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闯阿尔金山

阿尔金山可谓是“野生动物的王国”,但是当地恶劣的环境条件,使很多人望而却步,尤其是冬季进入阿尔金山,就更没人敢冒这个险了。然而,有一位业余摄影家却例外,他多次冒险追踪拍摄蒙古野驴、藏羚羊、藏野驴、野牦牛等野生动物,将一幅幅生动的野生动物画面展现在我们面前。他,就是冬闯阿尔金山的第一人——冯刚。这里就是2000年春节期间,冯刚和他的朋友疯闯阿尔金山,奉献给我们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分享他的成果,感受他的冒险经历。 我决定“利用寒假去阿尔金山”的消息,不胫而走。霎时,警告式的劝说四面     

野驴秘境

白雪覆盖下的沙丘连绵不绝,层次分明．在清晨的日光下,折射出天空的色彩。藏野驴,那神秘的高原精灵悠闲地散着步,在这个微凉而宁静的高原清晨。(藏野驴是目前世界上惟一幸存的高原野生驴种,属马科。把这美丽的画面呈现给我们的足舍命拍摄的生态摄影师冯刚．就是他．被大家尊称为“野驴之父”。)     

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基于野牦牛、藏野驴、藏羚羊适宜栖息地的生态容量估测

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了以野牦牛(Bos mutus)、藏野驴(Equus kiang)、藏羚羊(Pantholops hodgsoni)为代表的青藏高原特有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但是近年来野生动物数量的快速增长引发了栖息地退化的问题,科学量化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各类栖息地对野牦牛、藏羚羊、藏野驴的生态容量,并提出相应的野生动物管理措施,是实现保护区可持续管理的根本途径。本文应用遥感技术和地面调查相结合的方法,系统分析了保护区内野牦牛、藏野驴和藏羚羊的栖息地需求,建立了植物生物量和NDVI的关系模型,结合三类野生动物的食性分析,估测了适宜栖息地(高寒草原、高寒荒漠草原、高寒草甸、高寒荒漠)为三类野生动物提供的可食植物量,推算了适宜栖息地和整个保护区可以承载三类野生动物的生态容量。结果表明: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内野牦牛、藏野驴和藏羚羊的适宜栖息地面积分别为31866.07、24035.51、24035.51 km~2,三类野生动物的适宜栖息地之间相互重叠,藏野驴和藏羚羊的适宜栖息地基本相同;全保护区内,高寒草原、高寒荒漠草原、高寒荒漠和高寒草甸分别提供了3944.91×10~4、3126.32×10~4、138.19×10~4、564.49×10~4kg可食植物量;结合三类野生动物的栖息地重叠程度及食物需求量分析,得出阿尔金山保护区的最大生态容量为野牦牛7951头/a、藏野驴6907头/a、藏羚羊27094只/a;结合三类野生动物对食物资源的占有率估计,得出阿尔金山三类野生动物的生态容量变幅为野牦牛3976—7156头/a,藏野驴3454—6216头/a、藏羚羊13547—24385只/a。根据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各类栖息地对三类野生动物的生态容量,提出适当控制藏野驴种群数量、增加藏羚羊种群数量的建议,以促进野生动物种群数量的持续增长和栖息地的有效保护。     

我和蒙古野驴——卡拉麦里遇险记

人们都爱欣赏野生动物的真实照片,然而却很少知道为拍摄这些照片,摄影师所付出的艰辛和代价。一位名叫冯刚的中学教师,在一次拍摄蒙古野驴的过程中几乎丧命,他这是为了什么呢?让我们通过他的自述,来了解他的这段经历,并欣赏一下他以这样的代价所换回的照片……     

我随老公天山行

2001年5月老公冯刚在《人与生物圈》杂志、北京动物园、新疆乌鲁木齐市教委联合赞助下,在北京动物园成功举办了“冯刚新疆野生动物摄影展”。影展期间与江铃汽车集团副总裁赵卫东先生的巧遇,使做梦也没想到的一个神话降临在老公身上。赵卫东先生说:“我要送你一辆车!” 8月6日,一辆轻便、外型美观且性能极佳的“陆风”牌小型越野车开到了冯刚的单位——乌鲁木齐市第六中学。     

基于无人机遥感的三江源国家公园藏野驴种群数量及生境时空变化研究

藏野驴（Asinus kiang）是青藏高原特有物种,我国一级野生保护动物。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是藏野驴的主要栖息地之一,而生物多样性保护也是国家公园的重要职能,准确了解藏野驴的种群数量及栖息地变化无论是从野生动物保护还是从国家公园建设指导来看均具有重要意义。以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为研究区,利用无人机遥感技术开展藏野驴种群数量调查工作,在此基础上利用选择指数与因子分析揭示藏野驴的生境选择偏好,识别其适宜栖息地范围。并深入探讨近20年藏野驴适宜栖息地的时空变化特征,探讨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无人机可以有效识别藏野驴个体,在调查样带内共发现藏野驴252头,经过推算2017年春季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内共有藏野驴20989头。（2）藏野驴倾向于选择距居民点1 km以外,距道路1-3 km范围内,距水源1 km以内,且植被覆盖度介于0.4-0.8之间的坡度小于5°的平坦区域做为栖息地。（3）2000-2018年间,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内的藏野驴适宜生境面积增加了330.76 km²,达到4747.10 km²,面积占比增加1.73%,达到了24.85%。这主要是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协同作用下导致的水体扩张与植被覆盖度增加驱动的。此外,虽然道路的扩张仅限制了小面积的适宜栖息地增加,但可能造成栖息地连通性下降等更为严重的后果。本研究证明了无人机遥感技术在青藏高原等开阔区域进行野生动物调查及栖息地研究的可行性与优势,相关技术方法与研究成果可为三江源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提供参考与支撑。     

青海省野牛沟地区主要兽类的数量与保护

作者于１９９０～１９９２年在青海省中部未受保护的野牛沟地区进行以有蹄类物种为重点的野生动物考察。考察结果表明：藏羚羊、藏原羚、野牦牛和岩羊的数量都超过１０００只,藏野驴约８００只,盘羊近２５０只,白唇鹿未估计数量。对其他１０种兽类也进行了考察。尽管有法律保护野生动物,但偷猎行为并没有得到控制。因此,必须尽快建立野牛沟自然保护区或野生动物管理区。     

新疆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东部大型兽类数量和分布

2003年12月对阿尔金山保护区东部的6种大中型兽类进行了数量和分布状况的考察,发现藏野驴和藏羚羊的数量较以往数量有一定程度的增加,而野牦牛的数量有所下降,藏原羚、狼、赤狐的数量相对比较少。根据样线调查法计算,估计东部地区的藏野驴约8309只,藏羚羊1603只,野牦牛985只,藏原羚214只。从目前的调查看,有限的食物资源及人为因子（盗猎、开矿和围栏等）可能是制约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增长的主要因素。     

青藏铁路小桥被藏羚羊等高原野生动物利用的监测研究

2007-2008年,对高原野生动物利用青藏铁路动物通道附近小桥的情况进行了系统的监测研究,结果表明：青藏铁路通车运营后,藏羚羊、藏野驴、藏原羚等高原野生动物在利用青藏铁路动物通道的同时,已经开始尝试利用铁路小桥穿越青藏铁路,高原野生动物对青藏铁路正在经历“陌生-熟悉-适应”的过程,通过自我行为调整,适应青藏铁路修建对该地区环境所带来的新变化。     

可可西里地区藏羚羊、藏原羚和藏野驴的营养生态位

2004年8月,在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的楚玛尔河至五道梁一带观察藏羚羊、藏原羚和藏野驴的行为活动,并收集其粪便,运用粪便显微分析法对其食性进行研究,计算3种动物的营养生态位宽度和营养生态位重叠指数.结果表明：藏羚羊、藏原羚和藏野驴所采食的植物种类基本相似,但在食谱中所占的比例不同,禾本科植物在藏羚羊、藏原羚和藏野驴的食谱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58.7%、44.57%和9228%.藏羚羊、藏原羚和藏野驴的营养生态位宽度分别为0.878、0.735和0.695.藏羚羊和藏野驴、藏羚羊和藏原羚、藏野驴和藏原羚的营养生态位重叠值(FT)分别为0.869、0.985和0.785.结合藏羚羊、藏原羚和藏野驴的生态习性,从营养生态位的角度探讨了它们之间竞争与共存的关系.     

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保护区野驴的夏季栖息地及种群数量

1982年7月航空调查了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保护区内野驴Equus hemionus hemionus Pallas的夏季栖息地及种群数量。见野驴358头,平均密度为每平方公里0.02头,多集中栖居在保护区的东北部。初步分析影响野驴夏季栖息地的因素是水、地形及人为干扰。     

青海省唐古拉山地区有蹄类数量的初步调查

青海省唐古拉山地区集中了青藏高原的三大动物——藏野驴(Equus hemionus Kiang)藏羚羊(Procapra picticaudata)和野牦牛(Bos grunniens),此外,藏原羚(Pantholops hodgsoni)也是高原地区特有种。了解有关这些动物的数量很有必要。1985年10月22日至11月10日,由林业部组织联合考察队对本区的野生动物进行了初步的数量调查。唐古拉地处青海西南部,行政上属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管辖,平均海拔在4000—5000米。主要的大型有蹄类是野驴和藏羚羊,野驴每群2—71只不等,藏羚羊最大的一群达279只。大部分动物都集中在公路两侧雪较浅的地方。…     

藏羚羊和藏野驴粪便真菌多样性比较研究

为探究西藏地区反刍动物（藏羚羊）和单胃草食动物（藏野驴）粪便中真菌群落结构,本研究采用ITS1区高通量测序方法分析西藏羌塘国家自然保护区藏羚羊和藏野驴新鲜粪便中真菌的多样性。结果表明:从5头藏羚羊新鲜粪便中共鉴定出5个门、15个纲、32个目、45个科和56个属的真菌;从5头藏野驴新鲜粪便中共鉴定出3个门、10个纲、18个目、18个科和20个属的真菌。子囊菌门Ascomycota为优势门,相对多度占所有真菌门数的82.70%;寡囊盘菌属Thelebolus、Naganishia和亚隔孢壳属Didymella为优势属,3个属的相对多度依次占所有真菌属数的43.91%、7.38%和7.03%。藏羚羊和藏野驴粪便真菌菌群存在明显差异,其中34个属的多度在两种野生动物新鲜粪便中有显著差异,这说明动物的种类会影响其粪便中真菌多样性。     

青藏铁路、公路对野生动物活动的影响

2003年8月和2004年8月,在不冻泉保护站(35°17′N;93°16′E)至五道梁(35°13′N;93°04′E)一带调查青藏公路的运营和青藏铁路的建设对野生动物活动的影响,并分析了野生动物对青藏铁路上所建立的动物通道的利用情况。结果表明,青藏铁路的建设增加了青藏公路的交通运输量,青藏公路在铁路修建期间会对藏羚羊(Pantholops hodgsoni)、藏原羚(Procapra picticaudata)和藏野驴(Equus kiang)的活动产生部分影响。同时,野生动物通过自身的适应和行为调节可以减少环境改变产生的影响,如公路两侧动物的活动高峰正好是公路上车流量较少的时段、动物可以利用野生动物通道来通过青藏铁路等。藏野驴、藏羚羊与藏原羚均可利用通道穿越铁路,而藏羚羊对通道的利用频次和通道到公路的距离显著的正相关(p<0.5),大多数的动物通道因其高度、宽度和到公路的距离以及人类活动等因素的影响而不能被动物利用。总的看来,动物能够通过自己的适应和行为调节,可以适应青藏铁路修建对该地区的环境所带来的变化。     

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蒙古野驴生境格局动态及其成因分析

人类干扰导致的生境丧失与破碎化严重影响野生动物生存。基于2005年至2019年在新疆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开展野外调查所获数据,选取影响蒙古野驴生境选择的关键环境因子,采用最大熵模型（MaxEnt）模拟矿业开发前（2005年）、矿业开发顶峰时（2011年）以及矿区生态修复和道路修建（2019年）三个时期的蒙古野驴适宜生境空间分布。选取相关的景观格局指数,分析了近15年来保护区内蒙古野驴生境格局的变化趋势。结果显示蒙古野驴的适宜生境主要分布于保护区中部,水源是影响蒙古野驴生境质量的关键自然因素。2005-2019年间该保护区蒙古野驴的生境经历了由较好状态到恶化,随后逐渐恢复的过程。矿业开发前蒙古野驴高适宜生境面积最大（2022.31 km²）,生境破碎化程度低,总体生境质量较好。矿业开发顶峰时蒙古野驴的适宜生境向保护区北部转移,适宜生境大面积丧失,其中高适宜生境面积减少了30.28%,且生境斑块面积小,形状不规则、离散和破碎化程度高,严重威胁蒙古野驴生存。矿区生态修复和道路建设后,大多数已修复的矿区重新成为蒙古野驴的适宜生境,保护区内蒙古野驴适宜生境面积较矿业开发时增加了556.31 km²,但仍处于破碎隔离状态;道路沿线适宜生境丧失严重,蒙古野驴对其明显回避。基于上述研究结果,针对蒙古野驴生境保护提出了具体措施,为卡山保护区蒙古野驴生境恢复及保护提供了科学依据。     

加义书记讲1985年大雪灾

我是1965年来到这里的,当时6个队．每个队大概有12户左右．家畜不是太多,主要的草都是野生动物吃的。那时候我还小,不知道到底具体数量有多少．但是估计起来一个队大概总共有3000左右的牛羊。天天都能看见黄羊、藏野驴和野牦牛,也有白唇鹿,都成群结队的。     

大型野生食草动物生境资源利用竞争关系

生物多样性维持是三江源区的重要生态功能,野生动物保护的科学规划需要掌握区内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分布状况与资源竞争关系。利用无人机遥感的新技术,在三江源玛多县开展藏野驴、藏原羚和岩羊的适宜栖息地识别与划定以及生境资源利用竞争关系研究。结果显示,2017年玛多县藏野驴适宜生境面积3559.43 km²,距水源距离是限制适宜生境面积的主要因子;藏原羚的适宜生境面积为283.76 km²,岩羊的适宜生境面积为29.97 km²,坡度、距水源距离以及植被类型是制约适宜栖息地面积的主要因素。由于在栖息地坡度选择中的生态位差异,三种大型野生食草动物的生境重叠面积均较小,生境竞争关系较弱。研究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可为相似区域的野生动物保护与恢复综合规划提供支撑。     

西藏羌塘自然保护区与人类活动有关的藏羚、藏野驴和藏原羚密度

1999年,2000年和2002年,在西藏西北部的西藏羌塘自然保护区分别沿三条横跨该自然保护区的长度为750-860km的东西向样线估计了藏羚(Pantholopshodgsoni)、藏野驴(Equuskiang)和藏原羚(Procaprapicticaudata)密度(每平方公里个体数)和遇见率(每平方公里遇见个体数)。在低海拔(4500-4700m)地区,藏羚、藏野驴和藏原羚数量很少,在那些人类活动强度高或中等的地区,藏羚、藏野驴和藏原羚的数量也极少,以致无法估计密度或遇见率。在高海拔(4700-5200m)地区,藏羚和藏野驴数量在那些人类和家畜活动强度低的地区,数量总比那些中等人类活动强度的地区高,尽管藏羚的数量差别比藏野驴小。藏原羚的情形不一样,在人类活动强度低或中等的地区的遇见率相仿。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差别可能与这些动物的生境偏好有关。看起来,藏原羚、其次是藏野驴比藏羚更能耐受人类和家畜的活动。注意到这三种动物在人类和家畜活动低的地区的结果方差都大,表明三种动物在有人类和家畜活动低的地区与在那些中等人类和家畜活动地区的分布相反的成群分布。三年中有蹄类动物遇见率的模式都相似,在调查期间有蹄类动物种群没有波动的趋势     

青海省可可西里地区几种有蹄类动物的食物重叠初步分析

2005年7月和2006年1月,应用粪便显微组织分析法测定了可可西里地区的藏野驴、藏羚、藏原羚、野牦牛,以及家牦牛和藏羊在冷季(1月)和暖季(7月)的食物构成.用Schoener's Index计算了这些同域分布动物种间的食物重叠度.结果表明,藏野驴分别与藏羚羊、野牦牛、藏原羚在暖季的食物重叠度各为63.0%、48.4%和24.1%,在冷季的重叠度为别为71.6%、42.0%和11.4%;藏羚羊与野牦牛、藏原羚在暖季的食物重叠度分别为52.0%和33.4%,其在冷季的食物重叠度各为50.3%和29.3%;野牦牛与藏原羚在冷暖季的食物重叠度分别为13.1%和15.9%.在可可西里地区吲域分布野牛有蹄类动物种间,藏原羚与其他有蹄类动物食物重叠较少,而藏羚羊、藏野驴、野牦牛之间则存在不同程度的食物重叠,且随季节不同而变化,反映了这些动物之间复杂的竞争和共存关系.此外,家牦牛和藏羊均与这些野生有蹄类动物存在高度的食物重叠.     

可可西里的红房子

在青藏高原可可西里的荒原上,远在十几公里外就可看到一幢红色的房子,这就是中国民间组织建立的第一个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站——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她是四川省绿色江河环境保护促进会的志愿者们经过三四年的艰苦奋斗才建成并完善的。保护站周围是中国青藏高原特有的藏羚羊、野牦牛、藏野驴等野生动物最集中的分布地区和越冬地,保护站的建成,使反偷猎的队员在可可西里有了自己的家,也为野生动物提供了最安全的避难所。她将迎接更多的科学家到此进行科考、研究,迎接更多的志愿者和旅游者到此开展环境宣传、教育和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