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东湾湿地环境保护与资源持续利用对策

1　引　言辽东湾湿地是我国乃至亚洲最大的河口湿地(图 1 ) ,仅次于罗马尼亚的多瑙河河口湿地 ,居世界第二位。它东起营口市老边区 ( 1 2 2°2 6′) ,西至凌海市小凌河口 ( 1 2 1°8′) ,南起盖洲市大清河口 ( 40°2 5′) ,北至北宁市沟帮子 ( 41°2 1′) [1] ,陆地面积为1 2 9× 1 0 6ｈａ,- 5ｍ等深线以内的浅海面积为 4 4× 1 0 5ｈａ(包括盘锦市的全部及营口和锦洲市的部分地区 ,其中 90 %以上的湿地位于辽河三角洲地区 ) [2 ] 。目前 ,仅双台子河口东西两侧百余万亩芦苇沼泽尚存有湿地风貌 ,辽东湾湿地已岌岌可危。60年代以后 ,辽东…     

不同放牧率下羊草和芦苇可溶性碳水化合物和氮素含量的变化

在松嫩草原羊草草地上通过小区围栏放牧,对不同放牧率下羊草和芦苇可溶性碳水化合物和氮素含量的变化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羊草和芦苇在生长季初期茎基部的可溶性碳水化合物含量最低,分别为7．12％和3．95％,随着季节推移逐渐增加;叶片可溶性碳水化合物含量随季节推移的变化不大;羊草返青比芦苇早,从而造成5月份实验开始时两种禾草茎基部和叶片可溶性碳水化合物的差异;一定程度的放牧(本实验条件下为P4和P5小区)有利于牧草可溶性碳水化合物的提高,促进牧草再生氮素含量在生长季初期最大,随季节推移逐渐降低,与其物候期相一致;适当放牧能够刺激根对土壤中氮素的吸收,使其向地上部分转移,提高牧草的营养价值。     

显地植物小叶章对外源氮输入的响应

选取三江平原典型沼泽湿地植物小叶章为对象,通过野外控制试验（2004-2007年）,研究了4个不同氮素输入水平[0（对照,CK）、6（N6）、12（N12）和24（N24）g·m^-2·a^-1]对小叶章叶片形态、叶绿素和生物量累积等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氮处理间小叶章叶长和叶宽未出现显著差异,比叶面积在N。：处理时最小[（149．54±18．27）cm^2·g^-1],即此氮处理水平下叶片的厚度最大．叶片的叶绿素含量均呈单峰型变化,峰前,随着氮输入量的增大而增大,且N12和N24处理下峰值出现的时间早于N6和CK处理;峰后,N24处理下叶绿素含量迅速降低,N6处理则降低缓慢,说明适量的氮输入延缓了叶片衰老．连续的高氮（N24）输入使小叶章的生长发育有所提前,在成熟后叶片出现早衰现象．2005和2007年生长季末,小叶章地上部分生物量均随着外源氮输入量的增加而增大,但是经过4年（2007年）连续高氮（N24）处理的小叶章地上部分生物量较输入2年（2005年）时降低了53．72％．     

自然湿地土壤产甲烷菌和甲烷氧化菌多样性的分子检测

自然湿地是CH4排放的重要来源之一。产甲烷菌和甲烷氧化菌是介导自然湿地甲烷循环的重要功能菌群。开展产甲烷菌和甲烷氧化菌多样性的检测研究有助于揭示微生物介导的甲烷循环以及自然湿地甲烷排放的时空异质性。传统基于培养的检测方法已被证实无法充分描述产甲烷菌和甲烷氧化菌的多样性,而分子检测方法为自然湿地土壤产甲烷菌和甲烷氧化菌的多样性检测提供了一种更准确和科学的工具。本文综述了自然湿地土壤产甲烷菌和甲烷氧化菌的定性和定量分子检测方法,包括末端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T-RFLP）、变性梯度凝胶电泳（DGGE）、荧光原位杂交（FISH）和实时定量PCR（real-time qPCR）,重点分析了分子检测中两类重要的标记基因,总结了不同类型自然湿地产甲烷菌和甲烷氧化菌群落多样性的最新成果,提出了我国在该领域今后应深入研究探讨的一些问题及建议。     

艾比湖湿地自然保护区鹅喉羚生境适宜性评价

鹅喉羚是易危物种之一,利用现代空间分析技术快速准确评价其生境质量具有方法学意义和动物保护实际价值。以新疆艾比湖湿地自然保护区为评价区,通过全年不同季节多点野外调查,结合GIS空间分析技术,对鹅喉羚的生境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进行了适宜性评价。主要结果与结论如下:1)构建了适宜于研究区的基于植被类型和水源地为主要评价因子的鹅喉羚生境适宜性评价指标;2)通过空间数据统计分析认为水源和植被是影响保护区鹅喉羚生境质量的重要因素,距水源地2000 m以内的胡杨、梭梭、柽柳群落最适合鹅喉羚的生存,距水源2000—5500 m的区域为水源的中度适合区域,距水源5500 m以外植被稀少的地区不适宜鹅喉羚的生存;3)研究区域鹅喉羚生境面积春季为2339 km2,夏季为2880 km2,秋季为2728 km2,冬季为2862 km2,分别占研究区域总面积的61.5%、75.6%、71.7%和75.2%;4)目前在保护区内活动的人群主要为保护区的管理人员,人类活动地区与鹅喉羚生存环境空间上具有重叠性,但人类活动强度尚没有显著影响到鹅喉羚的生存,保护区的存在为鹅喉羚的生存起到了重要保护作用;5)由于保护区上中游人类的生产与开发,保护区水资源不断减少,主要表现为地表水减少,地下水位下降,这可能成为影响鹅喉羚生境质量的主要因素。今后需要优化保护区内水资源的配置,尽量减少人类活动对鹅喉羚的干扰,以有利于鹅喉羚的生存繁衍。     

互花米草入侵对胶州湾河口湿地土壤总铁分布的影响

互花米草是胶州湾滨海湿地典型的入侵物种,为进一步了解互花米草入侵对胶州湾河口湿地土壤总铁含量分布的影响,于2017年3月、5月、7月、9月和11月分别在互花米草湿地和光滩采集土壤样品,并对土壤总铁含量、有机质含量、土壤可溶性盐、pH、含水率、容重和土壤粒度进行测定与分析。结果表明:互花米草入侵显著提高了土壤总铁含量,两样区0—50 cm土层土壤总铁含量差异显著(P0.05),5月和7月互花米草湿地总铁含量在垂直方向上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与光滩在同一采样月份相比,互花米草湿地土壤总铁含量增幅分别为25.36%、29.50%、17.52%、30.28%和14.48%。相关性分析表明,互花米草湿地和光滩土壤总铁含量均与有机质含量和可溶性盐呈显著正相关(P0.01);并且光滩土壤总铁含量与含水率呈显著正相关(P0.01),与容重呈显著负相关(P0.01),表明两样区土壤总铁含量受有机质含量和可溶性盐影响较大。     

广州市湿地公园植物调查与分析

为更好地提高湿地公园的生态服务能力、加强湿地公园的物种保育功能并促进湿地公园建设和发展质量,对广州地区20个湿地公园植物进行了实地调查。结果表明,调查区域共有205种湿地植物;对其物种组成、生活型、生态习性、优势科属及应用频度等的分析表明,湿地公园的植物群落结构比较简单,主要植物种类同质化现象很严重,保护和珍稀植物种类应用较少等。基于此,推荐了55种本土植物作为广州市湿地公园进行生态改造和景观配置的候选物种,同时还提出了对未来湿地公园的建设和管理的若干建议。     

湿地碳排放及其影响因素

湿地生态系统在全球碳循环中起着重要作用.湿地独特的土壤、水文和植被条件,使得其在低氧环境下能不断累积碳,并同时释放大量温室气体——CH4和CO2,因此湿地的碳排放近年来成为全球气候变化研究关注的重点问题.湿地的土壤状况、水文条件及植被类型的不同导致湿地CH4和CO2的排放具有极强的时空变异性.土壤温度与CH4和CO2排放呈正相关关系;水位条件对湿地温室气体的排放有一定影响,在一定范围内,土壤的厌氧环境导致CH4排放量增大,CO2排放量减小;植被影响到温室气体产生、氧化和排放各个方面,因物种而异.     

张掖国家湿地公园优势鸟类种群生态位研究

鸟类时空格局影响下鸟类种群生态位的变化是认识鸟类环境适应机制的理论基础。在张掖国家湿地公园保育区,采用样带法研究了冬春季节5种优势鸟类种群生态位宽度和生态位重叠的时间异质性。结果表明:随着月份的更替,5种优势鸟类种群的生态位宽度呈现出先增大后减小的变化趋势,赤麻鸭(Tadornaferruginea)、绿头鸭(Anasplatyrhynchos)、麻雀(Passer montanus)、白骨顶鸡(Fulicaatra)的最高值出现在1月分别为1.601、1.415、1.627、1.771,大白鹭(Ardea alba)的最高值出现在3月为0.556;不同月份间鸟类优势种群生态位重叠存在差异,3月、11月生态位的重叠值最大,1月份最小;优势鸟类种群的生态位宽度和重叠在时间尺度上表现出"此消彼长"的关系。湿地公园时间尺度上的鸟类生态位宽度和重叠的差异与湿地食物资源及隐蔽条件、鸟类群体迁徙规律、鸟类种间的竞争密切相关,反应了湿地鸟类适应生境变化的可塑性机制。     

湿地公园研究体系构建

湿地公园是湿地保护性利用新方式,也是生态旅游和生态文明建设新载体,目前国内外兴起湿地公园建设热潮,为湿地保护性利用带来了新机遇。但作为新兴研究领域,目前湿地公园专题研究滞后于其建设与发展,研究基础理论薄弱、研究内容系统性不强、研究方法简单、研究体系不完整,对公园建设的实践指导不足。构建湿地公园研究体系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在对国内外研究总结分析的基础上,力图从研究理论体系、研究内容指标体系和研究方法体系等层面对湿地公园研究体系进行初步构建。提出湿地公园生态系统的概念,并将其组成结构研究体系、功能研究体系、影响评价体系和管理体系等作为研究内容的指标体系;对现有研究方法述评分析,构建了以基础理论探讨、规划研究、试验研究和空间分析为主的研究方法体系;指出了未来应注重的研究方法及发展趋势;最后结合部分实证研究对体系进行了充实完善。以望为推动湿地公园专题研究进程做出贡献,为湿地公园科学管理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