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三黄鸡的遗传多样性及保种效果分析

广西三黄鸡肉嫩味美,是中国应用广泛、开发利用最好的著名地方品种。为了准确评价广西三黄鸡的遗传多样性和保种效果,以广西自治区内4个保种场314个样品为研究材料,用18个微卫星标记和线粒体DNA D-loop区(mtDNA)联合分析广西三黄鸡群体的遗传多样性。微卫星标记结果表明:共检测到144个等位基因,平均等位基因数为8个,期望杂合度(HE)为0.679 8,观察杂合度(HO)为0.560 5,多态信息含量(PIC)为0.639 3。线粒体DNA D-loop区结果表明:在检测序列中,共发现31个变异位点,17种单倍型,群体平均核苷酸多态性和单倍型多态性分别为0.0137 9,0.644;网络中介图表明广西三黄鸡具有5个血统来源,主要起源是东亚和云南或云南周边地区地方鸡血统,但在存在少量外来商业鸡种血统。本研究结果表明,广西三黄鸡具有较为丰富的遗传多样性,个别保种场需进一步提纯保种。     

广西百色盆地高岭坡遗址的地层及年代

广西百色盆地旧石器工业因含有众多的手斧且年代早到803 kaBP而闻名于世。盆地内发育有7级河流阶地,其中第IV级阶地发现有手斧和玻璃陨石。自从1973年第一个石器地点被发现,越来越多的遗址或地点被调查发现和发掘。以前研究认为,百色盆地旧石器只出自网纹红土层,年代均为803 kaBP。2013年以前,通常只在土状堆积的上部发掘,从来没有人对第IV级阶地的沉积物从地表到底部砾石层进行系统发掘,因此关于第IV级阶地的整体地层堆积情况及含石器层位很模糊。2013-2014年,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会同田东县博物馆对百色盆地最重要的旧石器遗址之一——田东高岭坡遗址进行了系统的考古发掘。此次发掘从遗址的地表往下一直发掘到砾石层,揭露出厚度超过7m的完整地层序列,发现1处小型石器制造场和1处用火遗迹。在不同地层中发现石制品800多件,包括砍砸器、手镐、刮削器等。涵盖旧石器和新石器两个时代。根据地层对比和石制品的特征及测年结果,我们把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可分为3期：第一期的年代早于或等于803 kaBP,第二期为15 kaBP,第三期约为10 kaBP。     

澜沧江流域水生昆虫群落分类多样性和功能多样性海拔格局的空间尺度依赖性

群落分类多样性和功能多样性的海拔格局研究, 是了解生物多样性空间分布现状、揭示多样性维持和变化机制的重要途径。当前对水生昆虫分类多样性和功能多样性沿海拔梯度分布格局, 及其尺度依赖性依旧缺乏深入研究。本文基于2013-2018年在云南澜沧江流域500-3,900 m海拔梯度共149个溪流点位的水生昆虫群落调查数据, 利用线性或二次回归模型探索并比较了局部尺度(点位尺度)和不同区域尺度(100 m、150 m、200 m、250 m海拔段)的分类多样性指数(物种丰富度指数、Simpson多样性指数和物种均匀度指数)和功能多样性指数(树状图功能多样性指数(dbFD)、Rao二次熵指数(RaoQ)和功能均匀度指数(FEve))的海拔格局。结果表明, 在局部尺度, 物种丰富度指数和dbFD指数沿海拔梯度均无显著分布特征, Simpson多样性指数、RaoQ指数、物种均匀度指数和FEve指数沿海拔梯度呈现U型或者单调递减趋势。在区域尺度, 随着区域海拔带宽度的增加, 物种丰富度指数沿海拔呈不显著的单调递减格局, 但dbFD指数沿海拔分布由U型转变为单调递减趋势; Simpson多样性指数和RaoQ指数沿海拔梯度由显著U型趋势转变为无显著分布特征; 物种均匀度指数沿海拔梯度无显著分布特征, 但FEve指数呈显著增加的海拔格局。综上, 群落分类多样性指数和功能多样性指数沿海拔梯度分布存在局部和区域尺度的空间差异, 但区域尺度下二者海拔格局随海拔带宽度的增加存在一定程度的一致性。     

中国造礁石珊瑚分类厘定

造礁石珊瑚是珊瑚礁框架建造者, 具有维持珊瑚礁生态系统功能和稳定性的重要作用, 其分类对于造礁石珊瑚和珊瑚礁的研究与保护至关重要。目前, 随着分子系统学的不断发展, 造礁石珊瑚的分类体系发生改变, 伴随着出现大量同物异名。近年来也出现许多无中文学名的中国造礁石珊瑚新记录种, 这些都给物种认定和命名带来困难, 阻碍了中国造礁石珊瑚的研究与保护工作。为此, 本文收集了中国造礁石珊瑚物种记录文献资料, 采用最新的造礁石珊瑚分类体系, 确认同物异名, 形成中国造礁石珊瑚物种名录, 并对中国造礁石珊瑚物种的中文名进行统一的规范和命名。结果表明, 中国共有造礁石珊瑚2个类群16科77属445种。与《中国动物志·腔肠动物门·珊瑚虫纲·石珊瑚目·造礁石珊瑚》相比, 科级分类阶元新增7个科, 变更5个科; 属级分类阶元新增26属, 变更1属, 合并3属; 种级分类阶元新增291种, 变更13种, 合并20种, 新命名305个物种的中文名。并且筛选出187个同物异名。此外, 由于造礁石珊瑚分类体系现仍有部分争议, 文章也进行了讨论说明。     

大渡河中游干暖河谷区生境对植物群落分布格局和多样性的影响

大渡河中游干暖河谷区滑坡和泥石流灾害频发, 对该区域坡面植物群落的研究有助于揭示植被演替的方向, 为坡面植被生态恢复提供基本依据。本研究沿大渡河中游河谷区每隔约5 km设置典型样地, 调查了植被的物种组成和分布以及样地的地形、土壤等10个生境因子, 探讨河谷区植被的连续性变化, 并通过多元回归树(multivariate regression trees, MRT)、多样性指数和典范对应分析(canonical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CCA)等方法对植物群落进行分类、比较和排序。结果表明: 大渡河中游干暖河谷植被以土壤碳含量、pH值和C : N等3个因子为节点, 可划分为多花胡枝子(Lespedeza floribunda)-荩草(Arthraxon hispidus)-香薷(Elsholtzia ciliate)(群落A)、地果(Ficus tikoua)-车桑子(Dodonaea viscosa)-川滇薹草(Carex schneideri)(群落B)、云南松(Pinus yunnanensis)-栓皮栎(Quercus variabilis)(群落C)和荩草-扭黄茅(Heteropogon contortus)(群落D)等4种群落。该区域以灌木和草本为主要植被类型(群落A、B、C), 间或有裸地分布, 易成为泥石流灾害产生的物源区; 以多花胡枝子为主的灌草群落A的物种丰富度、优势度与多样性表现一致, 均高于以乔木和草本为主的群落C和D, 但物种多样性优势并不显著, 灌草群落分布广而结构单一, 外来物种占比为8.33%, 是生态系统脆弱和不稳定的表现。多元回归树和典范对应分析结果表明, pH值、C : N、坡向和土壤容重等4个因子对植物群落组成和分布影响最大, 且土壤因子的影响大于地形因子。     

物种分布模型在大型真菌红色名录评估及保护中的应用: 以冬虫夏草为例

我国大型真菌资源丰富, 由于受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等的影响, 近年来很多物种受到不同程度的威胁, 亟待保护。红色名录评估是物种保护的第一步, 为有效保护我国大型真菌多样性, 2016年生态环境部和中国科学院联合启动中国大型真菌红色名录评估项目。合理的评估依赖于完善的物种地理分布、种群数量规模及其动态变化信息。大型真菌评估信息较少, 需要引入新的方法解决评估信息不足的问题。冬虫夏草(Ophiocordyceps sinensis)是一种重要的食药用菌, 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 受到全世界的广泛关注, 评估信息相对充足, 此次被评为易危物种。利用物种分布模型对冬虫夏草未来分布区变化的预测在评估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将物种分布模型分析方法引入大型真菌的受威胁等级评估, 本文以此前我们利用物种分布模型预测冬虫夏草的潜在分布区及其对气候变化响应的研究为例, 介绍了应用物种分布模型预测大型真菌的潜在分布区、未来气候变化情景下分布区变化趋势的方法和流程, 以及在应用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方案。通过本文的分析, 我们认为物种分布模型在大型真菌的红色名录评估和保护中具有重要的应用潜力, 值得推广应用。     

“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进展及展望

“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是当前《生物多样性公约》谈判的焦点议题之一。本文阐述了框架制定的背景, 介绍了“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Open Ended Working Group, OEWG),的谈判过程, 综合分析了缔约方在各有关磋商进程中的观点, 以及目前缔约方对框架各个要素的共识和分歧, 评估了框架的制定进展, 并就框架的设计提出四点展望: (1)阐明转型变革的具体实施路径; (2)平衡反映公约三大目标; (3)加强与其他全球治理进程的协同; (4)强化框架对全球及缔约方履约进展的评估和审查。最后提出对我国的建议: (1)及时更新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与行动计划(National Biodiversity Strategies and Action Plans, NBSAP); (2)加强国内生物多样性工作的协调; (3)继续加强生态环境执法和责任机制。为缔约方更好参与框架制定进程, 深入了解框架及其磋商进展提供参考, 并为下一步框架制定提供参考。     

浙江水源地河流浮游动物多样性与环境因子的通径分析

为探明水源地河流浮游动物多样性及与水环境因子的关系, 利用浮游动物多样性参数监测水质, 2010-2014年间, 我们于每年的冬季(1月)、春季(4月)、夏季(7月)和秋季(10月), 对浙江2个水源地河流采样站(H1站和H2站)展开浮游动物种类组成、丰度和多样性指数的季节性调查, 同时测定水环境因子。结果表明, H1站和H2站浮游动物平均丰度分别为1,387.4 ind./L和873.0 ind./L, 小型浮游动物(轮虫 + 桡足类无节幼体)丰度分别占92.8% (H1站)和91.5% (H2站)。两采样站轮虫、枝角类和桡足类的优势种均为针簇多肢轮虫(Polyarthra trigla)、短尾秀体溞(Diaphanosoma brachyurum)和温剑水蚤(Thermocyclops sp.)。多元逐步回归与通径分析结果表明: 冬季氮磷比是轮虫类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H′)波动的限制因子, 主要通过总磷含量对轮虫类H′指数产生较大的间接正向作用; 春季氮磷比是轮虫类H′指数发展的决策因子; 秋季氮磷比可通过总氮含量对轮虫类H′指数产生较大的间接正向作用。冬季氨氮、总氮含量分别是甲壳动物体积多样性指数(Hs)的决策因子和限制因子。夏季溶解氧含量是总浮游动物物种丰富度(d)波动的限制因子, 主要通过pH值对d指数产生较大的间接正向作用, 作用机制表现为轮虫类H′指数随着夏季溶解氧含量的升高呈极显著上升(P < 0.01), 而甲壳动物Hs指数则显著下降(P < 0.05)。水源地河流环境因子与浮游动物多样性之间的相互关系为浙江水源地生态学监测提供了可能性。     

四川勿角自然保护区野生鸟兽的红外相机初步监测

野生动物资源的本底调查是自然保护区科研监测的基本任务之一。2014年1月—2018年9月,采用红外相机调查四川勿角自然保护区内的兽类和鸟类多样性,共布设39个不同相机监测位点(26个公里网格),累计3 039个相机捕获日,共获得照片2 162张,视频774段,独立有效记录723条,共鉴定出兽类4目11科19种和鸟类3目8科21种,其中,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4种,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1种,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列为易危(VU)6种和近危(NT)2种。相对丰富度指数最高的前7种野生动物依次为血雉Ithaginis cruentus(8.93)、毛冠鹿Elaphodus cephalophus(5.13)、红腹角雉Tragopan temminckii(4.11)、隐纹花松鼠Tamiops swinhoei(1.50)、橙翅噪鹛Trochalopteron elliotii(1.42)、中华鬣羚Capricornis milneedwardsii(0.87)、花面狸Paguma larvata(0.87)。调查中记录到的黄腹鼬Mustela kathiah、小麂Muntiacus reevesi 2种兽类和灰树鹊Dendrocitta formosae、斑背噪鹛Garrulax lunulatus、金色林鸲Tarsiger chrysaeus、栗腹歌鸲Larvivora brunnea、虎斑地鸫Zoothera aurea、宝兴歌鸫Turdus mupinensis、灰头鸫Turdus rubrocanus 7种鸟类为保护区新记录。本研究获得的兽类和鸟类数据将是保护区生物多样性本底数据的有效补充,通过红外相机持续监测获得的资料有利于保护区的长期监测和保护管理。     

四川省蝶类物种组成及名录

通过整理鉴定四川大学自然博物馆馆藏的100多年间采自四川省的1万余号蝶类标本,最早的四川蝶类标本(宽带凤蝶西部亚种Papilio nephelus chaon)采于1910年,结合文献和专著资料,参考《中国蝶类志》的分类系统,得到四川省蝶类644种,隶属于12科240属。其中,蛱蝶科Nymphalidae 162种、弄蝶科Hesperiidae 125种、眼蝶科Satyridae 114种、灰蝶科Lycaenidae 100种、粉蝶科Pieridae 59种、凤蝶科Papilionidae 45种、蚬蝶科Riodinidae 14种、绢蝶科Parnassiidae 11种、斑蝶科Danaidae 8种、环蝶科Amathusiidae 4种、喙蝶科Libytheidae 1种、珍蝶科Acraeidae 1种。四川省蝶类物种组成丰富,其中,蛱蝶科、弄蝶科、眼蝶科和灰蝶科物种数均超过或达到100种。建议在全省范围内选择不同生境建立长期监测点,持续监测蝶类物种多样性分布及变化情况,这对于保护全省生态环境和维持生物多样性都是至关重要的。建议尽快开展相关研究,包括四川省蝶类的经典分类学、系统发育及区系、生物地理学、生态学、行为学和进化生态学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