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V16 变异体在新疆地区宫颈癌及癌前病变中的分布研究

目的:研究新疆地区HPV16 E6、E7、LCR基因突变情况,分析HPV16变异体在宫颈癌及癌前病变发生发展中的作用。方法:选择HPV16阳性的宫颈癌及癌前病变患者,提取基因组DNA,利用PCR扩增HPV16 DNA E6、E7基因及LCR区核苷酸片段,正反向测序。与HPV16基因序列分析比对,分析核苷酸突变位点。结果:E6基因突变率为80.00%(92/115)主要突变位点T350G(59.78%)、T178G(18.47%);E7突变率为54.78%(63/115),主要突变位点A647G(33.33%)、T846C(26.98%);LCR突变率为23.48%(27/115),主要突变位点为C24T(74.07%)、C13T(25.92%)。维吾尔族T350G突变率较汉族妇女显著升高,而汉族A647G、T846C、C24T突变率显著高于维吾尔族,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维吾尔族宫颈癌组T350G突变率显著高于炎症组(P0.05),且随病变严重程度增加突变率上升,汉族T350G、A647G、T846C、C24T突变率炎症组、宫颈病变组显著高于宫颈癌组(P0.05),维吾尔族C24T突变率炎症组显著高于宫颈癌组(P0.05),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HPV16E6、E7突变可能与宫颈病变进展有关,T350G突变可能是维吾尔族宫颈癌高发的原因之一。     

微创经皮钢板联合锁定加压钢板固定术治疗胫骨干骺端骨折的临床疗效

目的:探讨微创经皮钢板固定技术(MIPPO)与锁定加压钢板(LCP)治疗胫骨干骺端骨折的临床疗效。方法:选择2013年6月-2015年6月在我院接受手术治疗的胫骨干骺端骨折患者103例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手术方法不同将所选患者分为三组。其中,联合手术组(35例)患者采用MIPPO联合LCP内固定术治疗,外固定组(33例)患者采用超关节外固定支架术治疗,内固定术组(35例)患者采用切开复位钢板内固定术治疗。观察并比较三种手术方法的临床效果及对患者骨关节功能的影响。结果:与外固定术组及内固定术组比较,联合手术组患者的手术时间短,术中出血量少,骨折愈合时间早,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联合手术组患者的手术优良率高于外固定组和内固定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内固定组手术优良率高于外固定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联合手术组患者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低于外固定组及内固定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外固定组与内固定组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MIPPO联合LCP内固定治疗胫骨干骺端骨折具有手术切口小、术中出血量少、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低、骨折愈合快、关节功能恢复较好等优点,是治疗胫骨干骺端骨折的理想方法,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可吸收螺钉内固定治疗多发性肋骨骨折的临床疗效

目的:分析可吸收螺钉内固定治疗多发性肋骨骨折的临床疗效。方法:选择2013年10月-2015年10月在我院接受治疗的多发性肋骨骨折患者89例作为研究对象,根据内固定材料不同将患者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研究组45例患者采用可吸收肋骨钉内固定治疗,对照组44例患者采用记忆合金接骨板内固定治疗。观察并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及术后并发症的发生情况。结果:与对照组比较,研究组患者术中出血量少,术后胸痛缓解时间以及下床活动时间较早,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术后引流时间、住院时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患者并发症的发生率(6.67%)明显低于对照组(20.4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可吸收肋骨钉内固定治疗多发性肋骨骨折具有术中出血量少、术后胸痛缓解时间和下床活动时间快的特点,可作为临床治疗首选材料。     

弥散张量成像对脑室周围白质软化患儿术后脑白质恢复的评估作用

目的:研究弥散张量成像(DTI)对脑室周围白质软化(PVL)患儿选择性脊神经后根切除术(SPR)后脑白质恢复的评估价值。方法:选取从2014年1月至2015年8月在新疆医科大学二附院脑瘫中心择期行SPR手术治疗的PVL患儿40例作为观察组,另选同期磁共振成像(MRI)检查正常儿童40例作为对照组,两组分别在手术前后进行DTI检查,比较两组不同部位的部分各向异性值(FA)及表观弥散系数(ADC)。结果:术前观察组不同部位的FA值均显著低于对照组,胼胝体压部的ADC值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术前比较,术后观察组不同部位的FA值均上升,胼胝体压部的ADC值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与对照组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SPR术能够明显控制PVL患儿的病情,且采用DTI成像技术能够客观地反应PVL患儿SPR术后脑白质恢复情况,对辅助临床治疗和预后评估具有重要作用。     

汉族和维吾尔族乙型肝炎病毒耐药基因的相关临床研究

目的:利用基因芯片技术研究伊犁地区汉、维两个民族乙型肝炎病毒(HBV)耐药基因的差异性。方法:收集2014年1月-2015年12月我院收治的汉族及维吾尔族(以下简称"维族")慢性HBV感染患者各50例,患者均经基因芯片技术筛选确诊存在天然HBV耐药基因(耐核苷酸类药物),观察HBV耐药基因分型特点及对核苷酸类药物的耐药突变位点的情况。结果:汉族HBV感染患者的耐药基因型集中于B、C型,且以C型为主,而维族以D型为主,两组各基因型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汉族患者在rt204位点变异明显,而维族在rtn236t、rta181v/t+rtn236t位点变异明显,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在新疆伊犁地区天然HBV病毒耐药基因患者中,汉族及维族耐药基因分型及耐药基因突变位点均存在显著差异,临床可通过基因芯片技术筛选变异靶点,选择合适的敏感药物。     

早发冠心病患者的危险因素及冠脉病变特点研究

目的:探讨早发冠心病(PCAD)患者的危险因素及冠脉病变特点。方法:收集2014年8月至2015年2月北京安贞医院急诊科行冠状动脉造影的1000例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冠状动脉造影结果和临床资料分为早发冠心病(PCAD)组(男55岁,女65岁,n=340)、晚发冠心病组(n=300)和对照组(非冠心病者,n=360)。对三组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PCAD患者的危险因素,并比较PCAD组与晚发冠心病组的冠状动脉病变特点。结果: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提示:吸烟、早发冠心病家族史、高血压病及2型糖尿病是PCAD的独立危险因素(P0.001)。PCAD组单支病变比例显著高于晚发冠心病组(P0.05);回旋支、右冠状动脉病变比例低于晚发冠心病组(P0.05)。结论:吸烟、早发冠心病家族史、高血压病及2型糖尿病是PCAD的独立危险因素。早发冠心病患者冠脉病变主要累及前降支,单支病变多于晚发冠心病患者。     

12种短命植物叶解剖结构及其对荒漠环境的适应性

以分布于新疆北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缘的12种短命植物为研究材料,采用常规石蜡切片法,对其叶的解剖结构进行了观察分析,探讨12种短命植物的叶解剖结构对荒漠生态环境的适应性关系。结果显示:(1)12种短命植物中,有8种植物的叶肉栅栏组织发达,表现出等面叶特征;有7种植物侧脉维管束具有花环状结构,表现出C4植物特点。(2)12种植物叶片均具有气孔下室,其中,小花荆芥等7种植物叶片具有发达的气孔下室。(3)12种植物叶肉及叶脉中常有晶体存在,晶体数量及大小在不同植物中有差异。研究认为,12种短命植物从总体上呈现出旱生结构特征,从个体角度看这些特征是不同类群的植物以不同方式适应沙漠干旱环境的结果,但不足以改变该类植物的中生性质。     

文化景观作为区域景观研究概念——德国图林根州文化景观研究、教学与规划实践

近20 年来,对风景园林的文化阐释成为埃尔夫特应用科技大学文化景观研究组持续以来的关注焦点。期间,该研究组系统地分析了决定图林根州文化景观的各种文化因素和要素,深入了解文化和自然环境中的复杂相互作用,以此来表述和研究图林根州的区域景观系统。首先,阐述了当下德国风景园林学术语境中“文化景观”的含义,强调文化对于景观质量的价值。继而,论述了对景观进行优化、保护和设计中无法否定和回避的文化与经济因素。这样既要发展经济又要保护文化的矛盾性质,是文化景观概念所理解的人类生存的重要性质所在。文化景观研究能够在看似统一的地理区域中,形成和发展为具有可识别性的、差异化的动态结构。此外,文化景观研究还涉及其他因素,诸如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的丧失、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滞后、经济价值的低估、国土空间连接性以及缺少实质性评价的人文特征。对历史性文化景观价值的认知给风景园林学带来了机遇,对历史景观不仅要保护,而且要创造并提供各种富有成效的展示,以参与文化景观的未来发展。维护和整合风景园林规划设计中文化景观遗产的研究实践,可以通过基础设施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估到建成区的景观设计整体过程中得以贯彻。更好地理解文化景观,有助于在空间规划和发展中对其更加谨慎地进行处理,以提高文化景观研究的科学和策略意识。     

非人类物种的城市化:动物也是地球上的一员

提出在日益城市化进程中人类与非人类物种之间关系的4种推测。由于非人类物种也在快速城市化,它们的空间条件大部分都是由人类为自己所构建,这可以集中并强化拉图尔的生物共生理念。风景园林师应该理清自己工作的政治影响,而其中的一种方法是处理物种之间微妙而脆弱的相互关系。当然,采用未经验证的新自由主义设计在大多数情况下对非人类物种都会带来特殊的破坏性后果。本文使用“基础设施”模型探讨不同的生物群体之间如何相互影响彼此的命运。     

关于（荒野）殖民化

由于人类体验自然的渴望日益增长,在政治和实践层面,在城市中提供接触自然的机会显得越来越必要。关于“城市荒野”的思想和规划旨在提供一种特殊的自然体验。鉴于不同荒野思想之间存在冲突,风景园林师必须设法了解已有的荒野认知及其含义。通过 3 个荒野类别—“未知荒野”“特定荒野”和“过程荒野”,探讨发展千年的荒野理念,并提出“殖民化”（colonisations）概念作为理解荒野理念发展的一个关键。自然过程伴随着动植物对空间的殖民,而人类进入和占有空间的殖民过程则包含生理、心理和精神 3 个层面的内容。空间命名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精神和象征意味的殖民化形式。例如,人类在城市中发现野生植被,称其为“野性自然”或“城市荒野”。然而,如今大多数（尤其官方）的荒野定义中均排除了人类干扰：一旦被殖民,真正的荒野就不复存在。科学研究对自然过程的殖民化已取得很多成果,但对于人类有关自然和荒野的认知和态度了解并不多。对于风景园林师来说,这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如何“基于自然进行设计和建造”,对创造令人满意的景观也非常重要。探讨与“城市荒野”有关的论述、规划和设计观点及思想。 由于人类体验自然的渴望日益增长,在政治和实践层面,在城市中提供接触自然的机会显得越来越必要。关于“城市荒野”的思想和规划旨在提供一种特殊的自然体验。鉴于不同荒野思想之间存在冲突,风景园林师必须设法了解已有的荒野认知及其含义。通过 3 个荒野类别—“未知荒野”“特定荒野”和“过程荒野”,探讨发展千年的荒野理念,并提出“殖民化”（colonisations）概念作为理解荒野理念发展的一个关键。自然过程伴随着动植物对空间的殖民,而人类进入和占有空间的殖民过程则包含生理、心理和精神 3 个层面的内容。空间命名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精神和象征意味的殖民化形式。例如,人类在城市中发现野生植被,称其为“野性自然”或“城市荒野”。然而,如今大多数（尤其官方）的荒野定义中均排除了人类干扰：一旦被殖民,真正的荒野就不复存在。科学研究对自然过程的殖民化已取得很多成果,但对于人类有关自然和荒野的认知和态度了解并不多。对于风景园林师来说,这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如何“基于自然进行设计和建造”,对创造令人满意的景观也非常重要。探讨与“城市荒野”有关的论述、规划和设计观点及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