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E1介导的功能核酸生物传感器研究进展

脱嘌呤/脱嘧啶核酸内切酶1(Apurinic/apyrimidinic endonuclease 1,APE1)是一种广泛存在于生物体内、在碱基切除修复(Base excision repair,BER)过程中能够在碱基缺失位点(AP site)处识别并切割DNA的蛋白酶,其作用效率高且特异性强。同时,APE1在一些癌症细胞中的活性较正常细胞明显偏高,因此其自身也是一种癌症生物标志物。目前,通过在DNA上人工设计AP位点,利用APE1的切割能力生成理想的功能核酸链,并结合不同的信号输出及放大方式,研究者已经建立了一些APE1介导的电化学、荧光功能核酸生物传感技术,实现了对DNA糖基化酶等的酶活性的检测。另外,也有一些针对APE1自身活性的功能核酸生物传感技术被建立起来。综述了近年来APE1介导的功能核酸生物传感技术以及以APE1为靶物质的功能核酸和免疫生物传感技术的研究状况,讨论了与APE1相关的生物传感技术的意义及存在的问题,并对未来利用APE1实现更多靶物质的检测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以期促进APE1成为一种功能核酸生物传感技术中常用的酶工具。     

10-23脱氧核酶介导的生物传感器研究进展

近20年间,DNA介导的生物传感器得到了快速的发展,DNA能够作为遗传信息重要载体的同时,其折叠成的空间构象也具有很多的功能。功能核酸的概念逐渐引入到了包括生物传感、生物成像、医疗在内的重要领域中。10-23脱氧核酶作为功能核酸的一种,是通过体外筛选技术得到的,Mg2+存在的条件下能够特异性识别并切割RNA,切割位点为RNA中的嘧啶与嘌呤间的磷酸二酯键。由于其独特的识别以及切割能力,10-23脱氧核酶介导的相关疾病治疗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同时人们逐渐开始关注10-23脱氧核酶介导的生物传感器的搭建。本文对于10-23脱氧核酶的结构、性质、作用方式以及改进修饰进行了介绍,并对10-23脱氧核酶介导的生物传感器的搭建以及应用进行了综述,为人们在未来使用10-23脱氧核酶搭建新型快捷生物传感器奠定理论基础。     

“草甘膦安全之争”案例分析

自2015年IARC发布草甘膦可能致癌的评估报告以来,草甘膦的安全性一直受到各界人士的关注和热议。在各类案例中,"草甘膦安全之争"以其重要性、复杂性、曲折性成为农业投入品影响食品安全和生态健康的代表事件。该案例之所以如此重要,主要由于草甘膦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使用和在除草剂市场上难以撼动的霸主地位,案例的复杂性体现在其涉及面广和影响深远,与生态、经济、政治、教育等领域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曲折性是指继IARC的致癌性评估后,各国际机构相继发布的无风险评估结果使得草甘膦的命运一波三折。本文首先回顾了整个案例的发展脉络,并陈述了事件的参与方,然后从发展历程、理化性质和检测方法三个方面展现了草甘膦的前世今生,并据此展开案例分析,揭示草甘膦与转基因作物的关系,接着将此案例与案例教学相结合,为案例融入课堂提供了思路,最后从多角度进行案例透视,探寻案例背后隐藏的社会真相,给出笔者从中获得的一些启示。     

王不留行中刺桐碱的分离鉴定及抗炎活性研究北大核心CSCD

利用有机溶剂萃取、制备型薄层层析、半制备高效液相色谱三步分离法从王不留行中分离出生物碱物质,鉴定并探讨其抗炎活性。王不留行种子经石油醚脱脂、乙醇回流提取,二氯甲烷、乙酸乙酯、水饱和正丁醇依次萃取,获得水饱和正丁醇相(组分A3)。组分A3经制备型薄层层析分离,展开剂为正丁醇-乙酸乙酯-水(4∶1∶5,上层),于紫外灯254 nm、365 nm下检视,分为7个组分(组分B1~B7)。含量高且峰形简单的组分B2经半制备高效液相色谱分离,甲醇-水作为流动相,获得1个单体化合物(样品I)。经HPLC分析,样品I纯度高于98%。通过化学反应、UV、IR、LC-MS、1H NMR、13C NMR多种波谱分析方法对该化合物进行结构解析,确定其分子式为C14H18N2O2,化学名称为N,N,N-三甲基色氨酸,中文名为刺桐碱(hypaphorine),属于吲哚类生物碱。再采用二甲苯致小鼠耳廓肿胀的炎症模型,观察刺桐碱的抗炎效果。连续给药6 d后,刺桐碱剂量为25 mg·kg-1时,可显著抑制小鼠耳廓肿胀,肿胀抑制率为52.02%。与阿司匹林(200 mg·kg-1)的肿胀抑制率(67.48%)相比,无显著性差异。本研究首次采用一条新工艺路线获得王不留行刺桐碱,并发现其在整体水平上具有抗炎活性,有望成为化学一类新药的候选分子。     

一株苹果树腐烂病病原菌的分离与初步鉴定

苹果树腐烂病已成为严重影响甘肃产区苹果产量和品质的重要病害之一,为确定其致病的致病菌,对采自甘肃省镇原县的苹果树腐烂病病枝,以组织分离和离体枝条接种的方法进行病原菌的分离和致病性测定。结果获得了一株苹果树腐烂病致病菌,通过培养特征、显微形态和rDNA-ITS序列分析综合鉴定及菌体回接实验,初步确定致病菌菌株P1为黑腐皮壳菌(Valsa mali)。     

从大肠杆菌C-8制备和纯化唾液酸

大肠杆菌产生的多聚唾液酸是一类线性的同聚合体,这由２００个左右的唾液酸通过α２,８酮苷键连接。我们在前文［１］中已就产多聚唾液酸的菌种筛选及产酸条件作了叙述。本文将对多聚唾液酸的水解、唾液酸的纯化及鉴别进行研究,为今后应用打下基础。１材料和方法１...     

血标本检出420株菌的菌谱分布及药敏分析

本文报告中山医科大学附一院从１９９５年１０月至１９９７年８月应用Ｂａｃｔ／Ａｌｅｒｔ血培养仪检测３６００份血液培养结果,阳性标本４１４份,其中６份为复数菌,菌株数４２０,其中革兰阳性球菌（Ｇ＋Ｃ）２３６株,革兰阴性杆菌（Ｇ－Ｂ）发酵菌７２株,Ｇ－Ｂ非发酵菌３４株,真菌５３株,革兰阳性杆菌（Ｇ＋Ｂ）１３株,革兰阴性球菌（Ｇ－Ｃ）２株,厌氧菌１０株。主要的细菌分离率由高到低为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ＳＣＯＮ）１７８６％,金黄色葡萄球菌（ＳＡ）１２８６％,α—溶血性链球菌９５２％,肠球菌属９０５％,大肠埃希氏菌８１％,微球菌属６４３％,铜绿假单胞菌４２９％和沙门氏菌３１％。药敏结果显示Ｇ＋Ｃ中万古霉素的耐药率最低,Ｇ－Ｂ却对各种药物表现出不同的耐药率,其中对泰能和头胞噻甲肟的耐药率较低。     

重组人白细胞介素-6的纯化

重组人白细胞介素－６（ｒｈＩＬ－６）在工程菌ｐＢＶ２２０／ｒｈＩＬ－６／ＤＨ５ａ中以包涵体形式高效表达。ｒｈＩＬ－６经过工程菌体破碎、包涵体分离及抽提、复性、色谱分离后得到高度纯化。纯化产物纯度９５％,具有良好的生物学活性     

城市住区形态时空模拟——以厦门岛为例

住区形态变迁受到人口迁移、住区满意度和低碳城市发展政策等因素的限制,常用的土地利用模型难以有效表征这一相互制约关系,使得这方面的研究仍然相对不足。通过耦合SD模型和CLUE-S模型,充分发挥了2个模型在宏观情景模拟和微观土地分配上的优势,模拟了住区、人口、住区碳足迹等制约因素的相互关系,为住区形态变迁时空模拟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法。以厦门岛为例,根据研究区历史统计数据、问卷调查数据构建了住区形态变迁SD模型,模拟了基准情景、紧凑情景和低碳情景3种不同发展情景下各类住区类型的用地需求,结合CLUE-S模型预测了3种情景下2009年—2020年各类住区类型的用地范围。结果表明,基准年住区类型Ⅰ、Ⅱ、Ⅲ三者占地面积比例为1∶1.18∶0.83,基准情景下2018年住区类型Ⅲ将成为主要的住区类型。低碳发展和紧凑发展是惯性发展的两种极端情况,体现在总住区面积、人均住宅面积和人均碳足迹大小的变化,但是对厦门岛总人口数量的影响并不大。根据目前厦门的发展趋势,低碳发展情景与紧凑发展情景相结合可能更靠近现实。在空间分布上,住区类型Ⅰ未来不再新建;住区类型Ⅱ遵循现状继续发展的惯性较大;住区类型Ⅲ分布在征地成本相对较低的区域。模型模拟结果能够为住区用地规划、住区发展对策建议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撑。     

不同类型城市快速扩张区域人工景观对自然景观的生态安全胁迫效应比较

城镇化进程中的建成区扩张会对区域自然生态安全格局造成胁迫效应.本文选取北京通州、河北正定、天津塘沽及福建厦门4个内陆和沿海城市为研究区,通过景观生态学原理构建区域景观胁迫分析指标,对比分析4个城市快速扩张区域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表现出的景观格局特征,研究不同区域及城镇化背景下人工景观对耕地、绿/林地、水体和未利用地等自然景观生态安全格局的胁迫作用差异.结果表明: 2015年,通州、正定、塘沽和厦门4个城市扩张区的景观侵蚀指数分别为1.039、0.996、1.239和0.945,自然景观都表现出显著的被侵蚀程度;但不同城市区域的各类自然景观类型受威胁的程度不同,通州、正定和塘沽以未利用地和水域为主,厦门则以耕地和水域为主,4个城市水域威胁指数均超过0.743;内陆城市的水域和未利用地景观分离度指数均大于沿海城市,在空间上表现为沿海城市水体分布较内陆城市更聚集;相对于其他自然景观,未利用地和水域是受人工景观胁迫最大的两种自然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