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恩师张文堂教授北大核心CSCD

我第一次见到张老师是在1982年春节后,当我听说考上了他的研究生（硕士）后和我的大学好友康炜一起去张老师的办公室报到。我当时对他的第一印象可好了,高大,仪表堂堂的,很像一个电影明星,他的举止和谈吐也很令人感到亲切和不拘束。当时研究生没有自己的办公室,张老师就让我坐在他的办公室里,所以我真是有幸地经常得到他在专业上的指导,受益非浅,而且可以近距离地观察到他高尚的人格,严谨的治学态度,兢兢业业的奉献精神。     

我与王文采院士工作小记

正1997年,我北漂至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标本馆,从事《中国高等植物》的植物科学绘画工作。同年,经过前辈绘画家张春芳老师的介绍之后,有幸认识了王文采先生。当时,张春芳老师负责标本馆的后勤工作,由于我刚接触植物科学绘画,经常有问题向他请教,张老师总是不厌其烦地解答我的问题,对我帮助很大。一天上午,张老师要带我去认识一位权威人士,说有很多图需要绘制,希望我能够接受。我怀着忐忑的心情随他一起来到王先生办公室,王先生当时     

纪念赵喜进先生

正赵喜进先生于2012年7月21日仙逝,享年77岁。两年来一直想撰文纪念先生,但忙于各种事务,直到今天才得以动笔。我第一次见到赵喜进先生是1991年深秋的一天,当时他还在古脊椎所院落当中的一处平房办公。记得他办公室中间是一张大桌子,上面有些凌乱,摆放着各种东西,有书籍,有稿纸,还有化石。第一印象是赵喜进先生非常随和,笑眯眯地告诉我,在古脊椎所研究恐龙至少有一个     

我的免疫学情缘

《生命世界》杂志的编辑约我与国内读者谈谈个人的求学经历和治学感触,在大学念书的侄女也来信问类似的事。犯难之际,忽然想起自己虽然不健谈,但却是很爱听别人谈话的人。记得在北京念研究生时最爱看的就是一些访谈录。如果都不谈,访者何以录?在北京的三年是很值得回味的。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晚上做完实验后一边洗试管一边听老师录音带的情景     

怀念殷宏章先生二三事

在北大当学生时,从吴湘钰老师讲授的植物生理学课上就知道了殷宏章先生的名字.1965年大学毕业我考上了植物生理所的研究生,在北京中科院研究生院读了一学期外文后,来到上海才亲眼见到了殷先生,他当时是植生所的副所长.当时植生所的光合作用研究室在殷先生的领导下是兵强马壮,科研成果不断,是我们当研究生的年轻人十分羡慕的.但由于我是罗士韦先生的研究生,在植物激素研究室,没有直接接触的机会,对殷先生的了解大多是从光合室当研究生的同学那里知道的,那时心中只是有着一种年轻学子对长者的崇敬.     

言传身教终生受益

去年在上海召开第八届全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代表大会期间。我和邹承鲁先生等几个人一起散步时 ,他的一个 60年代的研究生对我说 :“严格地说 ,你和邹先生的过去的关系不能算是师生关系 ,只有正式做过他的研究生的人 ,才可以称为他的学生。”我一下子楞住了 ,我称邹先生为我的老师 ,完全出于对他尊敬、感激之情。现在电视台上 ,无论碰到什么人 ,都尊称他一声老师 ,老师的名称用滥了。学术界 ,也确有这样一些人 ,喜欢攀龙附凤 ,只要是名人 ,那怕是搭上一点八辈子的关系 ,就可称他为自己的恩师 ,尊敬有加 ;而自己的真正的老师 ,或是对那些…     

言传身教 终生受益

去年在上海召开第八届全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代表大会期间 ,我和邹承鲁先生等几个人一起散步时 ,他的一个六十年代的研究生对我说 :“严格地说 ,你和邹先生的过去的关系不能算是师生关系 ,只有正式做过他的研究生的人 ,才可以称为他的学生。”我一下子楞住了 ,我称邹先生为我的老师 ,完全出于对他尊敬、感激之情。现在电视台上 ,无论碰到什么人 ,都尊称他一声老师 ,老师的名称用滥了。学术界 ,也确有这样一些人 ,喜欢攀龙附凤 ,只要是名人 ,那怕是搭上一点八辈子的关系 ,就可称他为自己的恩师 ,尊敬有加 ;而自己的真正的老师 ,或是对那些…     

纪念程政武先生

<正>程政武先生于2015年4月12日与世长辞,享年84岁。一直以来感激先生对我的帮助,特写此文,以为纪念。我与程政武先生相识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当时正在赵喜进先生指导下攻读研究生学位。虽然不记得第一次面见程政武先生是具体哪一天,但至今清晰记得当时的场景。先生来拜访赵喜进老师,两人攀谈片刻后,赵老师就叫我     

保护心脏,远离心“急”猝死——中西医护“心”保健康

正2014年4月6日,我刚诊治完最后一个病人准备下班,忽然接到一个电话,是我已经毕业的一个硕士研究生的哥哥打来的,他语气沉重而悲伤地告诉我说,他的弟弟,年仅33岁的主治医师,于3月31日早晨被发现在办公室不幸辞世,经法医鉴定系心脏猝死。我突然一阵晕眩,天哪,怎么会这样?3月27日他还打电话问候我,并告诉我单位刚分了房子,和女朋友也正准备结婚。怎么突然之间就离开了我们,简直难以置信!难道生命就这么脆弱吗?痛失爱徒之际,我脑海中     

献身 求实 团结 奋进——王应睐先生塑造研究所文化品格

<正>今年是王应睐先生110周年诞辰。先生年长我54岁,我入所的时候先生76岁,我毕业的时候他82岁,虽然直接交流不多,但我有幸获得先生鼓励、提携与帮助,对我的人生道路影响至深。记忆中留下了吉光片羽: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实验室与先生办公室同在生化楼4楼。导师许根俊曾经告诉我,"王所长很看重你"。当时年少,得先生垂青,平添几分自信。1989年我博士毕业论文答辩,先生以82岁高龄亲自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我的论文当年获得了首届中国科学院院长奖学金特别奖。     

我所认识的王德宝先生

接到王德宝先生仙逝的消息时 ,我感到深深的悲痛。我和他共事多年 ,195 9年我从有机所回到生化所时 ,分配到了王先生的组里。有一段时间 ,我和他共处一室 ,王先生给我讲他在美国的生活和他回国时的困难。他是一位很和蔼可亲的人 ,我生气的时候 ,他常常对我说“别着急嘛” ,使我平静下来。他也是一位很耐心的人 ,如果他对我们的实验结果有不同看法 ,他会平静地与我们讨论。我至今仍能快乐和感激地回忆起我和王先生共事的那段时光 ,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196 6年我回柏林后 ,我被洪堡大学医学系微生物研究所录取 ,开始攻读博士学位。根据当时的…     

禄丰古猿的微观研究

<正>禄丰古猿发现于1975年,那时我在小学读书。1988年从北京大学生物系毕业后,我来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读研究生,师从吴汝康院士学习体质人类学,当时专业方向是今人类学,研究现代人群的体质特征。有段时间吴先生出访美国,我曾帮他传递禄丰古猿标本资料,因此认识了徐庆华、陆庆五等老师。后来毕业留所工作,正赶上研究所专业布局调整,我从今人类学转向古人类学。古人类学是研究化石材料的学科,考     

我心中的臧穆老师

<正>臧穆老师是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他的仙逝令我悲痛万分!回首往事,我跟随臧老师的时间不长,但是他生活、工作中的点点滴滴令我终生难忘!没有臧老师对我的教导、提携,就没有我的今天!在我眼里,他不仅是硕果累累的科学家,更是一个立体的人,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一个     

找回我国最早发现的旧石器

标本馆的工作人员,在整理了裴文中先生从国外带回的旧石器标本后,还整理了存放在他原办公室的旧石器标本。在整理过程中,他们无意中找到几件早已被人们遗忘了的旧石器标本。一件来自庆阳,还有两件来自大连。邱老师见到石器后很高兴,并感叹地说,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失落多年的旧石器标本竟然在这里找到。     

良师益友--纪念沈锷先生

沈锷先生严格的科学态度和认真负责培养学生的精神是众所周知的。许多感人的事在同学间也广为流传。但他当年艰苦创业的事迹却鲜为人知。1962年我被录取为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研究所沈锷先生的研究生。那时他是一位年轻的副研究员。报到后，沈先生领我去实验室。当时他使用的是在大房间里临时装修的一座“隔电笼”和一间小暗房，办公桌放在门边。我很难接受眼前的现实。他领我到另一间也是加盖在屋顶上的小屋，里面除了办公桌椅外，便是一个熏记纹鼓用的箱子。沈先生指着一张靠窗口的桌子说“这就是你的办公桌”。新建立的研究组工作紧张又艰…     

无私奉献、甘为人梯——深切缅怀导师郭礼和先生

正听到郭礼和老师不幸逝世的消息时,我感觉很突然,难以接受这个事实。我不是郭老师的"正牌"学生,只是打了个擦边球,侥幸当了老师的学生。我和郭老师的缘分源于1988年:当时郭老师已经是知名的基因工程学教授,而我是在上海生物化学制药厂工作的工人,正赶上我厂和上海细胞生物学研究所合作,厂里派我和另外几位同事到郭老师课题组学习人     

我记忆中的吴汝康院士

正我认识吴汝康院士是在上世纪的1985年年底,那时我从军队转业刚来到中国解剖学会办公室工作。当时吴汝康院士是中国解剖学会的理事长,学会里无论是专家教授还是普通工作人员都习惯地称呼他为"吴先生"。有意思的是,吴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竟是从一本画报上开始的。事情是这样的,我在军队18年,转业后才觉得有个像样的家,为了能有一个气氛好的家和住房,免不了对"家"不断地进行收拾。有一天,我在我爱人的书柜里看到一本画     

漫谈足少阴肾经的保健与调养——十二经脉与养生保健系列之八

<正>2018年农历八月的一天,我在临床带教时诊疗完后,刚要休息,一位跟诊的男学生表情痛苦地跟我说:"老师,我能咨询一下您吗?"我说:"怎么了?"他说:"最近总是感觉腰痛,不能弯腰。"我让他趴在诊床上观察了一下他的腰背部,发现腰部色素不均匀,颜色明显地较其他地方深,摸了一下足底也很凉。我说:"您这是肾虚寒,足     

短暂相处,一生受教——从张森水老师身上学到的……

<正>时间过得真快,张森水老师离开已经十年了。可是,他对我的帮助和教诲却历历在目,犹如昨日。20 01年,我初生牛犊不怕虎地做了一个报告,批评了中国旧石器报告和简报的不可再次利用性。张老师认为我应该在做了许多实际工作的基础上才有资格这样写,做事情不能只破而不立,只指出问题而不解决问题。直到现在我才体会到这番话的分量。那次严肃的谈话之后,他就开始言传身教地带我做各种实际工作,让我真正     

音容犹在 风骨长存——王应睐先生诞辰110周年追思

<正>今年的11月13日是王应睐先生110周年诞辰,他的家人一直保存着一张他伏案工作时的照片,王应睐先生在这张照片里架着眼镜,执笔专注地在纸张上记录着什么。我年轻时对王应睐先生的印象也与此照片中的他并无二致。王应睐先生从1958年起任生化所所长,此后的五十多年里即使卸任也始终为研究所发展出谋划策,殚精竭虑。直到最后病倒入院前他都坚持到研究所上班,几十年如一日地在办公室里认真翻阅文献,或仔细研读文件。王应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