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养金钱豹尿液中的挥发性成分分析

<正>哺乳动物的尿液挥发性成分被认为是同哺乳动物信息激素一样重要的物质,迄今报道的野生动物尿液挥发性成分研究的有狮(Panthera leo)(Andersen and Vulpius,1999)、山猫(Lynx rufus)(Mattina et al.,1991)、土狼(Canis lupus)(Raymer et al.,1986)、郊狼(Canis latrans)(Schultz,1988)、红狐(Vulpes vulpe)(Jorgensen et al.,1978)以及鼬科物种(Zhang et al.,2005)。Robert和Joseph(1991)利用山猫和土狼尿液气味抑制白尾鹿(Odocoileus leucurus)对日本     

单穗升麻的柱头和雌配子体发育及胚胎发生

单穗升麻的雌蕊群由1～5枚离生心皮组成。子房单室,4～9枚倒生胚珠,双珠被,厚珠心;大孢子四分体呈线形或T形排列,合点端一个具功能。胚囊发育为蓼型。成熟胚囊中3个单核反足细胞,胞质浓密,在球形胚时期尚能观察到其退化痕迹。极核融合早,次生核位于合点端。胚胎发生为柳叶菜型;核型胚乳。雄蕊凋谢后1～2天花柱顶端腹缝线周围出现乳突细胞,雄蕊凋谢后3～5天延长成柱头毛。讨论了单穗升麻与南川升麻柱头可授期与花粉生活力的差异对传粉效果和结籽率的显著影响。     

难浸金矿微生物预氧化处理研究*

云南镇源难浸金矿样用生物氧化预处理方法,经过２５０ｍＬ摇瓶及１０Ｌ搅拌罐试验后认为：该方法具有较强的优势和很大的工业应用潜力。     

基于韧性理念的中国城市雨洪管理研究热点与趋势

在中国洪涝灾害频发的背景下,海绵城市等雨洪管理实践有助于灾害的缓解,提高城市应对雨洪的“韧性”。韧性城市作为应对灾害风险的城市规划理念,已被应用于一些国家的雨洪风险管理中。本文基于韧性理念,运用科学计量分析工具CiteSpace梳理中国雨洪研究现状,从生态、工程、社会雨洪韧性3方面分析了雨洪管理热点与相关技术,发现在跨领域的雨洪系统管理、区域到街区间不同空间尺度用地调蓄管理方面存在不足,提出未来应构建以“生态-工程-社会”为核心,涵盖“区域-城市-街区”尺度,多技术集成为支撑的自适应韧性雨洪管理体系。     

用cDNA微阵列技术快速筛选粗毛栓菌的表达基因(英)

利用cDNA微阵列技术快速筛选具有较强降解木质纤维素能力的白腐真菌粗毛栓菌(Trametes gallica)的表达基因.利用木质素生物降解模式菌株黄孢原毛平革菌（Phanerochaete chrysosporium）的cDNA制备研究所用微阵列.在含有2 596个cDNA片段的芯片上共检测到172个阳性克隆,其中有165个克隆的荧光信号比值（Cy-5/Cy-3）在0.5和2.0之间,占所检测阳性克隆数的95.9％.对应于在限氮条件下生长５天和12天的粗毛栓菌培养物,分别有３个和４个时序特异性差异表达基因.随机挑取122个克隆进行测序和序列比对,发现所测序列中有118个能够很好地定位于黄孢原毛平革菌的基因组上.结果显示,粗毛栓菌与黄孢原毛平革菌在表达序列上存在较大差异,表明这两种真菌之间存在着较远的亲缘关系.通过同源性比对分析,发现２个令人感兴趣的克隆,一个对应于黄孢原毛平革菌过氧化物酶基因lpoB的部分片段,另一个为编码一种热激蛋白的基因.     

北京地区红隼的迁徙路线和活动区域

红隼(Falco tinnunculus)被列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是能同时适应农村和城市环境的小型猛禽,对维持城市生态系统稳定具有重要意义。2022年4月至7月,为在北京救助的7只红隼佩戴了卫星追踪器,追踪其活动轨迹,依据追踪的动物活动位点数据,采用净平方位移-时间曲线依次对各红隼的迁徙模式进行了判别,深入分析了迁徙红隼的迁徙时间、距离和路线等,并采用核心密度法分别计算了迁徙及留居型红隼95%及50%活动区面积。研究结果表明,在北京地区红隼的迁徙模式为部分迁徙,追踪的7只红隼个体(N01 ~ N07)中,4只为留鸟,1只为迁徙鸟,2只居留类型无法准确判断。N01为迁徙红隼,其度夏地和越冬地分别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和河北廊坊,此红隼秋季迁徙速度明显高于春季,其春季迁徙距离551 km,历时25 d,平均迁徙速度为22 km/d,而秋季迁徙距离412 km,历时2 d,平均迁徙速度为203 km/d,河北承德滦平县是其春季迁徙的重要中途停歇地。不同红隼个体间95%及50%活动区面积均存在较大差异,迁徙红隼N01 95%、50%活动区面积在度夏区分别为93.10 km²、17.50 km²,在越冬区分别为7.03 km²、0.99 km²;留居型红隼95%、50%活动区面积均值分别为1 165.34 km²、178.71 km²(n = 4),其中最大95%、50%活动区面积分别为4 320.26 km²(N02)、648.22 km²(N02),最小95%、50%活动区面积分别为2.80 km²(N03)、0.29 km²(N03)。本研究揭示了北京地区红隼的迁徙模式、迁徙路线、重要停歇地及活动区状况,为红隼的针对性保护和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人为干扰对武汉市城市绿地鸟类群落结构的影响

城市绿地生态系统是城市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生态与文化价值。鸟类是城市绿地生态系统的指示类群,研究人类活动对鸟类资源的影响能够为城市生态景观的建设与维护提供重要理论依据。本研究于2021年10月至2022年5月,采用样线法对武汉市不同干扰强度的城市绿地内林鸟群落进行调查。共记录到鸟类11目34科100种,其中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鸟类9种,在物种组成上以雀形目为主(76种,占调查到总鸟种数的76%),在居留型上以留鸟为主(42种,42%),在区系上主要属于东洋界(45种,45%)。繁殖季鸟类物种数高于非繁殖季,主要是由于夏候鸟和旅鸟的增加导致。在不同干扰强度中,重度干扰斑块的平均鸟类个体数最多,轻度干扰斑块的鸟类物种丰富度、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最高,而中度干扰斑块的鸟类个体数、物种丰富度、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均为最低,且繁殖季和非繁殖季鸟类群落结构在不同人为干扰强度中的格局未发生变化。综上所述,武汉市城市绿地的鸟类多样性较为丰富,随着干扰强度增加,鸟类多样性出现非线性差异,揭示了人为干扰与自然干扰对生态影响的差异;在面积狭小、破碎化严重的斑块中,人为干扰可能有利于城市绿地鸟类多样性的维持。     

湖南沅江鼎城段河蚬的性别组成与精子形态特征

本研究以湖南沅江鼎城段河蚬(Corbicula fluminea)为研究对象,在进一步验证该群体性别组成的基础上,分析壳长组成与性别比例之间关系,探讨该群体雄性、雌性和雌雄同体之间关系;同时以单鞭毛精子为参照,分析比较双鞭毛精子的形态特征,以期为我国河蚬的性别发生及生殖适应策略研究提供基础资料。结果显示：沅江鼎城段河蚬(n = 770)雄性、雌性和雌雄同体最小性成熟壳长分别为2.92 mm、5.66 mm和5.30 mm。697只性成熟河蚬中雄性、雌性和雌雄同体的比例近似1︰1︰6。雌雄同体的平均壳长[(22.55 ± 0.33)mm,n = 517]显著大于雄性[(20.44 ± 1.03)mm,n = 95]和雌性[(19.79 ± 0.99)mm,n = 85](P < 0.05),但雄性与雌性的平均壳长之间差异不显著(P > 0.05)。河蚬可以产生单鞭毛和双鞭毛两种类型的精子,单鞭毛精子头长范围4.93 ~ 21.79 μm,平均值(14.27 ± 0.82)μm(n = 30),双鞭毛精子头长范围10.29 ~ 22.04 μm,平均值(15.62 ± 0.62)μm(n = 26)。单、双鞭毛精子头长差异不显著(P > 0.05)。双鞭毛精子(n = 26)长尾的平均长度[(38.07 ± 1.44)μm]显著大于其短尾[(31.08 ± 1.60)μm]和单鞭毛精子(n = 30)尾部长度[(30.15 ± 1.75)μm](P < 0.01),但其短尾与单鞭毛精子的尾部平均长度之间无显著性差异(P > 0.05)。结果表明：湖南沅江鼎城段河蚬为雄性先熟,且可能存在雄性和(或)雌性向雌雄同体转换现象。河蚬具有单鞭毛型和双鞭毛型2种类型的精子,且双鞭毛精子的2个尾部不等长。同域共存河蚬的单鞭毛与双鞭毛精子在运动及受精能力方面的差异值得深入研究。     

海南脆蛇蜥的分类地位研究

海南脆蛇蜥（Dopasia hainanensis Yang, 1983）为杨戎生根据1号来自海南吊罗山的标本命名,其形态和分子系统发育关系少有人研究。2018年至2019年间,作者获赠2号来自海南脆蛇蜥模式产地的标本和1号来自脆蛇蜥（D. harti）模式产地的组织样。经过形态特征比较和线粒体Cyt b基因序列分析,发现两地样本Cytb基因序列的遗传距离很近（仅有4.96%）,且形态差异不明显,难以找到典型鉴别特征。本文研究成果支持海南脆蛇蜥和台湾脆蛇蜥（Ophisaurus formosensis）为脆蛇蜥的同物异名,同时认为越南的“海南脆蛇蜥”可能为一未描述的新种或新亚种。鉴于脆蛇蜥种下遗传差异较大,其种下关系亟待进一步研究。     

中国野生动物调查存在的问题与改进建议

一百余年前,人类就开始了相对系统的野生动物调查。目前已经建立了成熟的方法体系,并制定了相应的调查规范。最近几十年来,我国科研人员进行了大量的野生动物调查。但是,当前我国的野外调查规范还不够细致,调查者在调查时缺乏必要的约束,导致调查数据不规范、不可靠,很多重要信息缺失。突出问题有：样线信息不全,只有起点和终点的经纬度,没有自动记录的详细样线信息（如每秒记录一次的连续点位信息,含经纬度和时间）;动物位点信息缺乏可信度指标（如距观测者的距离）;调查时间不合理;调查地点的空间取样不均衡;记录的标准化不够（如每个观测点的观测时长不确定）等等。对此,我们参考国际通用的调查规范,提出了一些简单易行的调查要点,以便提高野外调查数据的质量。另外,我们提倡野外记录的无纸化,充分利用现有的手机应用软件（APP）和模型工具提高野外记录以及后期数据处理的效率。最后,我们提议建立固定的中国生物多样性监测样线体系,以便消除每年调查时空间取样的不确定性,更好地量化野生动物的时间动态,为野生动物的保护和管理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