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母形叶肢介（Ipsilonia）在苏格兰泥盆系的发现

字母形叶肢介(Ipsilonia)是诺沃日洛夫(N. Novojilov, 1953)创立的1个属,壳瓣发育后期生长带前、后端在接近背缘时都反转向外弯曲,形如翼状,壳顶位于背缘中部,有18条生长带,整个壳瓣外形象1个斜放的希腊字母“ε”,形状非常特殊,模式种Ipsilonia auriculata Novojilov,1953产自苏联库尔斯克图里和布梁地区中泥盆世早吉维特期地层。此后,经过了35年,在世界各地均未再见报道。1988年,笔者之一应邀赴英国研究苏格兰西北部斯凯岛(Skye Island)上大河口群(The Great Estuarine Group)中侏罗世叶肢介动物群期间,曾两次去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观摩150     

木本植物对高氮沉降的生理生态响应

从4个方面综述了木本植物对氮沉降增加的生理生态响应研究进展。(1)氮沉降增加引起木本植物组织氮浓度增加,从而改变其体内的氮代谢：(2)氮沉降影响植物的光合作用速率及与光合作用相关的含氮组分,一定范围内氮沉降会增加光合速率、光合色素和Rubisco含量：(3)氮沉降增加将导致植物的呼吸作用增强：(4)氮沉降增加不利于植物的抗逆性,导致植物的抗寒力和抗病虫害的能力下降。     

迁移对害虫抗性演化的影响

利用抗性群体遗传模型研究了迁移对害虫抗性演化的影响。模拟结果表明,迁入比例对害虫种群抗性演化的影响存在一定的阈值。若迁入个体全为敏感(SS)纯合子,而其比例又在阈值以下时,这种迁入对抗性演化无延缓作用;迁入比例在阈值以上时,随比例加大,对抗性延缓作用逐渐增强,加大到某一值时,抗性演化可完全被阻止;若迁入个体携有R基因,则迁入比例在阈值以下时,会促进迁入区害虫种群的抗性演化;在阈值以上时,可延缓或完全阻止害虫种群的抗性演化。处理区害虫种群原有个体的迁出,可加强SS个体迁入对害虫种群抗性演化的影响,而使携R基因的个体的迁入影响减弱。以小菜蛾Plutella xylostella为模型昆虫所作的试验结果表明,模型模拟与验证试验的结果具有较好的一致性,说明抗性模拟模型可用于害虫种群的抗性演化预测和分析。     

快速康复外科理念对结直肠癌根治术患者疗效及机体应激反应的影响

目的:探讨快速康复外科理念应用于结直肠癌根治术患者的疗效及其对机体应激反应的影响。方法:选取2012年1月-2013年6月我院收治的180例结直肠癌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各90例。两组患者均进行结直肠癌根治术治疗,对照组患者围手术期采用传统处理措施,观察组患者围手术期采用快速康复处理措施,对比两组患者术中出血量、手术时间、术后住院时间、住院费用、术后排便时间、首次排气时间,同时比较两组患者手术当日、术后1 d、5 d血清白细胞介素-6(IL-6)、C反应蛋白(CRP)及血清淀粉样蛋白A(SAA)的水平,并观察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患者的术后住院时间、术后排便时间及首次排气时间均缩短,住院费用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术中出血量、手术时间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前,两组患者的血清IL-6、CRP、SAA水平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1 d、5 d,两组患者血清IL-6、CRP、SAA水平均高于术前,术后5 d血清IL-6、CRP、SAA水平低于术后1 d,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术后1 d、5 d血清IL-6、CRP、SAA水平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并发症总发生率为6.67%,与对照组的7.78%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快速康复外科理念应用于结直肠癌根治术患者能够有效加快患者术后康复,降低术后应激反应,值得临床推广。     

中国珍稀濒危爬行动物资源——中华花龟

目的 中华花龟(Mauremys sinensis)是一种濒危野生动物,也是中国主要的养殖龟种.为了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中华花龟,本文对其分类、生物学特性和资源保护现状进行总结和讨论.方法 通过研究分析文献,结合保护和养殖实践,进行系统的分析探讨.结果 中华花龟命名于1834年,现归隶龟鳖目地龟科拟水龟属,属于典型的淡水龟类,其最显著的特征是头颈部具有黑黄相间的细条纹.因其外部形态特征而得名花龟、珍珠龟和绿龟等.该龟分布广泛,见于殷商时代出头的动物遗骸之中,目前在中国分布于福建、广东、广西、香港、江苏、浙江、江西、海南岛和台湾岛,国外见于越南,并被引入韩国、美国的佛罗里达州和关岛等地.中国种群处于濒危状态,大规模的养殖和野外放归性保护行动对这一物种在海南岛的野生种群恢复奠定了基础.结论 中华花龟作为一种主要分布在中国的淡水龟,野外种群处于濒危状态.养殖技术的成熟和产业化发展,以及在海南的野外放归性保护行动能有效的促进这一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墨旱莲提取物抑菌活性初步研究

对药用植物墨旱莲Eclipta prostrata提取物的抑菌活性物质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通过不同部位提取物的抑菌试验,发现只有叶和根茎含有抑菌活性物质;（2）墨旱莲提取物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枯草杆菌、藤黄球菌的最低抑菌浓度分别为0.6、2.0、0.8、1.0 g/mL,最小杀菌浓度均为1.0 g/mL,对白色念珠菌有很强的抑菌作用,但对黑曲霉无效;（3）通过不同极性溶剂的抑菌试验表明,抑细菌活性物质易溶于石油醚、乙醚等非极性溶剂,具有最佳抑细菌效果的提取溶剂为偏碱性的65%乙醇溶液;（4）墨旱莲的抑菌活性物质可能为黄酮类物质。     

恶性疟原虫乳酸脱氢酶基因克隆、可溶性表达及突变体活性分析

为了建立以代谢酶类为靶点的新型抑制剂乃至抗疟药高通量筛选和体外评价平台,从恶性疟原虫海南株FCC1中扩增出乳酸脱氢酶基因(PfLDH)。利用融合表达载体pGEX-2TK和pET-29a( )将PfLDH基因导入大肠杆菌BL21和BL21(DE3)中高效表达,结果成功地在菌体裂解上清液中检测到高酶促活性的PfLDH。以pGEX-2TK为载体的PfLDH基因主要以包涵体形式表达,以pET-29a( )为载体的PfLDH基因则能大量表达可溶性PfLDH,表明后者更适合用来大量制备重组PfLDH。同时,根据SDS-PAGE图谱并结合序列分析结果,对基因扩增中随机产生的PfLDH截短序列进行了筛选和克隆,从中获得4个携带终止突变并分别编码45、80、149和263个氨基酸残基的“提早成熟”基因PfLDH-Δ271、-Δ236、-Δ167和-Δ53。通过基因表达及酶促活性测定,评价了提前终止突变对PfLDH活力的影响,为探讨PfLDH结构与功能的关系提供了依据。     

人RANTES基因克隆及其体外表达

1995年,Cocchi等[1]发现RANTES、MIP-1α和MIP-1β等β-趋化因子具有抗HIV-1感染活性.1997年,Feng等[2]和Deng等[3]证实β-趋化因子受体CXCR4和CCR5分别是HIV-1侵染T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的辅助受体(co-receptor).T淋巴细胞嗜性(T-tropism)分离株被称为X4毒株,巨噬细胞嗜性(M-tropism)分离株则被称为R5毒株[4].RANTES与CCR5有着高度的亲和力,二者的结合可对HIV-1的细胞附着产生空间位阻效应,并下调CCR5在细胞表面的表达.这一结果使RANTES抗HIV-1感染机制在分子水平上得到合理的解释.最近,Garzino-Demo等[5]证明,β-趋化因子的诱导分泌与HIV-1感染后疾病进程的控制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人群中β-趋化因子水平存在着显著的个体差异,表明β-趋化因子对艾滋病具有潜在的预防和治疗价值.为此,我们在克隆人RAN-TES基因的基础上,在体外转录与翻译系统中实现了该基因的表达,有利于今后进一步开展艾滋病的基因治疗.     

棘刺螨属(Echinonyssus Hirst,1925)一新种记述(Acarina:Macronyssidae)

棘刺螨属(Echinonyssus)系1925年Hirst氏所创建,迄今已历三十余载,唯有关该属螨之论述不多,见诸文献者,除属模长鼻棘刺螨(Echinonyssus nasutus Hirst,1925)外,仅Domrow(1955)根据澳洲的标本记述了一种(E.validipes),本文记述在海南岛采的一个新种长毛棘刺螨(E.longisetosus n.sp.)。 关于棘刺螨属的属征,Hirst(1925)认为是,背板前板前端在中线处伸出成一巨勾     

关于人类起源問题的現况

人类起源自动物祖先的问题,在前一个世纪后半叶终于得到了解决。达尔文在他的物种起源的著作(1859年)中,表示了这样的想法,就是根据进化学说而进行进一步研究的结果,“对于人类的起源和历史将可得到许多启示”。12年之后(1871年),这位伟大的学者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出版了专书,其中引证了丰富的实际材料,确(?)的证明了人与一般的动物,特别是与类人猿有着亲缘关系,并且指出了人类从化石的高等灵长类起源的进化发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