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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洞沟12号地点的古环境研究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水洞沟遗址12号地点(SDG12)是一处以细石叶技术为主的旧石器时代末期文化,其文化层埋藏于边沟河Ⅱ级阶地中上部。地层时代从距今4.7万年至1.1万年左右,文化层时代为距今约1.1万年,处于更新世与全新世的过渡时期,略经流水改造,为原地埋藏。孢粉组合特征显示在整个地层发育期内该地区是以麻黄属+藜科+霸王属+蒿属+禾本科组合为主的植被类型,为气候比较干旱-半干旱荒漠草原植被景观。在SDG12地点文化层堆积时期,气候相对暖湿,附近尚生长着沼生植物和榆、栎、桦等温带落叶阔叶乔木,为稀树荒漠草原环境。SDG12地点的古人类活动及古环境特征的分析对了解水洞沟文化的发展与传承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为中国北方细石叶文化研究提供了确切的地层和材料。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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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洞沟遗址第12地点在2007年的考古发掘中从距今约1.1万年前的灰烬层中出土大量破碎的石块。对这些石块的形态观察、大小统计和岩性分析表明它们是被人类选择、加热、利用而后破碎的。用同类石料所做的模拟实验表明, 这些石块是在经历高温热烧后被浸入水中崩解破碎的, 即它们是生活在遗址的先民用来烧水和烹煮液体食物的"烧石"。对遗址区地下水和地表水所做的水质检测分析显示, 该地的生水中大肠杆菌含量严重超标, 不能被直接食(饮)用,但煮沸后此项危害得以消除; 生态环境资料表明当地晚更新世末以来生长着多种可被人类食用的植物, 其中的一些可食性籽粒必须经过烹煮方可被享用。该地点的烧石是首次被确认和论证的旧石器时代先民复杂、间接用火的考古证据, 对探讨该遗址古人群对特定环境的适应生存方略与聪明才智, 以及古人类用火能力与方式的发展演化, 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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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洞沟遗址第2地点2014-2015年的发掘集中于2003-2007发掘区北侧的T3区域,面积约80m2。对应2003-2007发掘的层位划分,本次发掘共揭露6个文化层 (Culture Layer/CL),各层位都有发现文化遗物,其中2003-2007发掘揭露的CL4在T3发掘区缺失。本文对2014-2015年系统发掘的T3区6个层位中出土的2723件石制品进行研究。此次初步分析显示,CL1-CL5是T3发掘区的主要石制品出土层位,又以CL3遗存最为密集。硅质白云岩和燧石是主要的原料,其中硅质白云岩在各层中比例均接近半数。石器技术以锤击法为主,砸击法比例在后期有所增加。遗址整体文化面貌表现为典型的中国北方简单石片技术传统并有着较低的石核利用率,但在CL2和CL3石核利用率稍有提升,其石片产品总体以宽型石片为主。二次修理工具比例较低,并且以边刃刮削器为主,但也有比较有特色的楔形器发现出土。与2003-2007年T1-T2发掘区出土石制品进行简单对比发现,原料利用和石制品的层位组成都存在一定差异,这很可能是因为分析标准和发掘位置的差异所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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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洞沟遗址第3、4、5地点发掘简报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水洞沟遗址第3、4、5地点位于水洞沟盆地西南边缘,自1923年发现以来,这三个地点尚未经过正式发掘。2004年夏秋季节,宁东重化工基地引黄管道的修建要穿越盆地的边缘,遂对这三个地点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共揭露110m2,出土和采集了上千件石制品和鸵鸟蛋皮。下文化层的石制品主体呈现出与水洞沟第1地点相同的文化面貌;上文化层石制品和采集品特征则与第6地点表现出较强的一致性,其中包含大量的细石器制品。另外,在水洞沟盆地首次发现了两面器类型。此次发掘出土的文化遗物丰富了水洞沟遗址的文化内涵,对研究水洞沟文化与华北相邻区域古文化关系有重要意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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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洞沟遗址第8地点是水洞沟遗址群的重要地点之一。2003年,对其进行正式发掘,揭露面积16m2,文化层内包含用火遗迹、石制品、哺乳动物化石及鸵鸟蛋皮串珠等。本文观察和研究的石制品七百余件,总体上显示中国北方地区石片石器工业的技术特征。根据该地点文化层的14C测年数据,该地点的年代为27,040±150 BP,经Int Cal09曲线校正后数据为31,323±101BP,与水洞沟第2地点的第2文化层年代(29.9ka~31.3ka BP)大致相当。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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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洞沟第2地点是水洞沟遗址群的重要遗址之一, 自2003年来共进行了4次发掘, 揭露面积约100m2, 发现7个文化层, 包含用火遗迹、石制品、动物化石、串珠装饰品和磨制骨针等。本文观察和研究的石制品1万余件, 总体上显示中国北方石片石器工业的技术特征, 但最下部第7文化层出土1件具有水洞沟第1地点特征的石叶石核。动物化石比较破碎, 集中分布于火塘内部或周围, 反映了古人类围绕火塘进行肉类资源利用的行为。综合水洞沟第2地点的AMS14C及光释光测年数据,该地点主要文化层年龄集中在距今41ka-20ka BP之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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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洞沟遗址第7地点发现于2002年,位于水洞沟遗址核心区,2003年至2005年共进行三次系统发掘,揭露35个水平层,面积25m2,出土包含石制品、动物化石、鸵鸟皮及装饰品等文化遗物上万件。遗址埋藏在边沟河左岸第二级基座阶地,文化层为灰白-灰黄-灰绿色粉砂及黏土质粉砂,厚度在3m以上,遗址堆积后期局部受到小规模水流改造,但石制品组合基本保留了制作完成后的总体面貌。石制品原料取自附近的河流和湖泊成因的砾石;石制品是一个包含石核、废片、石器、砸击品和打制工具但以废片为主体的组合,个体以小型居多;锤击法为剥片的基本方法,砸击法被偶尔使用,刮削器为石器的主要类型,石器为锤击法简单修理而成。石器工业总体显示北方小型石片石器传统。光释光年代初步测定表明古人类在该遗址活动的时间大致发生在27~25ka BP,属旧石器时代晚期。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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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洞沟遗址第7地点2003~2005年发掘出土动物化石2000余件。初步鉴定包括蒙古野驴(Equus hemionus)、披毛犀(Coelodonta antiquitatis)、普氏原羚(Procapra przewalskii)、水牛(Bubalus sp.)等十多个动物属种。该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标本表面少见食肉类啃咬痕迹且未有啮齿类啃咬痕迹及水流磨蚀等现象,表明这一动物骨骼组合应当不是食肉类、啮齿类与水流等自然性营力带入遗址的。遗址动物群中一定比例的具切割痕骨骼标本的出现表明了古人类在动物群富集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动物考古学观察表明,处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该地点古人类主要对遗址附近的大中型食草类动物进行了猎捕与肢解、利用,这与相对更晚阶段的第12地点古人类以小型哺乳动物为主要猎食对象的生存策略形成了较为明显的对比。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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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洞沟遗址是中国较早发现并且最早发掘的旧石器遗址,该遗址自1923年发现以来便因其出土较多具有欧洲旧石器时代中晚过渡期特征的石制品而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本文以水洞沟遗址第7地点(SDG7)出土的石制品材料为基础,主要从石核剥片策略和工具修理策略两个方面进行石器技术的分析研究。石核、石片以及工具的分析显示,SDG7存在两大石器技术体系:一是中国北方常见的占主导地位的石片石器技术,该技术不存在剥片前对石核的预制过程,而是以简单剥片石核、大量的不规则石片以及修理程度较低的工具为代表,少量采用优质原料精致加工的工具类型体现出旧石器时代晚期该技术的发展和进步;二是Levallois-like石叶技术,以少量的Levallois-like石核(扁脸石核)为代表,与SDG1、SDG2(CL5a)以及SDG9出土的同类石核呈现技术理念的一致性,该技术以剥离较大尺寸的石叶/长石片为目的,且均具有台面的预制修理和剥片面的维护现象,应为外来的技术体系。SDG7石器技术的分析可为水洞沟遗址区技术演化序列的构建、整体文化面貌的揭示以及技术变化原因的探讨提供新的材料和参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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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洞沟旧石器考古研究的新进展与新认识 总被引:4,自引:0,他引:4
水洞沟遗址在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研究中倍受关注的同时也倍受争议。争议的核心是其旧石器遗存的技术特点、文化属性、来龙去脉和与西方旧石器文化的关系。争议缘起于对核心遗址——第1地点地层、时代和文化演替了解与认识的局限性与模糊性。本文在近年来对遗址区系统调查和多个地点系统发掘与研究的基础上, 对水洞沟遗址群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及相关问题提出一系列新的认识,包括水洞沟是一个由多处地点构成的大型露天遗址群; 先民生存活动不局限在一个时期, 文化遗存至少分属7个时段, 据此可建立4万年来区域人群演化序列; 遗址保留的人类文化遗产丰富多样, 除不同技术体系的石制品, 还有骨器、装饰品、复杂用火遗存, 以及对居址复杂利用、对石料热处理和采食植物性食材的诸多信息, 反映古人群具有很强的生存能力和特定的行为方式; 该地区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不同时段存在不同技术体系的考古学文化组合, 出现过勒瓦娄哇+石叶的技术体系与小石片技术体系的交替, 反映末次冰期期间东北亚人群复杂、能动的适应、迁徙、交流过程; 该地区的勒瓦娄哇+石叶的技术体系与本土传统石器工业不存在渊源关系, 应是从西方—西北方向迁移过来的古人群的遗留, 其出现的时间可能早于原先的认定, 而且在消失后没有对本土文化产生明显的影响; 石叶技术组合固然代表一支来自西方的早期现代人群的迁徙和扩散, 但移居者没有对本土人群实现整体替代, 反而被后者取代; 后者在石器技术上保持固有的传统, 但文化遗存中出现小型精制石器、装饰品、石料热处理等早期现代人的行为表征, 反映出这里的现代人起源与扩散模式不是简单的外来移民替代,相反, 本土人群连续演化是主旋律。因而, "连续进化附带杂 交"理论在该地区有着更坚实的考古学基础。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