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跨界保护研究及对我国国家公园建设的启示

作为全球自然保护地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跨界保护对国家公园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然而,跨界保护研究在我国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如何快速了解并借鉴全球跨界保护研究经验,梳理跨界保护研究热点,判断研究发展趋势,成为这一阶段我国国家公园开展跨界保护研究的当务之急。通过CiteSpace文献量化和可视化分析工具,对跨界保护领域文献进行梳理和分析,将12个跨界保护研究知识聚类划分为"G1跨界物种"、"G2社会-经济-生态系统"、"G3军事争端与解决途径"、"G4跨界保护决策"4大热点研究方向。对我国国家公园建设形成4点启示:(1)匹配物种保护规模,完善跨界生态系统;(2)联合双边意愿,寻求跨界社区发展;(3)搁置领土争议,建立跨界合作协定;(4)科学规划,合理安排优先保护次序。     

中国大陆自然保护地概况及分类体系构想

自1956年我国建立第一个自然保护区以来, 截至2016年底, 我国已建立了约10种类型且数量庞大的自然保护地。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发展,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不仅是国家提出的重要任务,也是我国自然保护地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 由于我国目前各类自然保护地尚无统一的分类体系, 已有的自然保护地之间存在着概念界定不清、分类体系混乱、主导功能模糊、地理空间重叠等诸多问题。这不仅严重阻碍了我国现有自然保护地的优化整合和国家公园体制建设,而且不便于开展国际交流。因此迫切需要明确自然保护地的定义, 建立一套适用于我国且有利于国际交流的自然保护地分类体系。本文在介绍自然保护地的概念与内涵,以及我国10类自然保护地建设和分类体系现状的基础上,重点梳理了我国自然保护地的发展历程, 比较了各类自然保护地的定义、内涵以及主要分类依据,并提出了3种能够涵盖目前各类自然保护地的分类体系构想,它们分别基于IUCN保护区分类系统、保护对象自然属性和管理目标社会属性。希望这些构想能在未来自然保护地分类体系的研究中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三江源国家公园鸟类物种多样性研究

三江源国家公园位于青藏高原腹地,是生物多样性最为集中的区域。为了系统掌握公园内的鸟类分布状况,2015—2017年,对三江源国家公园区域进行了长期的野外调查,结合文献资料,发现三江源国家公园内共分布野生鸟类196种,隶属于18目45科121属。各级保护鸟类59种,占公园鸟类总数的30.1%,其中,国家I级重点保护鸟类8种;国家II级重点保护鸟类27种;青海省级保护鸟类24种。另外,还有国家三有鸟类120种。根据中国物种红色名录,受威胁(濒危、易危和近危)物种有39种,占公园鸟类总数的19.9%。中国特有鸟类15种,占园区内鸟类总数的7.65%。在地理分布型上,三江源国家公园位于古北界青藏区,古北界物种有145种;东洋界物种有37种;广布种有14种。利用G-F指数对物种多样性进行评估,三江源国家公园鸟类的G-F指数为0.825,表明公园内的鸟类物种多样性处于较高水平。长江源园区、澜沧江源园区和黄河源园区的平均动物区系相似性结果表明,三个园区之间动物区系关系均为密切关系。三江源国家公园鸟类物种多样性高、特有种及珍稀濒危物种丰富,具有极高的保护价值和意义。     

基于地形的牲畜空间利用特征及干扰评价——以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

地形是栖息地的基本要素, 从地形评价动物的空间利用特征能够掌握动物的分布规律并进行预测。为掌握保护区内牲畜的空间利用特征, 并评价它们对主要保护动物的潜在影响, 我们于2018年5-11月调查了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牛和马的分布, 并结合红外相机监测结果及历史监测数据进行了分析和评价。结果表明: (1)虽然两种牲畜均偏好低海拔、低坡度、光照良好(半阳坡、阳坡)、距水源近的栖息地, 但它们在地形利用上存在显著差异; (2)牲畜活动最频繁的三条沟分别是竹根岔右一支沟、竹根岔正沟和大窝凼洋洞沟, 且呈现不同的干扰特征; (3)基于监测数据, 羚牛(Budorcas taxicolor tibetana)可能是保护区内最易受牛马活动威胁的保护动物。红外相机监测结果显示, 羚牛沿海拔分布现状可能是回避牲畜密集区域的结果。基于本研究, 我们建议: (1)保护区重点关注竹根岔(右一支沟、正沟、白沙沟)、大窝凼(洋洞沟、外侧坡)两个核心区的牲畜活动情况, 并尽快针对放牧采取措施。例如, 持续监测重点干扰区域牲畜的种群数量和空间分布趋势。(2)严格限制牲畜继续向高海拔栖息地入侵。(3)管控放牧投盐等干扰的发生频率。(4)加强执法力度, 防止牲畜对保护区带来的干扰持续和扩大, 威胁物种安全。     

三江源国家公园种子植物区系特征分析

该研究在2017年和2018年多次野外调查的基础上,结合相关资料对三江源国家公园内的种子植物进行统计并分析其植物区系的组成、性质及特点。结果表明:(1)三江源国家公园共有种子植物50科232属832种,以耐旱耐寒的多年生草本为主,木本植物较少,是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种子植物的核心分布区。(2)该公园以长江源园区植物资源丰富度最高,澜沧江源园区和黄河源园区依次递减,其中,有244种种子植物在3个园区内均有分布。(3)在科的层次上,小科和中等科是构成该园区科的主体,而以禾本科为代表的12个大科和较大科共同构成了该园区种子植物的优势科。在属的层次上,单种属是构成该园区属的主体,中等属所含种子植物种数最多。(4)该区科的分布区类型以世界分布类型为主,除世界分布科外,该园区的科主要体现了温带性质的分布特点。(5)该区属的分布区类型具有明显的温带性质,与欧亚大陆联系紧密,以北温带分布类型为主要组成成分。(6)该区种子植物的种可分为中国特有种和非中国特有种两大类,中国特有种的分布与横断山脉密切联系,影响该区区系的形成。非中国特有种的分布中亚成分和东亚成分为主,北温带成分、温带亚洲成分等的共同参与和影响下形成明显的温带性质。(7)该园区种子植物资源的丰富性、生活型的多样性及科、属、种的温带性质的分布特点,充分体现了园区的种子植物区系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相适应。     

中国学者在越南发现大量蜘蛛新物种

2010年2月26日,动物分类学权威刊物Zootaxa发表了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李枢强实验室报道的21种蜘蛛新种。在越南北部3个国家公园中,通过1年多的持续调查,共发现23种隙蛛亚科蜘蛛,其中21种被证实是科学上新发现的新物种。据悉,其它2个已知种也是中国学者近年才报道的。     

2015—2020年间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景观格局变化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森林资源富集，探究该地区景观格局时空演变特征，对维护海南岛生态安全屏障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依托2015年和2020年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地表覆盖数据，建立景观分布格局体系，采用景观格局指数、单一景观动态度和景观转移矩阵的方法，分析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10类土地覆盖类型的景观格局变化特征，探究其变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15—2020年，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整体景观破碎度呈现降低趋势，空间集聚性增加，综合动态度较小，景观类型整体较稳定。(2)雨林优势种常绿阔叶林面积不断增加，破碎度减小，呈正向增长态势；针叶林与灌木林面积减少；部分水体转化为湿地等，面积减小；其余景观类型面积占比较小，按自然演替方向发展变化。(3)景观格局演变主要以雨林自然演替为主，其次受政策、气候等因素综合影响。综上所述，自开展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以来，其景观格局趋于稳定。政策引导发挥着重要的正向作用，有针对性地开展热带雨林景观保护及修复工作，有助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可持续发展。     

充分发挥生物医药行业协会的功能是政府职能转变和推动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

目前我国正处在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发展的转型时期。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功能是政府职能转变的需要，也是进一步构建符合经济全球化、竞争国际化要求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产业经济体系发展的需要。     

生物企业的收购活动将持续展开，FDA的非专利品的审核体制也将引人瞩目

首先，制药大户收购生物企业的活动将持续展开。2006年是企业巨头猎购有发展前途的生物企业的一年。美国Merck公司收购RNAi医药的Sirna公司，英国Astra Zeneca公司兼并了Cambridge Antibody Technology公司等，对此，我们依然记忆犹新。     

会议报告精彩回顾

随着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领域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突破，世界范围内正在孕育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的生物科技革命和生物产业革命。它在给我国生物产业发展带来重大机遇的同时，也对制约我国生物产业发展的诸多体制问题、政策问题提出了严峻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