舟山群岛春秋季獐栖息地的生态特征

2008 年3 月和2008 年11 月,在舟山群岛以獐的足迹、粪便和卧迹等新鲜活动痕迹为依据,对獐春、秋季栖息地利用特征进行研究。共设置样方420 个,对样方内生境类型、乔木盖度、灌木盖度、草本盖度、坡位、坡度、坡向、海拔、人为干扰距离和水源距离等10 个生态因子进行测量评估。结果发现,獐春、秋两季的栖息地利用特征是(1)隐蔽和食物因子:春、秋季利用阔叶林、农田和山坡地,秋季对灌木林也有较高的利用率,而对农田的利用率下降;春、秋季乔木盖度、灌木盖度和草本盖度较低处(≤50%) 利用率较高,但春季对乔木盖度较高处(> 50% )也有较高的利用率; (2) 地形因子:春季对坡度较缓、中下坡位、海拔较低处(< 100 m)利用率较高;秋季对坡度较缓、中下坡位、海拔较低(<100 m)的南坡利用率较高; (3) 水源因子:春季利用水源距离较近(< 200 m) 的区域;秋季对水源距离较近(< 200 m)和较远(>600 m) 区域的利用率均较高; (4) 干扰因子:春季主要利用距离人为干扰近处(< 100 m),秋季主要利用距离人为干扰远(> 200 m)处。逐步判别分析显示,春、秋季獐栖息地利用特征存在显著差异,乔木盖度、坡度、坡向、海拔和人为干扰5 个因子是主要的区分因子。舟山群岛人为干扰剧烈、次生乔木和灌木较为发达以及草本植物不发达等一系列特点,造成了舟山群岛獐特殊的栖息地现状。本研究将对制订适合于海岛的动物栖息地保护对策提供理论依据,也为了解海岛生境下獐不同季节的生存状况提供科学依据。     

洞庭湖区麋鹿再野化初期秋冬季生境选择

深入了解生境特征和生境选择的季节性差异是开展野生动物生境有效管理的前提。2016年3月, 原国家林业局和湖南省人民政府启动了麋鹿(Elaphurus davidianus)再野化项目, 来自江苏大丰的16头麋鹿(其中11头安装了GPS卫星跟踪颈圈)在湖南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君山后湖放归野外。冬季气候寒冷、食物匮乏, 濒危物种个体野放后能否在冬季找到适宜生境是再野化项目能否成功的关键。2016年10月至2017年1月, 借助GPS卫星和地面跟踪信息, 我们采用样方法对再野化麋鹿种群秋、冬季生境选择进行了研究, 测定了生境类型、食物丰富度、草本盖度、乔木盖度、距水源距离、距道路距离、距居民点距离、距隐蔽物距离、隐蔽级等9种生境因子。结果显示: (1)再野化麋鹿种群在秋、冬季对生境类型的选择差异极显著。冬季麋鹿偏好选择水塘、随机利用草本沼泽、避免利用灌草丛; 而秋季对生境类型无明显偏好。(2)再野化麋鹿秋冬季对食物丰富度、草本盖度、乔木盖度、距道路距离、距居民点距离、距隐蔽物距离和隐蔽级的选择差异极显著; 仅在距水源距离上的差异不显著。(3)秋季再野化麋鹿倾向于选择隐蔽级低、食物丰富度高、草本盖度高、距隐蔽物距离近的生境。其生境利用样方与对照样方在隐蔽级上的差异极显著; 在食物丰富度、草本盖度、距隐蔽物距离上的差异显著; 在距水源距离、乔木盖度、距道路距离、距居民点距离上的差异不显著。(4)冬季再野化麋鹿倾向于选择距水源近、食物丰富度高、草本盖度高的生境。其生境利用样方与对照样方在食物丰富度、草本盖度、距水源距离上的差异极显著; 在距道路距离、距居民点距离、距隐蔽物距离、隐蔽级上的差异不显著。研究结果揭示了洞庭湖区再野化麋鹿种群秋冬季生境选择偏好, 为再野化麋鹿种群保护及其生境修复提供了基础数据。     

辽宁老秃顶子保护区野猪冬季觅食地生境选择

2009年11月—2010年3月对辽宁老秃顶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野猪冬季觅食地生境选择进行了研究,同时调查了觅食地样方中的14个生态因子(植被类型、海拔高度、坡位、坡向等),运用痕迹检验法和主成分分析方法,对野猪的觅食地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野猪喜欢选择在食物丰富、人为干扰较小、距水源较近、隐蔽程度较高、坡度较平缓的阳坡活动,在没有或者很少有倒木、树桩和大块山石的地方活动觅食;对其冬季觅食地生境选择影响最大的5个因子分别是人为干扰、水源、食物、隐蔽性和灌木,其贡献率分别为19.45%、14.04%、13.03%、12.19%和10.37%。     

大兴安岭原麝冬季的生境选择

2005年3～4月和2006年3月,在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呼中自然保护区,采用机械布点法随机设置样线,对原麝(Moschus moschiferus)冬季生境选择进行了研究。对海拔、乔木密度、雪深、隐蔽度、食物丰富度、坡度和倒木数量进行2个独立样本的Mann-Whitey U检验,找出生境利用样方与任意样方的生态因子的差异。U检验的结果表明,原麝冬季喜欢活动在相对海拔高、乔木密度小、雪层浅、隐蔽度高、坡度陡且喜食食物丰富的区域;对植被类型、坡位、坡向、距水源距离、距人为干扰距离、动物干扰和碎石坡7个名词性变量采用卡方(Chi-square)统计进行显著性检验,卡方检验的结果表明:原麝冬季偏好远离人为干扰、接近碎石坡、阳坡和其他动物干扰较少的针阔混交林中;对以上14个生态因子进行主成分分析,结果表明,前6个特征值的累计贡献率达到72·318%,可以较好地反映原麝生境特征,根据主成分分析结果,将原麝冬季生境选择影响因子分别命名为空间因子(海拔、坡度、距碎石坡距离)、干扰因子(距人为干扰距离、距水源距离)、坡向因子(坡向、乔木密度)、坡位因子(坡位、动物干扰)、食物因子(食物丰富度、隐蔽度)和倒木因子(倒木数量)。     

九龙山保护区黑麂栖息地选择的季节变化

2005年7月至2006年6月,以浙江省九龙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上寮坑保护站为中心,在其周围随机设置6条样线,每隔200m地面距离设置固定样方,共设定442个20m×20m的固定样方,并在其中设置灌木测量样方442个,草本植物盖度测量样方2210个。分春、夏、秋、冬4季记录样方的植被类型、乔木盖度、灌木盖度、草本盖度、坡位、坡度、坡向、食物丰富度、海拔、人为干扰距离和水源距离等11类生态因子,并用痕迹法检查样方是否被黑麂利用。通过Vanderloeg选择系数(Wi)和Scavia选择指数(Ei)研究影响黑麂栖息地利用和选择性的各生态因子,并采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研究影响黑麂栖息地选择的关键因子,得到了黑麂栖息地选择的主要特征及其季节变化。结果表明:黑麂总体上倾向选择在针阔混交林、乔木盖度60%-80%、灌木盖度中等(20%-60%)、草本盖度中等(20%-60%)、食物丰富度高(68%)和人为干扰距离远的生境,对海拔高度和坡位的选择表现出季节迁移性。     

贺兰山区马鹿对冬季生境的选择性

2003年11—12月,在贺兰山采用样带法对马鹿阿拉善亚种的生境选择性做了研究。在选定的25条样带上一共测定了87个利用样方以及50个任意样方的14种生态因子(植被类型、优势乔木、坡向、坡位、食物丰富度、乔木密度、灌木密度、坡度、海拔高度、雪深、水源距离、人为干扰距离、裸岩距离和隐蔽级)。结果表明,马鹿对4种生态因子有选择性：①植被类型：偏好利用山地草原带和山地针叶林带,避免选择亚高山灌丛和草甸带;②优势乔木：偏好利用混合型的生境,避免选择杜松、油松和无树的生境;③坡向：偏好位于阳坡的生境,避免利用阴坡;④坡位：偏好位于下坡位的生境,避免选择上坡位和中坡位。对利用样方和任意样方进行比较,发现马鹿的利用样方以灌木密度高、食物丰富、坡度小、接近水源、雪覆盖浅、远离裸岩和人为干扰为主要特征。对各种生态因子的主成分分析表明前6个主成分的累积贡献率已经达到了84．89％,可以较好地反映马鹿的生境特征。第1主成分反映出马鹿在选择生态因子方面与植被类型、乔木密度、灌木密度、坡向、坡度、距水源距离、雪深、海拔高度正相关。     

贺兰山同域分布岩羊和马鹿发情季节的生境选择差异

2007年和2008年9—12月,在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利用痕迹检验法和直接观察法对同域分布的岩羊和马鹿发情季节生境选择进行研究。通过在选定的15条沟段里进行调查,分别测定了岩羊和马鹿的177个和154个样方的18种生态因子。结果表明,发情季节岩羊和马鹿在植被类型、地形特征、优势乔木、坡向、坡位、灌木密度、灌木高度、植被盖度、坡度、海拔高度、距水源距离、人为干扰距离、距裸岩距离和隐蔽级等生态因子选择上存在极显著差异(P0.01),乔木高度存在显著差异(P0.05),而其余生态因子无显著差异(P0.05),相对于马鹿选择的生境而言,岩羊发情季节更偏爱选择地势陡峭的山地疏林草原带,优势乔木以较高的灰榆为主,灌木密度低但高度较高,植被盖度较低,坡度较大的阳坡中上部,海拔较低,接近水源和裸岩,隐蔽程度低的生境。典则系数显示发情季节岩羊和马鹿的生境选择几乎完全分离,Wilk’sλ值也显示发情季节岩羊和马鹿的生境选择具有很高的差异性(Wilk’sλ=0.123,χ2=679.172,df=10,P0.001)。发情季节岩羊和马鹿的Fisher线性判别函数分别为:F岩羊=3.638×乔木高度+0.242×乔木距离+7.766×灌木高度+0.663×灌木距离+0.232×植被盖度+0.191×坡度+0.001×距水源距离+0.008×距裸岩距离+0.307×隐蔽级-31.078;F马鹿=4.850×乔木高度+0.321×乔木距离+12.024×灌木高度+0.929×灌木距离+0.192×植被盖度+0.482×坡度+0.002×距水源距离-0.001×人为干扰距离-0.003×距裸岩距离+0.511×隐蔽级-50.787。逐步判别分析表明在区分发情季节岩羊和马鹿生境方面有一系列生态因子发挥作用,依照贡献值的大小依次为坡度、人为干扰距离、隐蔽级、距裸岩距离、乔木高度、乔木距离、距水源距离、灌木高度、灌木距离和植被盖度,由这10个变量构成的方程对发情季节岩羊和马鹿生境的正确区分率达到99.7%。     

贺兰山岩羊（Pseudois nayaur）夏季取食和卧息生境选择

采用直接观察法和痕迹检验法对贺兰山岩羊夏季取食和卧息生境选择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夏季岩羊偏好的取食地位于海拔高度1 600～2 000 m的山地疏林草原带,地形为平滑起伏的坡、明显断裂的坡和悬崖,以灰榆和山杨为优势乔木或无树,乔木矮小稀疏且距离远,接近低矮但密度较大的灌木,食物较多,位于<30°和>35°半阴半阳坡的下坡位,接近水源,人为干扰距离500～1 000 m,距裸岩2～5 m,隐蔽级25%～75%;夏季岩羊偏好的卧息地具有位于海拔高度1 600～2 000 m和>3 000 m的山地疏林草原带及亚高山灌丛和草甸带,地形为明显断裂的坡和悬崖,以灰榆和山杨为优势乔木或无树,乔木和灌木均矮小稀疏且距离较远,食物较少,位于>35°阴坡的上坡位,接近水源,人为干扰距离远,接近裸岩,隐蔽程度低.岩羊的取食和卧息生境在乔木高度和距水源距离上差异不显著(P > 0.05),而其余生态因子均有显著差异(P < 0.05).与取食生境相比,岩羊选择的卧息生境具有乔木稀疏且距离较远、灌木较少、低矮且距离较远、食物丰富度低、坡度大、远离人为干扰、接近裸岩和隐蔽程度低的特征.逐步判别分析表明,食物丰富度、灌木高度、距水源距离、隐蔽级、灌木密度、灌木距离、乔木高度和乔木距离8个生态因子可以区分取食样方与任意样方,正确判别率为85.8%;而区分卧息样方与任意样方时,距水源距离、灌木高度、距裸岩距离、人为干扰距离、食物丰富度、灌木密度和灌木距离共7个生态因子发挥作用,正确判别率为89.1%.     

贺兰山马麝秋季生境选择

为了更好地保护和管理贺兰山的马麝Moschus sifanicus种群,2014—2016年秋季,采用样线法和样方法对贺兰山马麝的秋季生境选择进行研究。共记录利用样方181个,对照样方75个,测定了17种生态因子。对非数值型生态因子采用拟合优度卡方检验进行分析,使用Bonferroni不等式分析马麝对其的偏好性,然后通过非参数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对利用样方与对照样方中的13种数值型生态因子进行比较,最后对数值型生态因子中差异显著的8个生态因子采用逐步判别分析。结果表明:(1)马麝偏好以青海云杉Picea crassifolia为优势乔木的山地针叶林阴坡的中坡位。(2)马麝趋向于海拔高、乔木密度高、乔木距离近、灌木密度低、人为干扰距离远、距裸岩距离远、隐蔽级高的栖息地类型。(3)差异性显著的生态因子按照贡献值大小依次为:隐蔽级、距裸岩距离、海拔、人为干扰距离、灌木密度、乔木高度、乔木距离和乔木密度,隐蔽级是影响马麝秋季生境选择最重要的生态因子。     

陕西黄龙山林区褐马鸡春季觅食地选择

2006年4～5月,在陕西黄龙山林区采用样带法对褐马鸡(Crossoptilon mantchuricum)春季觅食地选择进行了研究.共测定了9条样带上的54个随机样方和54个栖息地利用样方的20个生态因子.结果表明,褐马鸡春季觅食期间偏好利用针阔混交林,避免针叶林和阔叶林;偏向于下坡位,避免上坡位和中坡位;偏向于中等坡度的山坡(10～20°),避免坡度较大和较小的山坡;对坡向没有明显的选择性.对利用样方和随机样方进行比较,发现利用样方具有海拔较低、与林间小路和水源较近、乔木种类较少、乔木密度较小、乔木最大胸径较大、乔木最大高度较高、灌木种类较少、灌木密度较小、食物丰富度较大、灌木层植物盖度较小、乔木层植物盖度较大、隐蔽级较小等特征.逐步判别分析表明,乔木密度、与水源距离、灌木密度、灌木种类、乔木最大高度、海拔具有重要作用,由这6个变量构成的方程在对繁殖季节觅食地利用样方和对照样方进行区分时,正确判别率可以达到97.22%.褐马鸡春季觅食地选择主要与食物条件、隐蔽条件和水源有关.     

云南大中山黑颈长尾雉栖息地选择周年变化

采用比较利用和可利用栖息地的方法,分别对云南大中山黑颈长尾雉秋冬季、春季和夏季栖息地展开调查。检验和Bonferroni置信区间分析结果表明,黑颈长尾雉不同季节均偏向选择常绿阔叶林,偏向选择或回避选择的乔木、灌木和草本的种类不尽相同。利用和可利用样方差异性检验显示,不同季节对地形因素的选择性不明显,仅夏季距水源距离一个因子差异显著;植被因子中,春季差异显著的仅有乔木层盖度因子,夏季有乔木密度、乔木层盖度、落叶层盖度和草本层盖度等4个因子,秋冬季有乔木层盖度、草本层盖度和藤本密度等3个因子。主成分分析表明,不同季节利用样方负荷绝对值较大的因子在各主成分中的序位不尽相同,即栖息地选择的主要生态因子随季节发生变化。单因素方差分析和逐步判别分析表明,秋冬季与春季栖息地特征较接近,而与夏季差别较大。χ2     

广东罗坑自然保护区鳄蜥生境选择的季节性差异

2006年3-10月,在广东省罗坑鳄蜥自然保护区利用直接观察法对鳄蜥春、夏、秋3季的生境选择进行研究。春、夏、秋3季各测定了31、71、31个有鳄蜥样方以及50、90、51个对照样方的14种生态因子。利用生态因子对比分析和逐步判别分析确定各季节生境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春季影响鳄蜥生境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溪沟底质中沙的含量和植被盖度,正确判别率为97.5%;夏季影响鳄蜥生境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溪沟底质中沙的含量、植被盖度、溪流宽度和枯枝百分比,正确判别率为94.4%;秋季影响鳄蜥生境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溪沟底质中沙的含量、植被盖度和可利用食物量,正确判别率为97.6%。在区分春、夏、秋3季鳄蜥生境选择方面有一系列生态因子发挥作用,依照贡献值的大小依次为可利用食物量、干扰距离、枯枝百分比、溪水流速、溪沟坡度和溪宽等6个因子,由这6个变量构成的方程对春、夏、秋3季鳄蜥生境的正确区分率达到76.7%。判别函数的分析表明,春、夏、秋3季鳄蜥的生境选择具有较高的差异性,以判别函数建立的判别分类图表明,春、夏季以及夏、秋季鳄蜥的生境选择重叠较多,而秋季与春季的重叠较少。     

福建漳江口红树林鹭科鸟类巢址选择

2011年4～5月、2012年4～5月,采用样线调查和样方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对福建漳江口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鹭科鸟类巢址与影响其选择的因子进行研究.t-检验结果显示,红树基径、盖度、距地面平均高度、植株密度及秋茄比5个参数在巢区样方(n=23)与对照样方(n=37)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0.05),桐花比、距道路距离、距村庄距离与距池塘距离4个参数存在极其显著差异(P＜0.01).主成分分析表明,植被结构和干扰条件是影响鹭科鸟类巢址选择的主要因子,植被结构不仅能够影响鹭科鸟类群落结构,还受到鹭科鸟类集群繁殖影响.     

新疆巴音布鲁克繁殖期大天鹅的生境选择

2011年和2012年的6-8月,考察了分布于巴音布鲁克自然保护区的大天鹅(Cygnus cygnus)种群,分析了大天鹅巢址选择特征和育雏期生境选择特征。在野外共记录到了26个大天鹅巢址。与对照样方比较发现,植被高度、水深、所在水域面积、距干扰源距离和安全等级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逻辑斯蒂回归分析表明,植被高度、水深和安全等级是影响大天鹅巢址选择的最主要的3种生境因子。采用样线法对育雏期大天鹅的生境选择进行了调查,发现大天鹅对沼泽湿地表现出正选择性,对草地表现出负选择性。样方法调查中,利用样方与对照样方比较发现,9种生境因子均存在显著差异,逻辑斯蒂回归分析表明,距干扰源距离和安全等级是影响大天鹅育雏期生境选择的最重要的两种因子。这样的选择机制有利于大天鹅更好的躲避敌害,顺利完成孵化和育雏工作。     

黄河三角洲东方白鹳繁殖期觅食栖息地的利用

2008和2009年3—6月,在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采用定点观察、GPS定位、样方调查和逐步判别分析等方法对东方白鹳(Ciconia boyciana)繁殖期觅食地的利用进行了研究。共测定了75个觅食利用样方和74个对照样方的14个生态因子。结果表明,东方白鹳繁殖期倾向于在明水面、芦苇沼泽和滩地中觅食,对草地和农田利用极少。偏向于食物丰富度较高的觅食点;对隐蔽级高低没有明显的偏好。对利用样方和对照样方进行比较,发现利用样方具有植被高度和植被盖度较低,觅食地水深相对较浅,距明水面、芦苇沼泽、树林等距离较近,距重度干扰源较远等特征。逐步判别分析表明,距芦苇沼泽距离、样方内水深、距重度干扰源距离、食物丰富度和明水面距离具有重要作用,由这5个变量构成的方程在对繁殖季节东方白鹳觅食地利用样方和对照样方进行区分时,正确判别率可以达到95.5%。东方白鹳繁殖期觅食地的利用主要与水源、人为干扰和食物条件有关。     

天山盘羊夏季采食地和卧息地生境选择

2010年7-8月采用样线调查法及直接观察法对天山中部古仁郭楞高山区的盘羊天山亚种采食地和卧息地生境进行了研究。共调查5条沟系的12条样线,测量天山盘羊147个采食地和136个卧息地样方,分析了13类生态因子对天山盘羊采食地和卧息地选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天山盘羊夏季采食地与卧息地在坡位、坡向、地貌类型、海拔高度、距最近家畜距离、距道路距离和距居民点距离差异极显著（P < 0.01）,植被高度差异显著（P < 0.05）,而其它生态因子差异性不显著（P > 0.05）;相对卧息地的选择而言,夏季盘羊采食地的选择更偏爱海拔较低,植被高度低,距离道路、居民点和最近家畜距离近的半阴半阳坡,山体中下位的高山草甸缓坡生境。逐步判别分析表明,距道路距离、距居民点距离、植被高度、距家畜距离4个生态因子可以用于判别夏季天山盘羊采食地与卧息地生境,正确区分率达到90.6%。     

贺兰山牦牛冬春季的生境选择

在2009年12月－2010年1月和2010年4－5月,采用样线法结合直接观察法对贺兰山牦牛的冬春季生境选择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牦牛冬季对11种生境因子有选择性,偏爱山地针叶林带,海拔小于2 000 m,优势乔木为灰榆,坡度小于10,下坡位,距水源距离大于1 200 m,人为干扰距离2 000－4 000 m,隐蔽级大于70 %;春季牦牛对13种利用生境生态因子有选择性,偏爱于亚高山灌丛和草甸带,海拔大于3 000 m,乔木密度小于1株,乔木高度小于3 m,乔木距离大于3 m,灌木密度大于4 0株,灌木距离小于1 m,植被盖度大于7 0 %,上坡位,距水源的距离小于8 00 m,人为干扰距离大于4 000 m,隐蔽级大于7 0 %。冬春季牦牛在海拔、植被类型、地形特征、优势乔木、灌木种类、坡位、坡向、人为干扰距离、距水源距离上存在显著差异。主成分分析表明冬季第一主成分的贡献率21.100 %,其中绝对值较大的相关系数是乔木距离、优势乔木、乔木高度和乔木密度;春季第一主成分的贡献率是31.247 %,其中绝对值较大的相关系数是植被类型、海拔高度、地形特征和灌木密度。与其他分布地区的牦牛相比,贺兰山地区的牦牛能适应当地的地理特征和气候环境。     

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荒漠沙蜥春秋季生境选择

为更好的了解及保护荒漠沙蜥(Phrynocephalus przewalskii)资源,于2017年5—6月和9—10月,在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采用样线调查法对其春、秋2季的生境选择进行研究。春季测定了92个荒漠沙蜥生境利用样方和64个对照样方、秋季测定了71个荒漠沙蜥生境利用样方和76个对照样方的共13种生态因子。利用拟合优度卡方检验、VanderploegScavia′s选择指数、 Mann-White U检验和逐步判别分析确定影响其春秋季生境选择的关键因子。结果表明,荒漠沙蜥的生境选择存在季节性差异。春季一般选择食物丰富度高,隐蔽性好,光照强,地表温度高、湿度低的生境,既保证安全因素又利于达到最适体温,满足繁殖需求;秋季偏好选择土壤质地疏松,食物丰富度高和中的草甸地区,便于隐蔽及累积食物,以满足其躲避天敌、储存越冬能量的需要。     

Using habitat selection theories to predict the spatio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migratory birds during stopover – a case study of pink‐footed geese Anser brachyrhynchus

Understanding how animals select for habitat and foraging resources therein is a crucial component of basic and applied ecology. The selection process is typically influenced by a variety of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including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variation in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food resources, predation or disturbance risks, and inter‐ and intraspecific competition. Indeed, some of the most commonly employed ecological theories used to describe how animals choose foraging sites are: nutrient intake maximisation, density‐dependent habitat selection, central‐place foraging, and predation risk effects. Even though these theories are not mutually exclusive, rarely are multiple theoretical models considered concomitantly to assess which theory, or combination thereof, best predicts observed changes in habitat selection over space and time. Here, we tested which of the above theories best‐predicted habitat selection of Svalbard‐breeding pink‐footed geese at their main spring migration stopover site in mid‐Norway by computing a series of resource selection functions (RSFs) and their predictive ability (k‐fold cross validation scores). At this stopover site geese fuel intensively as a preparation for breeding and further migration. We found that the predation risk model and a combination of the density‐dependent and central‐place foraging models best‐predicted habitat selection during stopover as geese selected for larger fields where predation risk is typically lower and selection for foraging sites changed as a function of both distance to the roost site (i.e. central‐place) and changes in local density. In contrast to many other studies, the nutritional value of the available food resources did not appear to be a major limiting factor as geese used different food resources proportional to their availability. Our study shows that in an agricultural landscape where nutritional value of food resources is homogeneously high and resource availability changes rapidly; foraging behaviour of geese is largely a tradeoff between fast refuelling and disturbance/predator avoid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