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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成功的天然更新应同时具备三个条件:(1)种源数量充足、质量良好;(2)适宜种子萌发的微生境;(3)幼苗、幼树存活的生态条件。为进一步揭示海南岛木麻黄(Casuarina equisetifolia)海防林自身无法天然更新的障碍因子,该文对影响其天然更新的三个条件之一的种子萌发条件进行了研究,并探讨了不同的生态因子,如木麻黄化感、土壤酸碱度、盐度、温度、基质类型、水分等对木麻黄种子萌发的影响。结果表明:(1)不同浸提物的不同浸提液浓度处理的种子萌发率与CK组无显著性差异。(2)设定范围内的pH、盐度和温度对木麻黄种子萌发率无显著影响。(3)不同浓度梯度PEG溶液处理的木麻黄种子萌发率存在显著性差异,且伴随PEG溶液浓度增加,木麻黄种子萌发率随之锐减。(4)不同基质及浇水频度对种子萌发率也具有显著影响。从综合PEG干旱胁迫、基质及浇水频度的结果可以发现,木麻黄种子抗旱能力较弱,对水分敏感。因此,水分是制约木麻黄种子萌发的主要限制因子,凋落物层及滨海沙土较差的保水性不同程度地制约了种子的萌发。 相似文献
52.
连香树(Cercidiphyllum japonicum)是第三纪孑遗植物, 存在严重的幼苗更新限制。为验证生活史早期(种子萌发)限制中国分布区北缘连香树种群幼苗更新, 并探讨其主要成因, 本研究在秦岭和太行山脉采集不同种源地的种子, 测定其形态性状、营养元素含量和质量、不同贮存时间的活力及不同温度条件下的萌发性状, 通过方差分析、相关分析等方法对不同种源地的种子性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 在中国分布区北缘, 其种子长度(P < 0.001)、萌发率(P < 0.001)、平均萌发时间(P < 0.001)、氮(P < 0.05)和磷含量(P < 0.001)在不同种源间存在显著差异; 而在区域尺度上(秦岭与太行山), 仅种子碳含量存在显著差异(P < 0.01)。天水种群的种子萌发率最高(21.77%), 平均萌发时间最长(11.12 d); 栾川的萌发率最低(1.38%), 平均萌发时间最短(3.47 d)。在25℃条件下, 济源种群的种子萌发率显著高于10℃、15℃和20℃条件下(P < 0.05), 而其他种源地的萌发率在不同温度条件下无显著差异。在4个温度条件下, 栾川种群种子的初始萌发时间无显著差异, 而其他4个种源地的初始萌发时间都随温度升高而缩短。相关分析结果表明, 种子萌发率与种子活力密切相关, 而种子活力与种子质量、种子的氮和磷含量显著相关。在中国分布区北缘, 连香树种子的自身属性(质量、氮和磷含量)通过影响种子活力间接影响萌发率; 且种子萌发对温度的响应主要表现在萌发时间上。本研究证实种子萌发是限制连香树种群幼苗更新的关键阶段, 主要原因如下: (1)连香树种子在9月成熟后, 10月的温度仍适宜种子萌发, 但较短生长期的幼苗在冬季低温下不能存活; (2)连香树种子萌发率低(14.4%); (3)第二年春天种子活力骤降。 相似文献
53.
54.
目的研究慢性乙型肝炎患者总胆红素(TBIL)、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γ-谷氨酰转肽酶(γ-GT)、总胆汁酸(TBA)水平及肠道菌群变化。方法选取2017年10月至2018年10月我院收治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80例为观察组,选取同期来我院进行体检的100例健康者为对照组,对比两组对象肝功能指标、血清炎性因子水平和肠道菌群数量。结果观察组患者血清TBIL、ALT、TBA和γ-GT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均P0.05)。观察组患者血清CRP、TNF-α和IL-6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均P0.05)。观察组患者肠道肠杆菌科、普雷沃菌属、拟杆菌属、梭菌属细菌及白假丝酵母数量显著高于对照组(均P0.05)。两组对象肠道瘤胃球菌属、双歧杆菌属、乳杆菌属细菌及粪肠球菌数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慢性乙型肝炎患者TBIL、ALT、γ-GT、TBA水平高于健康人群,炎性因子水平也高于正常人群,且存在一定程度的肠道菌群失调。提示肠道菌群结构变化可能对肝脏组织产生一定的损伤。 相似文献
55.
纤连蛋白(FN)是参与乙型肝炎病毒感染和肝脏纤维化的重要分子。 蚓激酶(LK)是从赤子爱胜蚓(Eisenia foetide)中提取的一组蛋白水解同工酶,能水解纤维蛋白治疗凝血相关疾病。 从这组同工酶中分离纯化出单一活性成分,在体外可降解纤连蛋白,被命名为蚯蚓纤连蛋白水解酶(EFNase)。 然而,LK 能否预防乙型肝炎病毒感染以及缓解因乙型肝炎导致的肝脏损伤等问题还不清楚。本研究以人肝癌细胞系HepG2.2.15为细胞模型,观察LK 对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或 FN 水平的影响;以 C57BL / 6J-HBV 转基因小鼠为动物模型,探讨 LK 对小鼠血清中 HBsAg、FN、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水平及肝脏病理改变的影响。结果表明,LK 在体内外均能抑制HBsAg 的生成,降低血清和肝脏FN。与生理盐水处理组相比,LK 改善了肝脏的状态。这些数据为理解LK 作为治疗乙型肝炎的潜在有效药物的治疗作用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 相似文献
56.
有研究报道在慢性肾脏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可发现一系列肠道变化,并有学者用"肠-肾轴"理论阐述肾脏病中肠道的变化以及疾病过程中肾脏与肠道之间的联系,提示调节肠道菌群或可成为治疗慢性肾脏病的新方法。本文根据"肠-肾轴"理论,综述了在慢性肾脏病发展过程中肠道出现的变化,如肠内代谢物异常、肠道损伤以及肠道菌群失调等。以慢性肾脏病发生发展过程中肠道的异常变化为治疗切入点,总结了以大黄为主的中药在调节肠道功能、修复肠道屏障、纠正肠道代谢物异常等方面具有的显著疗效,为治疗慢性肾脏病及减少并发症等提供新的治疗思路和新方法。 相似文献
57.
目的探究微生态制剂联合莫西沙星序贯疗法对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合并下呼吸道感染患者肠道菌群及免疫功能的影响。方法选取2016年2月到2019年2月我院收治的98例老年COPD合并下呼吸道感染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49例。对照组患者采用莫西沙星序贯法进行治疗。观察组患者采用微生态制剂联合莫西沙星治疗。检测两组患者下呼吸道感染病原菌及肠道微生物变化,T淋巴细胞亚群(CD4+细胞,CD8+细胞,CD4+/CD8+)水平,并评价患者临床效果和并发症情况。结果治疗后两组患者CAT评分(8.23±3.64、10.41±4.08)和mMRC评分(1.35±0.82、1.77±0.61)均低于治疗前(23.01±4.47、22.87±5.26、2.79±0.54、3.04±0.74),且观察组下降幅度大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下呼吸道感染主要病原菌中肺炎克雷伯菌、大肠埃希菌、铜绿假单胞菌、肺炎链球菌检出率均低于治疗前,但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肠道双歧杆菌、嗜酸乳杆菌、粪肠球菌数量均高于治疗前,大肠埃希菌数量均低于治疗前,且观察组改善情况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CD4+细胞、CD4+/CD8+均高于治疗前,且观察组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CD8+细胞数量治疗前后及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治疗后观察组患者腹胀(18.4%)、胃潴留(20.4%)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36.7%、38.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两组患者应激性溃疡发生率(20.4%、24.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微生态制剂联合莫西沙星序贯疗法治疗老年COPD合并下呼吸道感染能促进患者肠道微生态平衡,调节免疫功能,进而改善患者病情。 相似文献
58.
目的对比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患者和坠积性肺炎患者肺内一般病原菌和多重耐药菌的分布,同时分析COPD患者和坠积性肺炎患者多重耐药菌感染的影响因素。方法对入选COPD患者和坠积性肺炎患者下呼吸道痰标本进行培养和鉴定,对比两组患者病原菌以及多重耐药菌的检出率,同时比较两组患者性别、年龄、住院时间、糖尿病病史、有创机械通气治疗和留置尿管等因素对多重耐药菌感染的影响。结果 COPD患者革兰阴性菌的检出率(48.39%)显著低于坠积性肺炎患者(66.13%),COPD患者真菌的检出率(11.06%)显著高于坠积性肺炎患者(2.42%)。两组患者检出的多重耐药菌均以产超广谱β-内酰胺酶肠杆菌科细菌、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多重耐药/泛耐药铜绿假单胞菌为主。COPD患者中感染多重耐药菌患者的年龄和住院时间显著高于非感染患者;坠积性肺炎患者中感染多重耐药菌患者的住院时间、机械通气治疗率和留置尿管使用率显著高于非感染患者。结论影响老年COPD患者和坠积性肺炎患者多重耐药菌感染的因素有区别,应有针对性地应用抗生素以减少多重耐药菌的感染。 相似文献
59.
肺部微生物组存在于呼吸道和实质组织中,通过菌群紊乱、代谢产物、炎症反应、免疫反应、基因毒性等方面介导肺部损伤。随着肺部微生物组的深入研究,发现肺部微生物组的相关活动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和肺癌息息相关,能够促使COPD向肺癌的转变。本文主要介绍了肺部微生物组稳态及其通过炎症反应导致COPD和肺癌,重点探讨了肺部微生物组如何通过炎症反应介导COPD转化为肺癌,以期为COPD和肺癌的临床预防、优化治疗以及新型药物设计提供新的理论依据。 相似文献
60.
长江是复杂的生态系统, 但是随着长江生态环境的持续变化, 尤其是人类扰动所致的变化, 长江中的几种极其重要的大型物种先后因此而走向“灭绝”, 或“极可能灭绝”, 或“极度濒危”, 因此在现阶段有必要以现存于长江中的大型物种的生存状况为核心, 建立一项新的生态考核指标, 以综合表征长江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和生物多样性的完整性, 为“十年禁捕”和《长江保护法》的顺利实施提供科技支持。长江江豚(Neophocaena asiaeorientalis asiaeorientalis)仅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鄱阳湖, 是长江中极可能仅存的大型水生哺乳动物, 多年来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已成为长江“明星”物种。长江江豚种群分布和数量的变化与长江生态环境和鱼类资源的变化密切相关, 具有综合表征生态环境质量和生物多样性及其变化的基本属性。在复杂的水下声环境中, 长江江豚的声纳信号具有独特的时频特征, 具有较强的可监测性和可量化特征, 并且已被广泛应用于长江江豚的被动声学监测、实时识别和群体估算。同时, 在自然水域对长江江豚进行被动声学监测是一项方便和高效的工作。在沿江和沿湖设置一些样地水域, 布置水下声学仪器, 开展长期被动声学监测, 不但可以掌握长江江豚的分布规律、群体规模及其变化, 而且可以为定量分析样地水域生态环境质量和鱼类等水生生物的丰度提供可信的依据, 继而可以为定量评价所监测水域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及水生生物扰动提供长期数据支撑。因此, 基于被动声学监测的长江江豚种群数量, 可作为一项重要的生态考核指标, 用于定量评价长江生态环境质量和水生生物多样性及其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化, 并用于考核相关保护工作的落实情况和实际的保护效果。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