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治理政策工具对农户行为的影响差异研究——以宁夏盐池县为例

政策工具被认为是政府为解决某个公共问题采取的具体手段或措施,一项政策可以视作目标和多种政策工具的组合。在生态治理过程中,不同政策工具对农户行为的刺激程度不同,进而导致不同的政策效果。分离不同政策工具的影响,可为工具选择和政策优化提供科学参考。以盐池县为例,利用基于该县1983-2017年内出台的316份生态政策文本构建的政策工具数据集和VAR模型中的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方法定量研究了强制型、混合型和自愿型三大类政策工具及十种子工具对农户耕作、放牧、造林3种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1）政策工具对农户行为的影响具有时效性,一般在政策出台后2-3年内影响最大,随后逐渐减小并消失,影响持续时间为7-10年。（2）总体来看,政策工具对农户行为的冲击力度较小,冲击范围在0-0.30之间,说明农户行为还受到其他诸多因素的影响。（3）10年累计影响从大到小依次为强制型、混合型、自愿型,其中直接提供和规制两种子工具的影响最大。放牧行为受到政策工具的刺激最大,耕作行为次之,造林行为最小。（4）直接提供工具对耕作行为具有最大正向影响,最大冲击为0.30;规制工具在短期内抑制牲畜数量增长,而直接提供和补贴工具促进牲畜数量增长,且由于冲击曲线存在正负波动,说明政府与农户在牲畜养殖上存在长期博弈;只有规制工具对造林行为具有积极影响,说明造林更多是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建议充分利用政策工具的短期效应,凸显政府角色,及时做好政策效果评估工作,调整工具组合,助力生态目标的实现。     

基于政策工具视角的中国生物产业政策差异性分析

产业发展离不开产业政策的制定与发布,产业政策对于产业具有导向性与支持性,其制定主体主要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生物产业为例,采用计量分析的方法,搜集并整理了中央政府以及湖北、深圳、重庆、上海、北京五个地方政府颁布的生物产业政策,对其外部属性特征进行差异性分析,同时对多份国家层面的生物产业结构性政策运用内容分析的方法,进行政策工具分类分析,并构建了“政策工具-生物产业发展阶段”二维政策工具分析框架,探讨不同产业发展阶段之间政策工具使用的差异性。研究发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生物产业政策密集发布年份存在差异,且与生物产业发展关键节点有关联;国家层面生物产业政策不同类型政策工具使用频率差距较大,以环境型政策工具为主,较少使用需求型政策工具。针对研究结果,从我国生物产业发展情况及区域间差异的角度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基于政策工具视角的中国生物产业政策差异性分析

产业发展离不开产业政策的制定与发布,产业政策对于产业具有导向性与支持性,其制定主体主要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生物产业为例,采用计量分析的方法,搜集并整理了中央政府以及湖北、深圳、重庆、上海、北京五个地方政府颁布的生物产业政策,对其外部属性特征进行差异性分析,同时对多份国家层面的生物产业结构性政策运用内容分析的方法,进行政策工具分类分析,并构建了“政策工具-生物产业发展阶段”二维政策工具分析框架,探讨不同产业发展阶段之间政策工具使用的差异性。研究发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生物产业政策密集发布年份存在差异,且与生物产业发展关键节点有关联;国家层面生物产业政策不同类型政策工具使用频率差距较大,以环境型政策工具为主,较少使用需求型政策工具。针对研究结果,从我国生物产业发展情况及区域间差异的角度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探索

自然对人类生存和良好的生活质量至关重要。自然生态系统不仅为人类提供食品、药材、能源等物质产品,还提供水源涵养、气候调节、水土保持、防风固沙等调节服务产品,以及休闲旅游、美学体验等文化服务产品(Ouyang et al, 2020)。但由于清洁的空气、干净的水等生态产品大多属于公共产品,具有外部性,难以分清具体的权利人和受益者,因此难以仅依靠市场机制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就是通过多种政策工具干预使生态产品的价值得以真实反映,通过已有或新建交易机制进行交易,解决外部性问题(高晓龙等, 2020)。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对于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机制及模式——以神农架国家公园为例

探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机制及模式是国家公园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关键。构建了国家公园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分析国家公园生态产品特征并划分类别,以神农架国家公园试点为例,探究了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路径与机制,建立了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结果表明:(1)国家公园复合生态系统由社会、经济和自然生态系统构成,形成一个相互影响、相互关联的整体。(2)国家公园生态产品具有生物生产性、资源稀缺性、人类收益性、地域整体性、政策依赖性、利益平衡性等特征,识别与分类生态产品有助于复合生态系统的平稳运行与健康发展,进而实现生态产品价值。(3)国家公园生态产品总体分为公共性、准公共性和经营性三类,并由政府主导、社区主导、市场主导与多主体复合型路径组成的价值实现路径体系完成价值实现。(4)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由生态保护机制、经济发展机制、社区进步机制和协调保障机制四部分构成,服务于生态保护、产业发展和社区振兴三个目标。(5)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存在一定问题,以生态保护为首要任务、旅游发展为实现路径、社区振兴为核心目标,构建神农架国家公园"生态保护-旅游发展-社区振兴"共生模式,并进一步提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生态旅游模式,以协调处理神农架国家公园复合生态系统结构内的矛盾,实现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的最大化。综上所述,丰富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理论,并为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与决策参考。国家公园"生态保护-旅游发展-社区振兴"的共生模式以及国家公园生态产品实现的生态旅游模式,将为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提供更加全面与有效的路径与模式。     

近20年我国森林碳汇政策演变和评价

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是碳达峰十大行动计划之一,是助力碳中和目标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举措。森林作为陆地生态系统中最大的碳库,是我国当前碳汇政策的主体。研究梳理了2000年以来我国森林碳汇有关政策的发展演变历程,并从生态政策、经济政策和保障体系建设三个维度分析和评价了政策成效与存在问题,以期为构建适应“双碳”目标的碳汇政策体系提供决策依据。研究结果表明：(1)从生态政策看：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和“三北”防护林三大林业工程增加了我国森林面积和蓄积量,显著提升了森林碳汇增量,但森林可持续经营管理体系尚未健全,需进一步精准提升森林质量,健全成果长效巩固机制,增强森林固碳能力;(2)就经济政策而言：我国已形成多层级林业碳汇交易市场,有效推动林业碳汇项目建设,同时各类金融产品的开发和补贴政策的实施为碳汇项目提供了多元化资金支持体系,但整体融资规模和补贴范围有限,需拓宽融资渠道,强化资金支持;(3)在保障体系建设方面：我国森林碳汇保障体系处于重点建设阶段,需完善森林碳汇有关法律法规、加快各类森林技术研发与标准制定,保障我国森林碳汇政策平稳运行。     

我国生态治理体制构建、政策演进逻辑与治理现代化

纵观我国生态治理与环境保护实践历程,在探索、重构、深化中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治理政策体系。在生态与经济发展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理清生态治理体制构建策略与政策演进逻辑,推进生态治理现代化建设,实现长效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通过Citespace可视化图谱对1973-2022年间710份国家重要决策及政策法规文件深入梳理发现:(1)生态治理体制构建策略从初期的“一对一”污染问题治理导向、简单垂直的线性关系联动机制,到逐步形成生态理念导向、交叉互动的网络关系协同机制,总体上由单一部门主导决策的“上重下轻”转变为以顶层生态行政单位为核心,多领域部门参与执行的“上下联动”均衡态势;(2)生态治理政策先后经历“观念启蒙探索时期:环境污染末端管控(1973-1991年)”-“可持续发展时期:生态协同综合治理(1992-2011年)”-“生态文明时期:发展理念体系建设(2012-2022年)”的逻辑演化;(3)从机制完善、利益重构、多元统筹三个维度阐述并讨论生态治理现代化体系与改进路径,以期为相关领域的深入研究提供借鉴与参考。     

基于AHP-模糊综合评价法的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绩效评估

为了改善流域生态环境,我国推行了流域生态补偿试点,逐渐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流域生态补偿模式和机制,目前全国已有十余个省份实行了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生态补偿政策的推行对流域生态环境改善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对流域内的社会、经济、健康等方面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如何科学、合理的界定和评价补偿政策带来的社会、经济以及生态环境影响及影响的程度对政策的实施和改善意义重大,这也是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得以继续推行的重要条件。在总结和梳理政策效果评价方法的基础上,结合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的特点,建立了基于层次分析（AHP）-模糊综合评价法的政策评价模型以及生态补偿政策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并以我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新安江流域为研究对象,评估了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在第一个试点阶段（2012-2014年）期间的绩效。结果表明：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实施效果整体较好,但对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不显著,并且需要从政策目标的确定、政策体系的健全、政策设计与执行等方面进行完善。建议推动建立流域生态补偿动态评估机制,研究制定相关技术指南;重视强化政策的配套机制能力建设,完善区域联动长效机制和信息共享;促进补偿政策目标从生态资源到生态资本转化,改善和保障河流生态基流;拓宽流域补偿资金来源渠道,鼓励多元主体进入环保市场。在谋求生态效益最大化的前提下,进一步统筹规划经济和社会效益,更好地运用经济杠杆进行流域治理和生态保护,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的共赢。     

权衡城市扩张、耕地保护与生态效益的京津冀城市群土地利用优化配置情景分析

京津冀城市群作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区域,具有多重战略意义。然而,快速的城市扩张在提高社会、经济水平的同时,伴随着资源供求矛盾加深、耕地被侵占、生态退化,以及水、大气环境污染等众多突出问题,如何优化调整城市空间结构与布局,实现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等多目标的协同优化是京津冀规划管理与决策的关键。从土地覆盖/利用数量和空间布局两个重点方面出发,通过多目标优化模型和CLUE-S模型的构建,提出了多目标权衡下的土地扩张优化情景预案,以期为京津冀城市群扩张布局与土地利用优化配置规划与管理提供科学参考。结果表明:一方面,利用多目标遗传算法(MOGA)可以很好地实现对京津冀土地利用结构优化配置及其与社会、经济及生态效益等多目标的定量化求解,为决策人提供满足不同权衡目标的多种选择,并通过与CLUE-S模型相结合,实现京津冀城市群土地利用格局的空间优化配置情景模拟;另一方面,研究结果表明,综合考虑了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的优化方案中,林地的增加可以相对满足政策要求,增幅较大,耕地较未优化方案减幅放缓,符合耕地保有量的要求,同时,也从空间上减少了对重要生态用地的侵占。本研究的方法与结果可为京津冀城市群土地利用规划与生态安全格局建设提供理论与应用参考。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政策工具探究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通过政策工具干预供给者的行为,激励其做出符合私人和公共利益的决策。为探究政府、市场在政策干预中的作用,将政策工具主要分为市场化工具以及非市场化工具,分析政策工具的干预方式,并对适用范围进行界定。为进一步探究政策工具的理论基础及实践成效,围绕其现行制度下的合法性（即符合公共利益且获得更广泛的社会接受）,研究以收益分配及产权义务为纲,引入收益及产权矩阵。依据收益在社会及私人之间的分配及应尽产权义务的范围,政策干预原则主要分为污染者付费、受益者付费、结构调整及能力建设4类。在此基础上,对已有政策工具在矩阵框架下的分布进行合法性分析。研究结果既有助于对政策工具的全面深入理解,也将有利于政策制定者科学决策。通过制定合法性的激励机制,解决市场失灵,最终实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Loosdrecht lakes research project for eutrophication policy in The Netherlands

The Project on the Water Quality Research in the Loosdrecht Lakes (WQL) has come up to the expectations of the Netherlands Environment Ministry. The results reaffirm the main lines of national eutrophication policy drawn up in 1979 (Policy Document on Phosphates) and further developed in the eighties. Interesting new insights have been gained, for example into the role of sediment and seston as well as into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trophic levels. It is not possible, however, to definitely establish the effect of WQL on eutrophication policy.The Loosdrecht project is an example of genuine ecological research, incorporating several disciplines, placing the object of research into its surroundings, emphasising the relation nature-culture and committing itself to certain value judgements and policy choices. As a consequence, there is a striking resemblance between the evolution of the project itself and that of ecosystems.All in all the Loosdrecht project should be regarded as a paradigm for future ecosystem studies.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关键问题解决路径

量化、抵押、交易、变现是贯穿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全过程的重要环节,而难量化、难抵押、难交易、难变现(简称“四难”)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生态文明建设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研究深入分析了“四难”问题的具体表征,包括产权界定不清、方法学研究不足、软硬件条件缺失、机制之间缺少联动等。为加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工作的统领作用,打通“绿水青山”同“金山银山”的双向转化通道,从整体布局、系统谋划角度出发,研究提出解决“四难”问题的基本路径：(1)通过构建“1+2+N”的政策框架体系,加强顶层设计,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试点奠定制度基础;(2)加强农特产品、资产权益类产品两类平台搭建,规范交易流程,健全交易网络,实现供需精准对接;(3)依据产权界定、可验证、可转让、可执行、政策连续性5项准则科学设计生态产品市场,实现生态产品交易市场化。此外,研究提出基于产业链金融链数据链协同深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问题研究。     

面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生态修复市场化投入研究进展

充足稳定的资金是国土空间生态修复顺利开展重要保障。然而，政府投资作为生态修复的主要资金来源，存在资金缺口大、项目周期短等问题，亟需探索面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生态修复市场化投入逻辑。针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市场化路径，建立了“生态修复对象-生态产品类型-近远程效益-投资方式”为分析步骤的生态修复市场化投入逻辑框架，从投资方式角度分析了国内外生态修复市场化投入的研究进展。基于国内生态产权界定模糊、生态产品价值体现不明显、市场化投入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今后有必要重点研究建立体现价值实现路径的生态资产评估体系、识别面向不同购买主体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模拟以价值流为纽带的生态产品空间纽带关系、凝练基于自然的区域解决方案引导市场投入。     

自然生态价值、生态资产管理及价值实现的生态经济学基础研究——科学概念、基础理论及实现途径

自然界的生态系统为人类繁衍发展提供各式各样的生活、生产和生计的环境条件与自然资源。基于自然规律的生态系统管理是人类社会不断认知自然生态价值、保护利用自然环境和资源、创造积累生态资产、维持社会经济系统永续发展的基本途径。以此为核心认知的区域生态经济学或经济生态学,正在成为探讨人类世地球系统演变及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科学研究前沿。本文以大尺度区域宏观生态系统科学为学术视角,以生态系统的多功能性与多元价值观为基础,综合论述了自然生态价值、生态资产、生态产品等基本概念;从生态学、社会学和经济学融合角度,分析讨论了生态资产形成与变化、生态产品生产与消费、生态投资与生态资产损益等过程原理;提出了区域生态资产的系统经营与生态价值实现途径,期望为我国及区域生态系统价值及生态资产的评估,生态产业及生态价值实现体系的发展提供理论和方法学参考。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率评价方法——以丽水市为例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指在维持生态系统稳定性和完整性的前提下,通过合理开发利用生态产品,将其生态价值转化为经济效益的过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包含了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政策、市场和技术机制。生态产品通过各种途径实现的经济价值总和称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量。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量与生态产品总值(GEP)的比值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率。评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率是评判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状况的基础,是评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是否有效运转的重要前提。提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率的概念和核算方法,以浙江省丽水市为例,在核算GEP的基础上,评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量与实现率来分析丽水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状况、问题及影响因素,提出提高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率的对策建议。研究表明,丽水市2019年GEP为4110.21亿元,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量为1017.49亿元,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率为24.76%。丽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主要有市场交易和政府补偿两种模式。市场交易模式贡献了95.84%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量,是目前丽水市最有效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但存在价值实现效率不均衡、对于缺乏市场或是市场机制不成熟的生态产品不适用等问题。政府补偿模式贡...     

我国森林资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基本逻辑、核心机制与模式

基于森林资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研究进程和实践经验,解析森林资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理论逻辑、制度逻辑、技术逻辑,设计以政府主导的森林资源资产化、市场主导的森林资产资本化机制和政府与市场交叉的价值反馈机制,衔接关键要素的森林资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核心机制。从实践案例提炼出我国森林资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典型--生态产业化经营模式、绿色金融模式、生态指标交易模式和林下经济模式,其中生态产业化经营模式包括森林资源流转、林业产业多元化发展和生态产业化;绿色金融模式包括生态运营中心模式和股权合作型生态修复;生态指标交易模式主要是森林碳汇交易;林下经济模式的核心做法是林业立体复合生产经营。最后聚焦森林资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三大关键环节:"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本"资本变资金",提出建立森林生态运营中心、采取金融资本化运营和实施森林资源生态产品分类经营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