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保护与景观保护：英国国家公园保护的“二元方法”及机制

英国应对复杂问题形成了精细而又综合的国家公园保护机制，具有鲜明特色和重要借鉴意义。自然保护与景观保护是英国国家公园保护的“二元方法”，是国家层面保护制度在国家公园中的“投射”。基于此形成了以国家保护制度为骨架，国家公园层面补充强化的国家公园保护制度。首先，系统阐释了国家层面以生物多样性为主导的自然保护机制和国家公园层面的强化措施；其次，分析了基于景观特征评估的景观保护机制。在此基础上，提出英国国家公园自然保护与景观保护对中国当前国家公园机制建构的借鉴意义。     

国家公园最严格保护的实现路径

国家公园是我国自然保护地最重要的类型之一, 属于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禁止开发区域, 纳入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区域管控范围, 实行最严格保护。对国家公园实行最严格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但在国家公园理论研究和具体管理实践中, 严格保护并未被准确理解。作为一种新型自然保护地类型的国家公园, 其功能定位、保护管理理念和方式区别于其他自然保护地, 对国家公园实行严格保护也要与国家公园这些特殊的功能定位和特别的保护管理理念、管理方式相结合。本文系统分析了国家公园最严格保护的提出背景和过程, 探讨了如何全面准确理解最严格保护及其重要意义, 在此基础上, 提出对国家公园实行最严格保护的实现路径, 包括理顺管理体制、健全法制保障、强化监督管理、强化协同管理、规范特许经营、完善社会参与、加强教育培训等七个方面, 包含实行中央直管、明确央地事权、落实资金保障、完善法律法规、实行综合执法等23项具体策略。     

自然旅游地居民自然保护态度的影响因素——中国九寨沟和英国新森林国家公园的比较

居民的自然保护态度对自然旅游地的自然保护与旅游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自然旅游地居民自然保护态度的影响因子及影响方式,已经成为自然旅游地管理的重要内容,但相关研究薄弱。以中国九寨沟和英国新森林国家公园(New Forest National Park,NF)为例,根据实地问卷调查数据,从两地居民的人口属性、旅游环保期望、旅游环境影响感知及旅游环境伦理观与其自然保护态度关系的角度,进行定量比较研究。研究发现:(1)两地居民的自然保护态度受不同因子的影响,存在明显的中外差异;(2)人口属性特征如性别、年龄、居住年限、教育水平及旅游业参与情况对新森林国家公园社区居民的自然保护态度没有影响;但性别、旅游业参与情况却影响九寨沟居民的自然保护态度,女性及旅游业参与者更支持对九寨沟进行自然保护;(3)新森林国家公园居民的自然保护态度受其旅游环保期望及旅游环境伦理观的影响:旅游环保期望较高、持保护主义环境伦理观的新森林国家公园居民,更有可能支持对新森林国家公园进行自然保护;(4)九寨沟居民的自然保护态度不受其旅游环保期望及旅游环境伦理的影响,但受其旅游环境影响感知的影响;居民的旅游环境影响感知越消极,越支持对九寨沟进行自然保护。     

中国国家公园原真性与完整性概念及其评价框架

国家公园保护管理的首要目的是有效保护国家重要自然生态系统原真性和完整性。我们提出了面向管理的中国国家公园原真性与完整性概念, 国家公园原真性是指国家公园内生态系统及构成国家公园价值或与国家公园价值紧密联系的自然与文化要素保持在原生状态, 强调“不受损”; 国家公园完整性是指国家公园具有足够面积和充分的组成要素, 以维持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与过程, 维持自然区域的价值与特征, 强调“不缺失”。我们还提出了国家公园原真性和完整性评价框架, 从自然度、气候变化强度、传统文化及其载体的真实性、人类干扰程度、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原真性5个方面评价国家公园原真性; 从生态系统组成完整性、生态系统结构完整性、生态系统功能完整性、景观组成要素完整性和文化景观的完整性5个层面评价国家公园完整性。此外, 我们还提出了国家公园原真性与完整性保护的建议, 包括重塑保护管理目标、更新保护管理理念与提升保护管理技术3个方面。国家公园原真性与完整性的讨论尚未成熟, 对评价指标设定、指标间的相互关系、保护管理技术等的研究均尚待深入。     

FFI之中国站

野生动植物保护国际(Fauna&Flora International,FFI),原名皇家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由几位英美博物学家于1903年创立。FFI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际非营利性保护组织之一,曾促成克鲁格和塞伦盖提国家公园的建立,并参与创建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和世界自然基金会等国际知名的保护机构。     

国家公园自然资源保护分区研究——以北京长城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为例

合理的资源保护分区有助于提高国家公园自然资源保护措施的区域针对性,增强保护效果。以北京长城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为例,从"生态本底"、"资源特征"以及"人类干扰"三方面选取要素指标,构建了国家公园自然资源保护分区指标体系。将林小班作为分区单元,根据园区的生态本底特征将其划分为7个自然资源保护区,并以此作为国家公园开展资源调查和管理工作的基本区划单位;根据各区域具体的资源问题和保护需求将国家公园进一步细分为17种自然资源保护区域,形成了包含两个层次的自然资源保护分区方案,并基于各个保护区的保护目标提出了相应的保护措施。该分区方案避免了国家公园现存的各类用地空间布局交叉或错位所导致的难以协调问题,有利于实现国家公园自然资源保护分区方案的落地和自然资源的有效保护。     

融于自然、展现风景——美国国家公园道路系统建设历程与经验启示

在中国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不断推进的当下,探讨国家公园内基础设施的建设显得敏感而有必要。在梳理美国国家公园道路系统发展建设历程的基础上,总结提炼出其在前期论证、建设理念以及多部门合作等方面的经验。同时就如何统筹交通游赏需求与资源保护之间的关系也做了有益的探讨,对中国未来国家公园的发展建设乃至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利用都具有较为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国家公园的一半是暗夜：暗夜星空研究的美国经验及中国路径

暗夜星空是自然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荒野价值的综合载体,是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地的重要保护对象之一。中国有大量研究聚焦于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的相关领域,但针对暗夜星空的研究尚少。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认为暗夜星空是“国家公园的一半”,并在保护与利用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其经验值得借鉴。通过介绍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的经验,包含暗夜星空的概念界定、保护价值、保护需求,分析国家公园体系单位的保护优势,从星空监测、规划设计、访客管理、活动组织、价值展示、法律保障、国际合作等方面总结保护管理举措和保障措施。最后,分析中国开展暗夜星空保护与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从“筑境之道”“营境之理”“成境之术”3方面对中国的暗夜星空保护和研究提出建议。     

三江源国家公园野生动物保护与管理对策

三江源国家公园是我国首批建立的面积最大的国家公园,也是青藏高原第一个国家公园,对青藏高原乃至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具有里程碑式意义。三江源国家公园野生动物多样性水平高且濒危物种占比大,其中兽类和鸟类受威胁比例分别为32.26%和19.90%;具有丰富的国家重点保护物种及青藏高原特有珍稀物种,包括46.77%的中国或青藏高原特有兽类和7.65%的中国特有鸟类,其生物多样性具有全国乃至全球意义的保护价值。本文简要回顾全球野生动物保护研究重要进展和取得的成果,分析三江源野生动物濒危成因,提出了加强三江源国家公园野生动物动态监测、创新栖息地保护技术、建立野生动物迁移廊道及避难所、开展草畜平衡管理、疫源疫病控制、人兽冲突研究和建立野生动物基因资源库等多项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对策,为实现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严格保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基于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秦岭山系自然保护体系规划

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是目前生态保护的两大主要目标,在保护区体系规划设计中兼顾两个保护目标有助于发挥自然保护区的综合效益。以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都重要的秦岭山系为研究区域,在生物多样性、水源涵养和土壤保持重要性评估的基础上,通过空缺分析,提出了秦岭山系的保护区体系优化方案。研究结果表明,现有的自然保护区保护了33.5%的生物多样性极重要区,22.9%的水源涵养极重要区,但是只保护了7.4%的土壤保持极重要区;建议在秦岭主峰、秦岭西部和东南部分别建立自然保护区群和生态功能保护区,保护区面积占秦岭山系总面积的31.4%,使生物多样性、水源涵养、土壤保持的极重要区的保护比例达76.2%、70.5%和41.5%,生态保护效益得到提升。研究结果可以为秦岭山系生态保护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同时对于其他地区自然保护体系规划、以及国家公园构建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功能时空分异特征及其重要性辨识

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建立有利于在该区域实行最严格的生态保护,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为摸清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本底,基于遥感数据,地理信息系统平台及生态评估模型模拟等技术手段,分析了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类型,2000—2015年生态功能的时空分异特征及变化趋势,辨识其重要性,并对其变化驱动因素进行初探。结果表明:(1)三江源国家公园以草地、荒漠、水体与湿地生态系统为主,面积占比达到99.8%。(2)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土壤保持及防风固沙极重要区的占比分别为15.3%、13.7%和22.4%。(3)整体呈现东部以水源涵养、中部以土壤保持、西部以防风固沙为核心生态功能的空间格局。(4)2000—2015年,水源涵养功能量总体下降,但提升区域面积占比达84.5%,极重要区呈现下降态势;土壤保持功能量总体提升,年变化趋势为987万t/a,全区超过95%的地区均呈上升趋势;防风固沙功能由于风速减小及植被覆盖度的降低,出现下降态势,为-356万t/a。(5)气候暖湿化以及三江源生态保护工程的实施是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功能总体提升的主要原因,然而草地退化态势尚未完全遏制,局部地区植被覆盖度仍有所下降。为实现国家公园和自然资源的严格保护和永续利用,需对其进行统筹规划、科学布局,在科学把握生态系统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分区、分级对其进行生态保护和修复。     

阿迪朗代克 保护与利用双赢

美国东北部的阿迪朗代克,是美国本土最大的一个公园,面积600万亩。虽然它在世界的名气远不如黄石国家公园.又是州属"国家公园".面积却是黄石公园的3倍还多。这里是美国惟一在受到国家和法律特别保护,又同时住着很多居民的自然保护地。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立法思考

实现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改革目标需要法治保障。建设自然保护地体系涉及的不同生态系统和多个管理部门、多方利益主体, 是一个巨大的复杂系统, 需要进行整体性、系统性的立法研究。目前, 国家正在推进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并已将《国家公园法》列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计划。更需要我们从自然保护地立法体系建设的高度, 正确处理《国家公园法》与未来可能制定的《自然保护地法》的关系, 在《国家公园法》制定过程中为今后出台《自然保护地法》预留空间, 并建立相应的衔接机制, 统筹谋划并协同推进国家公园法与自然保护地立法。     

我国国家公园人类活动特征、管理问题与调整策略

在现代自然保护与经济开发的历史关系中,人类活动总是处于关键角色和矛盾焦点。早期将人隔离在自然系统之外的堡垒保护(fortress conservation)逐步被更加包容的保护所替代,尤其是纳入地方社区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角色和作用(Berkes,2007;Garnett et al,2018;Rai et al,2021)。管理保护地人类活动并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全球自然保护共同面临的最大挑战。我国国家公园的首要功能是重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保护,但同时强调要兼具科研、教育、游憩等综合功能,这必然涉及到监测保护、科研教育、游憩体验和社区发展等多样化的人类活动。把握我国国家公园人类活动特征,平衡人类活动的范围、方式和强度,是实现国家公园"全民共享、世代传承"的重大任务。本文从试点国家公园人类活动主要特征出发,探讨我国试点国家公园重要人类活动的管理和存在问题,并提出相应调整策略,以期为国家公园的制度设计及建设实践提供参考。     

基于土地利用变化情景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 以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为例

土地利用变化是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评估土地利用变化对生物多样与生态系统服务影响对于政府决策具有重要作用。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是钱塘江的源头, 也是国家的重点生态功能区。本研究以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为研究区, 首先设计自然发展情景、规划情景、生态保护情景和开发利用情景等4种2025年不同土地利用变化情景, 随后采用InVEST模型和CLUE-S模型分析不同情景下钱江源国家公园水资源供给、涵养水源、固碳释氧、土壤保持、环境净化和生境质量等生态系统服务及其价值变化。结果表明: (1)核心保护区和生态保育区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占钱江源国家公园总价值的88.30%。(2)生态保护情景下钱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最高, 有129.17亿元; 规划情景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次之, 有126.92亿元。(3)规划情景下钱江源国家公园水资源供给服务优于生态保护情景, 其他生态系统服务则次于生态保护情景。考虑到钱江源国家公园为下游提供重要的水资源这一功能, 将规划情景作为试点区2025年最优的土地利用变化情景。     

全球跨界保护研究及对我国国家公园建设的启示

作为全球自然保护地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跨界保护对国家公园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然而,跨界保护研究在我国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如何快速了解并借鉴全球跨界保护研究经验,梳理跨界保护研究热点,判断研究发展趋势,成为这一阶段我国国家公园开展跨界保护研究的当务之急。通过CiteSpace文献量化和可视化分析工具,对跨界保护领域文献进行梳理和分析,将12个跨界保护研究知识聚类划分为"G1跨界物种"、"G2社会-经济-生态系统"、"G3军事争端与解决途径"、"G4跨界保护决策"4大热点研究方向。对我国国家公园建设形成4点启示:(1)匹配物种保护规模,完善跨界生态系统;(2)联合双边意愿,寻求跨界社区发展;(3)搁置领土争议,建立跨界合作协定;(4)科学规划,合理安排优先保护次序。     

社区为主体的保护: 对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公益岗位的思考

社区参与是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的重要途径, 也是我国国家公园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青海省三江源国家公园在前期试点中设置了16621个生态管理公益岗位, 当地牧民因此成为三江源保护的主要力量。本文通过对三江源地区已进行的生态管理公益岗位的调研发现, 由于传统文化和环保宣传的影响, 三江源当地藏族牧民具有较高的保护环境意识和参与保护行动的强烈愿望, 生态公益岗位是对这种愿望的良好回应。但在实践中, 因为需要兼顾提升生态保护成效、提升牧民收入、扶贫等多重目标, 生态管护员的选拔、管理、考核等并未按照最大化保护成效的方式进行。国家公园试点村中, 生态管护员全部由贫困户担任的方式, 实质上是将完成扶贫目标摆在了完成自然保护目标之前。这样的选择方式有着深刻的制度根源。为了进一步提升国家公园内生态公益岗位的保护成效, 我们认为应当明确生态管理公益岗位的定位, 明确提升保护成效是第一位的任务; 应当改进现有体制, 使基层政府有更多资源和空间组织管护工作, 并增加社区的参与程度。在这一过程中, 有民间机构参与的广阔空间。     

国家公园优先保护区域识别——以浙江丽水为例

如何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更好地保护生物多样性一直都是保护地管理所追求的目标。整合保护对象、优化保护地的空间布局、有效识别国家公园优先保护区域是当前中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的主要任务。本研究以浙江丽水为例,采用生态模型评估了该区域关键生态系统服务(固碳释氧、水文调节、水资源、土壤保持)的空间分布格局,同时运用MaxEnt模型模拟了37种濒危物种适宜栖息地分布的空间格局。在此基础上,将关键生态系统服务和濒危物种作为保护对象,通过系统保护规划模型MARXAN,在0.4 km×0.4 km规划网格上计算丽水各规划单元的生态保护不可替代性指数,并结合当地管理需求,综合识别了国家公园优先保护区域。结果表明:2005—2015年间,研究区生态系统固碳量为0.05 kg C·m^-2·a^-1,释氧量为0.13 kg O₂·m^-2·a^-1,水文调节量为83.25亿m³·a^-1,水资源量为803 mm·a^-1,土壤保持量为95.53 t·h...     

基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青藏高原保护优先区和保护空缺识别

协同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维持对制定系统性保护规划具有重要意义。研究以青藏高原为研究区,应用Maxent模型模拟了重点植物的空间分布,结合世界保护联盟(IUCN)重点动物空间分布数据和生态系统服务空间分布,利用Zonation模型依次识别了基于单一因素的保护优先区以及集成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保护优先区,评估了青藏高原现有自然保护地对保护优先区、重要物种及生态系统服务的保护状况和保护空缺。结果表明:(1)青藏高原保护优先区保护价值呈现由东南向西北递减趋势,优先区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东南缘喜马拉雅山地、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及横断山区等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和生态系统服务保护优先区分布略有差异,存在43.2%的空间重叠;(2)在重要物种保护上,自然保护地对两栖动物的保护率最高,平均保护了38.2%,哺乳动物次之(24%),爬行动物的保护率较低,仅为10.2%。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覆盖率分别是44.1%(防风固沙)、27.1%(水源涵养)、22.3%(土壤保持)、17.1%(碳固定)和16.6%(洪水调蓄);(3)自然保护地对研究识别的保护优先区存在保护空缺,仅覆盖了26.8%的集成保护优先区,Ⅰ级、Ⅱ级和Ⅲ级优先区保护空缺面积占青藏高原面积的7.2%、6.9%和7.7%。研究结果可为青藏高原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优化提供科学依据与理论支撑。     

中国国家公园: 挑战还是契机?

<正>近年来,环境保护、生态保护已经逐渐成为政府文件和公共媒体耳熟能详的术语,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决定"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jrzg/2013-11/15/content_2528179.htm),其中包括了"建立国家公园制度"的要求。一时间,各地方政府和主管部门纷纷掀起了建立国家公园的热潮,作为对中央决定的响应。而在保护界和学界,人们在庆祝生态保护第一次获得如此高度重视的同时,也提出了一系列疑问,其中最为集中的是:国家公园,在中国现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