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被综合生态质量时空变化动态监测评价模型

为了能掌握全国植被综合生态质量的高低及其时空变化,构建了既能反映植被生产力又能反映植被覆盖度的植被综合生态质量指数,建立了植被综合生态质量指数年际对比和多年变化趋势评价模型。利用构建的指数和评价模型,以2017年作为监测评价的当年,以2000—2017年作为评价的多年时段,对全国植被综合生态质量时空变化进行了监测评价。结果表明：（1）2017年全国大部地区植被综合生态质量指数高于2000—2016年多年平均值,生态质量偏好;2017年福建、广西、海南、广东、云南植被综合生态质量位居全国前五位,构建的植被综合生态质量指数及其年际对比模型可以定量反映全国植被综合生态质量的空间差异和年际差异。（2）全国有90.7%的区域2000—2017年植被综合生态质量指数呈提高趋势,东北地区西部、内蒙古东部、华北大部、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西部等地生态质量指数提升明显,构建的植被综合生态质量指数多年变化趋势评价模型可以定量反映植被生态质量的多年变化趋势和幅度。（3）南方大部地区2000—2017年平均年植被综合生态质量指数在50.0以上,北方大部地区在50.0以下;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在20.0以上,西部大部地区在20.0以下,表明南方大部地区年植被生态质量好于北方、中东大部好于西部。可见,构建的植被综合生态质量指数及其年际对比和多年变化趋势评价模型,能够监测评价当年和多年全国植被综合生态质量的时空变化,可为掌握全国植被生态质量动态提供模型和方法。     

长三角地区植被覆盖演变城乡差异及其原因

城市生态环境和城市化之间的关系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研究不同城市化水平下植被覆盖的长时间演变趋势,对理解城市化过程对植被生长动态的影响,城市更新以及推进城市绿化的科学管理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目前对城市内部沿城乡梯度植被生长趋势差异的认识还比较有限。以我国城市化发展最为强烈的长三角地区为研究对象,基于2000-2020年长三角归一化植被指数数据,采用趋势分析和地理探测器方法,探究了长三角地区城市内部植被覆盖演变城乡差异,并从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和城市化发展的角度解析其成因。研究结果表明：（1）2000-2020年长三角地区植被总体呈绿化趋势,植被明显绿化占最大比例（52.06%）,轻微绿化与稳定不变地区占31.68%,零星分布的褐化区占6.82%。（2）城市老城区植被覆盖变化总体呈现返绿趋势（0.016/10 a）,新城区褐化明显（-0.019/10 a）,农郊区绿化突出（0.023/10 a）。在上海、南京和杭州等人口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城市中,老城区土地利用变化强度最高,其绿化趋势也最高,体现了城市更新过程对绿地空间的促进作用;而在人口城市化水平相对较低的宣城、蚌埠和阜阳等城市,土地利用变化强度相对较低的农郊区也呈现明显的绿化趋势,更多的是受到区域生态保护的影响。（3）土地城市化是长三角地区老城区和新城区植被覆盖变化的主导因子,而城市化因子对农郊区解释程度总体不显著。从长三角总体区域看,城镇人口比重、不透水面积/总面积以及地区生产总值三者对植被覆盖演变存在显著影响,其中城镇人口比重影响最大。     

山西植被空间格局及演替简

在ArcGIS软件中采集1984年和2005年山西植被类型的图形,得到山西群系、森林、灌丛、草本植被及栽培植被的图形及面积,用叠置分析和景观格局分析方法研究植被的空间分布及其演替、空间格局及其变化。森林在西南部相对集中分布,在西北角增加明显,它在山西植被中所占面积及比重都最小,最为破碎。油松林在山西森林中占优势,恢复森林主要是油松林、小叶杨林、辽东栎林。1984年灌丛的面积在植被中最大,所占比例也最高,超过50%,集中连片分布面积较大,但灌丛缩减迅速,主要在中南部,在山西植被中遭破坏最为严重。沙棘、虎榛子灌丛和黄栌、连翘灌丛对灌丛的影响最大。草本植被主要在北部减少,在中南部分散增加,更加破碎。白羊草草丛在山西草本植被中占优势,蒿、禾草草原和百里香、禾草草原变化最大。栽培植被明显增加,在植被中所占比重急剧增加,成为山西优势植被。森林、栽培植被分别增加24.3%、71.5%,而灌丛、草本植被却分别减少70.3%,15.6%,演替主要是人为因素造成的。     

不同密度格木幼林的土壤理化与林下植被特征

为探索适合格木(Erythrophleum fordii)人工林在幼龄阶段的种植密度,在不同林分密度(2 m×1 m、2 m×2 m、2 m×3 m、3 m×3 m)的6 a生格木人工林下设置标准样地,采用土壤质量评价和灰色关联度等方法,探究不同密度下格木幼林的土壤理化与林下植被特征。结果表明,密度2 m×3 m下的林木胸径、树高最优,较最低水平高16.7%、27.9%;土壤总孔隙度最大,全N、硝态N、铵态N含量最高,灌木草本多样性最高。相关性分析表明土壤化学性质对灌木草本的多样性影响最大。不同林分密度下格木幼林土壤理化性质及林下植物多样性有显著差异,因此,选择合适的林分密度对人工林土壤肥力的可持续利用及林分的经营培育至关重要。     

秦岭南极旬河流域森林植被生态种组的初步研究

本文通过对秦岭南坡旬河流域及其邻近地区森林植被调查资料的统计分析和研究,以地形海拔高度,土壤PH值以及土训有机质含量作为森林环境梯度区分指标,运用主分量分析以及判别分析等数学手段,在该流域内划分出9种不同生境（立地）类型,以此9种生境类型为基准,对比林下植物种在各类型样地中的出现与否及其盖度特征,经反复调整,筛选出31种具生境指示意义的种子植物,并由此建立起相对应的9个生态种组,最后简要介绍了各种组的生境特征指示范围,以期为生产经营工作中野外识别不同生境类型提供帮助,推动植被生态学研究的深入。     

吕梁山区3种人工林植被、凋落物生物量差异特征及其与土壤养分的关系

通过样地调查和土壤样品采集分析的方法,测定了山杨、油松和辽东栎3种人工林林下植被(灌木、草本)的活地被的生物量以及地表凋落物的生物量和土壤养分的总概况,并探讨了它们之间的相关性。结果表明:活地被生物量表现为油松2.354 7 t·hm~(-2)山杨2.078 5 t·hm~(-2)辽东栎1.137 3 t·hm~(-2),地表凋落物生物量山杨4.797 5 t·hm~(-2)辽东栎2.139 9 t·hm~(-2)油松0.525 0 t·hm~(-2);林下土壤分级指标结果:有机质、全磷均呈现4~5级标准,全氮为1~3级标准;林下土壤养分含量分析比较结果:有机质含量为山杨辽东栎油松,而全氮和全磷为山杨油松辽东栎;同时分析了土壤全量养分与各林分下活地被生物量、凋落物层生物量之间的相关性,结果表明:3种人工林的3种全量养分与活地被生物量、凋落物生物量均呈现极显著相关(P0.01),同时3种林分的土壤全量养分间相关性显著(P0.05),表现出良好的协同效应。     

亚洲新近纪陆生哺乳动物生物地层和年代学专辑:序言

<正>本专辑起因于2009年6月在北京召开的"亚洲新近纪陆生哺乳动物生物地层和年代学"研讨会。作为第一个也是目前最大的一个研究亚洲的古哺乳动物学家和地层学家的聚会(图1),这次会议还同时庆贺了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即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前身)成立80周年。作为对目前亚洲新近纪哺乳动物年代学的一     

新疆阿尔泰山前平原河谷林植被类型

 在新疆阿尔泰地区山前平原,沿河谷发育着带状的、以杨属树种为主的森林。本文将该河谷林划分为8个群系和16个群丛组,并作了较详细的描述。所记载的杨属种类有苦杨、银白杨、银灰杨、黑杨、额河杨、胡杨和灰胡杨等7种,此外还有疣枝桦、尖果沙枣以及柳属的几个树种(白柳、三蕊柳等)。河谷林出现在半荒漠、荒漠等地带性植被的包围中,无疑是河谷特殊生境的产物,它对河谷环境和农牧业发展有重要意义。     

遗迹化石Chondritess的指相意义和阶层分布

介绍和评述Chondrites的基本特征和流行的成因解释,记述最近发现于美国犹他州中西部北美下一中奥陶统之交层型剖面上的Chondrites遗迹组构的不寻常特征和属性：细小的Chondrites被所有与之共生的遗迹化石交切,形成于水与沉积物界面附近缺氧的早期软底质中,Chondrites是形成最早和最浅的遗迹阶层。流行的遗迹相和遗迹阶层模式的不足是：前者在操作上,简单地将遗迹化石及其组合处理为同沉积或准同沉积的物理沉积构造,忽略了造迹活动的多阶段和多阶层的特点;后者的资料基础仅依据中生代以来的地层记录,对重大生物一环境事件和造迹生物生态习性演化对遗迹阶层形成和分布的影响注重不够。指出Chondrites的阶层分布和对古氧相的示踪在古生代与中生代有重要差别。     

分子人类学与现代人的起源*

1953年Watson & Crick 对于DNA双螺旋结构模型的提出及对其遗传机理的解释,标志着现代分子生物学的诞生。其后短短50年的时间里,分子生物学在各个学科之间广泛渗透,相互促进,不断深入和发展。在以研究人类的起源和进化为首要任务的人类学领域,由于现代分子生物学理论和方法的应用,诞生了分子人类学这一全新的结合型分支学科,为人类学的发展提供了科学可信的研究方法和具发展前景的研究方向。系统地介绍了分子人类学的发展历史、研究方法及原理;另外,结合分子人类学在古人类学研究中的应用,讨论了关于现代人起源的“非洲起源说”和“多地区连续演化说”。Abstract: Since Watson & Crick put forward the double-helix model of DNA structure and hereditary mechanism in 1953, it is generally accepted that this event marks the birth of modern molecular biology. This new field of biology has experienced a flourishing development in the past 50 years. On one hand, the development of molecular biology has been deeply influencing many relative fields; on the other hand, its own proceeding pace has been accelerated by the reaction from the other fields. Anthropology is one of the fields most deeply impacted by the theory and method of molecular biology. Most importantly, molecular anthropology was born as a result of combination of molecular biology, anthropology as well as paleoanthropology. This new branch provides reliable method and vital direction for paleoanthropology.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history, principle and method of molecular anthropology. Two hypotheses on the origin of modern human, which include “out-of-African theory” and “theory of multiregional evolution” are also discussed for the purpose of showing how molecular anthropology is applied in paleoanthrop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