退化度在乡镇尺度上集聚特征相似、冷热点空间分布趋势相反。(3)地理探测分析发现,地形(高程、坡度)是影响浙江省生境质量的主要因素,植被因素(NPP、NDVI)的贡献度随时间推移逐渐增大;浙江省生境质量空间分异受到自然因子与社会经济因子的协同作用。(4)浙江省生态红线的生境质量整体较高且稳定,不同红线类型的生境质量存在差异;高生境质量区与生态红线的错位区域主要分布在浙西南、西北部山区,而北部、中部以及东部相对较少。基于此,对生态红线调整、区域生态功能区划提出对应的策略,以期提升浙江省生态空间管控。     

中华虎凤蝶湖南种群栖息地特性及其生态保护策略

自2009年首次在湖南乌云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现中华虎凤蝶种群以来,在该保护区持续开展了10余年的野外调查监测。通过对中华虎凤蝶湖南种群6个分布点的野外观测数据分析,结果表明中华虎凤蝶湖南种群栖息环境中的植被以禾本科、菊科、蔷薇科、百合科及豆科植物为主,共计有46科96属128种;不同栖息生境中种群数量差异较大,高山灌草丛为中华虎凤蝶湖南种群的主要生境,而梯田生境、乔木林生境中,其种群数量均很低,展现出与低矮芒草丛的保温遮阴特性以及寄主植物的分布密切相关。寄主植物的复壮和围栏的建设对中华虎凤蝶湖南种群的栖息环境起到了明显的保护作用、对其种群数量的增效作用显著。为深入研究中华虎凤蝶湖南种群的生物学和生态学特性提供了基础数据,为中华虎凤蝶湖南种群的保育工作开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当地保护区的保护措施优化提供了科学依据。     

基于4种生态位模型的金钱松潜在适生区预测

金钱松（Pseudolarix amabilis）是我国特有孑遗植物,为国家II级保护植物。基于4种生态位模型（GARP、Bioclim、Domain和Maxent）预测金钱松潜在适生区,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和Kappa统计量检验模型的预测效果。预测结果表明金钱松在浙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以及江西北部表现为高度适生,并以这些地带为中心向外延伸至北纬24.43°-33.35°和东经106.41°-123.42°之间,4种模型预测结果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recr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AUC）平均值均大于0.9,Kappa平均值亦大于0.75,精度较高。通过"刀切法"分析得出年均温是预测金钱松潜在适生区的关键影响因子,可能为当前金钱松分布格局形成的决定因素。模拟金钱松在末次盛冰期和2070年气候条件下的分布,结果表明其分布格局随气候变化由"南扩北缩"变为"南缩北扩",未来分布面积将大幅减小,气候变化是导致其"南缩北扩"的主要驱动因子。建议在当前金钱松高适分布区域内（江西铜鼓县、湖南张家界和衡阳）建立自然保护区或种子园,并在未来气候条件下高适分布区域内（如安徽北部、河南南部、湖北东南部等地）通过人工引种辅助金钱松的北向迁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