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为干扰对鼎湖山马尾松林土壤细根和有机质的影响

通过处理 (根据当地习惯收割凋落物和林下层 )和保护 (无任何人为干扰 )样地的比较试验 ,1990～ 1995年期间研究了人为干扰对鼎湖山生物圈保护区马尾松 (Pinus massoniana)林土壤细根和有机质的影响。在此 5 a的研究期间 ,由于人为干扰活动而直接从处理样地取走的林下层和凋落物总量为 2 1.7t/ hm2。在保护样地 ,林下层生物量从 2 .2 t/ hm2增加至 11.10 t/ hm2 ,地表凋落物 (包括枯死的林下层 )量则从 3.0 t/ hm2 增加至 13.3t/ hm2 。收割林下层和凋落物这种人为干扰活动对林地土壤细根生物量的影响不明显 ,但却显著降低土壤轻腐殖质 (Soil lightorganic matter)量。在细根分解过程中 ,其分解速率在处理样地(试验结束时细根残存量占起始量的 4 0 .8% )显著高于在保护样地 (试验结束时细根残存量占起始量的 4 4 .3% ) ;与 Ca、Mg和K元素不同 ,N和 P两种元素的释放速率在处理样地显著高于保护样地 ,表明这种人为干扰活动不仅直接取走所收割的林下层和凋落物中的养分 ,而且还可能增加林地有效养分的流失潜力     

人为干扰下南亚热带厚壳桂种群分布格局

南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是华南地区典型代表植被类型。由于人为干扰,其现存面积日益减少。为加强保护,对这一植被类型中的演替顶级种厚壳桂(C ryp tocarya ch inensis)种群在人为干扰下的数量和分布格局进行了研究。研究地点设在广东省广州市萝岗长龙村村边。此林为南亚热带次生季风常绿阔叶林,受当地农民的干扰很大。样方面积是50×100 m2。研究结果表明,和较少受人为干扰的种群相比,这一种群趋于随机分布,特别是小树和幼苗阶段的个体。种群数量的调查研究表明这一种群幼苗库明显不足,表明人为干扰对这一种群的更新影响较大。认为在加强保护区等建设的同时,对分散在各地点的典型植被类型要进行保护,特别是加强对周围居民的保护意识教育。     

人为干扰对栲树次生林群落物种多样性和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

为探究人为干扰对栲树群落的影响,采用典型样地法研究不同程度人为干扰对碧峰峡栲树(Castanopsis fargesii)次生林群落的物种多样性和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结果表明,碧峰峡栲树群落共有维管植物148种,隶属60科106属。乔木层和草本层物种多样性指数随干扰强度的加强先增加后减小,灌木层物种多样性水平最高。乔木层优势种以栲树、杉木(Cunninghamia lanceolata)等为主,灌木层物种丰富,优势种较多,草本层优势种数量为中度干扰轻度干扰重度干扰。土壤有机碳、钾含量和含水量与群落物种多样性水平显著相关(P0.05)。中度干扰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碧峰峡栲树群落物种多样性并改善土壤性质,土壤有机碳、钾含量和含水量对物种多样性有显著影响。     

人为干扰强度对村级景观破碎度的影响

村落具有人类活动所造成的许多景观特征,是研究人为干扰对景观破碎度影响的良好场所;本文运用地表植被的改变状况和主要辅助能的投入为指标,按重度干扰强度、中度干扰强度和轻度干扰强度3个等级把村落分为中心区、过渡区和基质区,分别不同研究区的景观破碎度与人为干扰强度的相互关系,3个研究区域的斑块密度指数分别为0．3416、0．3109和0．0028;景观破碎度分别为0．0820、0．0746和0．0007,重度干扰和中度干扰比轻度干扰下景观具有明显高的斑块密度指数和破碎化指数,随着人为干扰强度的增加,景观破碎化程度相应增加,中度人为干扰使景观破碎度值较高。     

人为干扰对城市地区植物多样性的影响

人为干扰导致植物多样性下降是当前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 ,尤其在城市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植物多样性降低直接影响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和稳定性。本文以太原地区为例 ,着重分析了人为干扰对城市地区植物生境、物种多样性和生长发育等的影响 ,找出了城市地区植物多样性与人为干扰强度之间的关系 ,为进一步加强城市地区植物多样性保护 ,提供了参考依据。同时 ,为今后如何进一步开展城市地区植物多样性研究提出了几点建议。     

人为干扰与喀斯特森林群落退化及评价研究

导致贵州喀斯特森林发生退化的原因是火烧、开垦、放牧和樵采。选用群落高度、显著度、萌生株比例、生物量和耐荫树种比例5个指标对群落退化进行定量评价。结果表明,退化群落可分为A－F6个退化等级。在受自然力作用和人为干扰不明显时,顶极群落发生正常的波动（A）。在干扰力的作用大于波动的振幅时,顶极群落发生明显退化（B－F）,群落退化度逐渐增大。群落退化等级与退化群落自然恢复的演替阶段基本一致,生物量的移出和耐荫树种消退是退化的关键因素,火烧、放牧、开垦干扰群落主要分布于退化等级C－F中,樵采干扰群落多发生于B－C中。4种干扰对退化群落萌生株数影响较大,受火烧、樵采开扰群落多,而受开垦、放牧干扰群落较少。各干扰群落退化度从小至大排序为樵采干扰群落、开垦干扰群落、放牧干扰群落、火烧干扰群落。     

人为干扰下的生态负效应研究综述

在总结国内外生态效应概念基础上,指出生态效应研究应同时注重外在过程和内在机理两方面,前者主要指人类干扰引起的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变化,后者则阐明生态系统变化的驱动力和规律等．对环境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和大气污染）和生态破坏（公路建设、水电工程和土地利用／植被覆盖变化）引起的生态负效应研究进展进行评述,总结了当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人类行为干扰下生态负效应研究的发展趋势,即过程和机理综合研究和多尺度系统研究。     

地震灾害对四川省区域生态系统危害及损失评价

地震是自然灾害中最为严重的一种,其带来的生态破坏灾难巨大,区域生态系统损害估算是目前研究中的难点问题之一。对我国西部地震的生态损失特点进行了研究,系统总结国内外地震灾害的生态系统损失评估成果,提出了西部地震生态损失评估模型：Eq=Ep＋ERC＋ERL,利用指数分析法和机会成本法等构建了地震研究的基本计算模型和理论,提出用地震生态损失量和地震生态损失灾害度相结合的办法来研究具体区域生态系统的地震灾害损失。利用模型计算,四川省在本次地震中森林碳汇储备能力每年损失78．1万t,损失价值2．5×10^8元,森林释放氧气能力降低67．38万t,损失价值2．7×10^8元。直接生态系统损失（％）647．58×10^8元,生态系统恢复费用（ERC）1158．31×10^8元,全省森林生态系统生态服务价值损失达1055．88×10^8元,综合生态损失在3527．31×10^8元,灾度0．38,属于明显灾害破坏。灾害损失和灾害度的快速评估对于指导灾后生态系统重建工作和生态系统工程的防灾都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冰雪灾害对杉木林土壤特性的影响

2008年初,在波及我国南方大部分地区的雨雪冰冻灾害中,冻雨在杉木枝叶上形成冰柱,造成大量的杉木个体折冠。通过开展杉木林凋落物和树干残体的养分及土壤理化性质的研究,可以了解冰雪灾害后杉木林的土壤肥力动态。冰雪灾害造成的林冠折损引起了林地的光照增强,导致了土壤温度上升及土壤水分增加,从而促进了凋落物的分解,凋落物经过1a的分解后,N、P和K含量分别下降了7%、12%和21%。凋落物储量减少了22%,N、P和K的储量分别下降了27%、31%和38%。2009年树干残体的N和P含量分别上升5%和6%,而K含量降低15%。树干残体由于分解缓慢,其储量下降3%,N储量增加了2%,P储量不变,而K储量下降了18%。冰雪灾害后森林凋落物积累于地表,分解后形成较厚的有机质层,土壤结构因此变得疏松。2009年的土壤容重和毛管孔隙度减小,总空隙度和毛管持水量增加,非毛管孔隙显著增加。林冠残体在分解过程中促进了土壤有机质和养分的积累。2009年的土壤pH降低,有机质、全N、全P和全K含量分别增加了16%、11%、14%和8%,碱解N和速效P含量分别增加了113%和17%,而速效K含量下降了36%。     

洋山港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及多样性

2009-2010年在洋山港海域大洋山岛和圣姑礁进行四个季度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生态学研究。共采集到大型底栖动物61种,以广布种为主,部分为河口低盐种,其中软体动物22种,环节动物16种,节肢动物12种,苔藓动物5种,腔肠动物4种,星虫动物和棘皮动物各1种。优势种为短滨螺(Littorina brevicula)、多齿围沙蚕(Perinereis nuntia)、日本笠藤壶(Tetraclita japonica)、齿纹蜒螺(Nerita yoldii)和特异大权蟹(Macromedaeus distinguendus)。丰度和生物量在不同季节明显不同(P<0.05):丰度的最高值出现在春季,为(3204.9±837.84)个/m²,最低值出现在秋季,仅为(2213.2±731.27)个/m²;生物量的最高值则出现在夏季(2233.2±1493.42)g/m²,冬季最少,仅为(819.95±484.80) g/m²。大洋山岛和圣姑礁的丰度和生物量具有较大差异(P<0.05):年均丰度以大洋山断面较高,为(3090±742.74)个/m²,圣姑礁断面较低,为(2133±372.51)个/m²;而年均生物量则以圣姑礁断面较高,为(1711.1±1180.76) g/m²,大洋山断面较低,仅为(1028.5±627.61) g/m²。运用ABC曲线、等级聚类和MDS对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分析发现:大洋山潮带间大型底栖动物群落尚未受到干扰或干扰较轻,群落结构相对稳定;而圣姑礁断面的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群落受到了中度的干扰,群落结构稳定性下降。与15年前的研究相比,圣姑礁大型底栖动物的密度和生物量均有大幅度的降低,这与洋山港海域盐度的升高、生态环境变化和人为干扰强度增加等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