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禁渔

<正>现在要想保护长江鱼类,需要禁渔10年以上,之后等时机成熟时再采用科学的、现代化的方式捕捞,实现资源的可持续性利用。禁渔对我国水产品供应没有多大影响,因为我国以养殖为主,捕捞为辅,而长江捕捞仅占全国水产品总供应量的千分之一。长江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生活有白鲟等一百多种特有珍稀的鱼类。此外,长江鱼类还是我国淡水养殖(尤其是四大家鱼)的优良种质来源。四大家鱼历     

一只长江江豚妊娠期昼间行为及其时间分配

长江江豚(Neophocaena phocaenoides asiaeorientalis Pilleri and Gihr,1972)属于哺乳纲(Mammalia)、鲸目(Cetacea),是仅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及其附属湖泊中的惟一且相对独立的一个江豚淡水亚种(高安利和周开亚,1995),也是中国水域中三个江豚种群中最为濒危的一个亚种,<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兽类>也将其列为濒危级(汪松,1998).     

长江中下游湖泊软体动物的多样性及分布现状

长江中下游流域是我国淡水贝类多样性最为集中的地区,然而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淡水贝类已成为高度濒危的类群。为有效保护淡水贝类的多样性,我们于2003年6月-2005年5月对长江中下游流域13个水体软体动物的多样性及分布进行了调查。共采集到软体动物69种(中国特有种42种),隶属于腹足类9科14属29种和瓣鳃类5科17属40种。其中,蚌科和田螺科是种类数最多的两个科,分别占总种类数的50.7%和14.5%。不同类型湖泊软体动物种类数的差别较大。通江湖泊所占种类数相对丰富,尤其是适应流水的种类,如河螺属、短沟蜷属及蚌科的种类。大型通江湖泊鄱阳湖和洞庭湖软体动物的种类数和特有种数分别66种和40种,分别占总种类数和总特有种数的95.7%和95.2%。阻隔水体所占种类数相对较少,种类数为4-19种。与历史资料相比,长江中下游湖泊软体动物的种类数和特有种数均减少50%左右,且多数种类的分布范围也明显缩小。造成贝类资源衰退的可能原因主要是江湖阻隔所引起的整个江湖复合系统栖息地和水文情势的改变,其他的人为活动如过度捕捞、围垦及废污水的过度排放等也可能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长江流域若干水体寡毛类区系组成及相似性分析

研究了长江流域十余个水体水栖寡毛类的区系组成及分布。共鉴定水栖寡毛类53种,隶3科27属,其中仙女虫科15属31种(占58.49%);颤蚓科11属20种(占37.74%);线蚓科1属2种(占3.77%).在河流、草型湖泊和藻型湖泊这三类水体中,以草型湖泊的物种数最多,达36种;其次为长江干流,34种;藻型湖泊仅24种。对寡毛类的种间关系及不同生境寡毛类种类组成的相似性进行了聚类分析,结果表明,寡毛类的种类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性,据此可将其划分为6类(A-F组).       

半自然水域中长江江豚活动区域及其季节性变化

长江江豚 (Neophocaena phocaenoides asiaeorientalis)是江豚独立的淡水种群,近年来其种群数量呈急剧下降趋势1。       

基于主体功能区的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评价与问题区域识别

长江经济带已成为我国推进绿色发展的重要阵地。基于主体功能区视角,构建以水系统为纽带的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综合加权法、空间自相关、耦合协调度模型等方法探究2018年长江经济带130个城市绿色发展及各子系统耦合协调水平的空间格局,并对绿色发展的问题区域进行分类识别。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呈由下游、中游至上游递减趋势;各主体功能区绿色发展指数表现为优化开发区>限制开发区>重点开发区。(2)绿色发展各子系统耦合协调度值位于0.365—0.656之间,多处于濒临失调和勉强协调的临界区间,耦合协调水平整体偏低。(3)从长江经济带整体来看,长江中上游地区绝大部分城市绿色发展主要受资源利用和产业发展水平偏低,及由此带来的生态和生活问题限制,且长江中上游地区各省会或直辖市对区域内其他城市绿色发展带动能力不足。从主体功能区视角来看,优化开发区以生态问题为主,仅上海和嘉兴两市;重点开发区以生态和生产问题为主,集中于武汉都市圈和成渝双城经济圈内部;限制开发区以生产和生活问题为主,主要位于省际边界型城市地区。最后综合问题识别结果,分别对长江经济带各主要问题区域绿色发展...     

长江中游地区农业生态效率空间关联网络演化及驱动因素

厘清农业生态效率空间关联的网络特征及驱动因素对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实现区域协同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1-2019年长江中游地区3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超效率至强有效前沿最近距离(MINDS)模型测度各地级市的农业生态效率,运用引力模型对长江中游地区农业生态效率的空间关联关系进行识别,进而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和二次指派程序(QAP)方法揭示其网络结构演化特征和驱动因素。研究表明:(1)长江中游地区农业生态效率的空间关联关系表现出复杂的网络结构形态,空间关联网络具有高通达性且等级结构趋于松散,但网络稳定性却趋于下降;(2)武汉市和长沙市在空间关联网络中居核心地位,既扮演中心行动者角色又兼具"中介"和"桥梁"功能;岳阳市、黄石市等省际边界地级市在网络中则扮演边缘行动者角色;(3)空间关联网络核心-边缘结构由"十五"时期的"大聚集、小分散"演变为"十三五"时期的"大分散、小聚集",核心区由中部聚集转变为向四周发散;(4)地理空间的邻接、地区农业产业地位、财政支出、经济发展水平的相近以及交通运输水平的差异均有助于空间关联网络的形成。     

长江经济带国土空间开发与保护路径优化

长江经济带是重大国家战略发展区域,优化其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是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研究基于“核心点-发展轴-战略区”的框架,通过国土空间利用强度表征指标及夜间灯光数据识别发展核心点,借助有序加权平均算法模拟多种决策愿景下的空间发展阻力面,运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和电路理论模型识别空间发展轴线及其内部的开发保护战略区,定量构建不同决策偏好的空间格局优化方案,突破了传统研究中单一目标和定性分析的局限。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国土空间发展核心点共63个,约占区域总面积的5%,呈现自东向西递减的空间分布特征;城镇扩张、协同发展和生态约束三类情景下发展轴线均为61条,所覆盖的县级单元分别占总数的36.6%、36.5和36.7%,呈现出“一横三纵”的格局特征;城镇扩张、协同发展和生态约束三类情景下开发战略区分别占轴线面积的4.5%、4.9%、4.8%,多分布于长江干流及其支流沿线。保护战略区分别占轴线面积的17.1%、13.9%、15.3%,主要分布于长江南岸区域。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基础架构,能够为落实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提供决策参考。     

大河岸线生态完整性内涵及评估方法——以长江岸线为例

大河岸线作为流域的重要生态空间,其内涵属性、空间格局和生态功能都具有显著的整体性。从岸线的陆域原真性、水陆生态渐变性、生境依存性及生物多样性等维度,分析了大河岸线生态完整性的科学内涵。结合国内外河流岸线生态评价研究,建立了大河岸线生态完整性的科学表征体系,提出各项指标评估和综合分级方法,并对长江岸线生态完整性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长江岸线生态完整性总体处于中等水平,从上游到下游沿岸各地市岸段生态完整性得分总体逐步降低;中上游地市岸段受到滨江湿地和洲岛发育程度及湿地保护状况等因素制约,下游地市岸段则受土地开发强度、自然岸线保有率、水陆连通性等制约。虽然中下游岸线有较高的开发程度且受长江大堤的约束,生态完整性受到明显影响,但在相同条件下生态完整性仍然有较大差异性,部分地区如铜陵段、安庆段和上海段仍保持了较高的完整性。大河岸线生态完整性的评估有助于形成既尊重自然规律、保护生态环境、保障防洪安全及供水安全,又能支撑社会经济发展、促进高效集约利用的长江生态岸线格局。     

航道整治期间长江江豚临时庇护所建设及效果评估

航道整治期间为受扰动江豚提供临时庇护所,是在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之外的一种尝试。2020年1月至2021年12月,在长江干线武汉至安庆段6 m水深航道整治过程中,选取马当圆水道建设长江江豚临时庇护所,通过禁止渔业捕捞,增殖放流和通航引导等措施来提升庇护所质量。监测结果表明,庇护所设立后其作为长江江豚栖息地的质量得到提高:夏季鱼类密度从(3361.2±1991.7)条/hm²上升到(12439.1±10734.5)条/hm²,冬季鱼类密度从(501.3±381.8)条/hm²上升至(1684.4±3770.9)条/hm²。通航船舶显著减少,水下噪声低于长江干流的平均水平。长江江豚临时庇护所建立后,枯水期庇护所水域内长江江豚的平均目击次数(4.3±0.6)、观察头次(6)和群体大小(1.4±0.5)都要显著高于庇护所建设前(P<0.05),丰水期则无显著性差异(P>0.05),说明庇护所在枯水期发挥了对长江江豚的保护作用。但长江江豚对庇护所的利用主要集中在进出水道两端,可能是枯水期部分水域过浅限制了江豚对庇护所的利用。分析认为,航道整治等涉水工程施工期间为江豚提供临时庇护所是一项可行措施,但要充分发挥庇护所对江豚的保护作用,必须全面考虑江豚对各项生态因子的需求,防止因关键因子带来的"木桶效应"制约庇护所的整体适合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