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动物与林缘社区矛盾冲突研讨会在成都召开

[本刊讯] 据四川省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秘书处报道,2007年11月15～16日,由四川省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与国家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成都办事处、世界自然基金会成都办公室联合举办的”野生动物与林缘社区矛盾冲突研讨会”在成都召开。中动协和四川省林业厅的领导出席了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管理人士、有关国际组织,以及典型矛盾地区的代表,     

人与野生动物冲突研究现状及经验启示

人与野生动物冲突是人与自然耦合系统不可避免的负向产物,对冲突的治理是实现保护与发展协调的重要路径。国内外学者对此展开了大量的研究。本文从冲突生成、影响、成本和治理四个方面对现有研究进行梳理,结果表明人与野生动物冲突对保护与发展都造成负面影响,包括社区直接经济损失、人身安全受威胁、福祉降低以及野生动物被伤害、栖息地被挤占。现有研究还存在缺乏跨学科系统研究框架、忽视冲突隐性成本以及对冲突影响研究不深入等不足,未来在科学测度冲突成本、从生态和社会经济视角对冲突影响进行评估以及冲突治理措施多元化方面研究需要深入。在此基础上,从建立中央政府为主、地方政府为辅的野生动物冲突补偿专项基金;政府为主导,企业、社区、国际组织和高校多方利益群体参与机制;人与野生动物冲突分区管理制度;冲突损失核算和申报管理系统;多元化冲突治理模式;冲突减缓土地利用规划体系方面提出现有研究对治理我国人与野生动物冲突的启示。     

人与野生动物共存研究进展

人类和野生动物生存空间高度重叠,冲突不可避免,如何从冲突走向共存是学术研究的热点和难点。研究评述了人与野生动物共存的概念解析、量化评估、影响因素以及实现机制四方面的进展,发现人与野生动物共存的概念定义和量化评估还存在争议。大多研究认为共存并不意味着没有冲突,而是不可避免的冲突被控制在可容忍范围内。研究多采用容忍度、接受度、保护态度和行为等变量对人与野生动物共存状态进行量化。野生动物相关的成本效益是影响人与野生动物共存的关键因素。经济和教育手段是实现共存的重要路径。经济手段包括补偿、保险、生态旅游、保护投资等措施,通过增加野生动物保护效益、减少保护成本可以实现共存。教育手段通过提升社区保护意识和野生动物保护效益感知、增强冲突应对能力实现人与野生动物共存。未来研究可以从生态和生计视角构建主客观相结合的指标体系对人与野生动物共存进行量化;基于社会生态系统框架识别影响人与野生动物共存的关键因素,总结实现共存的成功经验;采用实验经济学方法探索适用于本土的多样化共存干预措施组合。     

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人兽冲突现状与牧民态度认知研究

在祁连山国家公园,人类与野生动物冲突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问题。了解国家公园内牧民对肇事野生动物的态度,为探究野生动物肇事规律、针对肇事动物制定防控措施以及保护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原真性、促进牧民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通过实地走访调查了2014—2016年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牧民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冲突和牧民对于野生动物的态度认知。调查分析发现:11月—次年3月是祁连县野生动物肇事高峰期,狼和雪豹是捕食家畜的主要动物;狼被牧民认为是肇事最严重的动物,而实际数据表明雪豹的肇事频次却要高于狼,这与两种动物生活习性以及保护等级有关,加之牧民对雪豹肇事的容忍度更高;天峻县相比祁连县,除了狼以外其棕熊肇事频次较高,牧民认为应当大力控制狼和棕熊的种群数量,因为棕熊除了捕食家畜,更会伤害牧民和破坏房屋,威胁到牧民的生活,雪豹则需要进一步保护;牧民一般会选择使用牧羊犬和强化圈舍来防止野生动物捕食家畜;羊是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牧民主要经济收入,牧民对狼吃食羊无法容忍,棕熊入户直接掠食伤人现象目前频次不高,但需提前防范。     

国家公园农户对野生动物肇事保险购买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以大熊猫国家公园为例

国家公园内人与野生动物冲突严重,建立野生动物肇事保险机制是减缓冲突的重要举措。以大熊猫国家公园周边社区为例,分析建立国家公园以及农户风险偏好对野生动物肇事保险购买意愿的影响,并探讨冲突程度和制度信任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建立国家公园显著增加了农户野生动物肇事保险购买意愿,而农户风险偏好对保险购买意愿会产生负向显著影响。冲突程度和制度信任是重要的中介变量,冲突程度和制度信任均对农户保险购买意愿产生正向显著影响。建立国家公园显著增加了人与野生动物冲突严重程度,进而对保险购买意愿产生正向影响。此外,建立国家公园显著降低了农户制度信任,进而对保险购买意愿产生负向影响。农户风险偏好对野生动物肇事损失程度产生正向显著影响,进而对保险购买意愿产生正向影响。农户风险偏好对制度信任影响并不显著。基于此,研究提出吸纳社会资本参与,拓宽野生动物肇事保险资金来源,开展社区共管、地役权补偿等措施提升社区信任以及建立基于农户自主防护行为的野生动物肇事保险机制等政策建议。     

青海省人与藏棕熊冲突现状、特点与解决对策

人与野生动物冲突会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甚至造成人员伤亡,不利于野生动物的保护。藏棕熊主要分布于我国西部地区,与当地居民的冲突具有与大型食肉动物冲突的典型特点。2012-2015年我们对青海省人与藏棕熊冲突172起案件进行了统计分析,同时采用分层访谈法对86户牧民做了人与藏棕熊冲突调查,以期了解该省人与藏棕熊冲突现状,掌握冲突发生的特点和规律,探讨冲突发生的内在原因。研究结果显示：(1) 全省人与藏棕熊冲突案件集中发生在玉树州和海西州,其中玉树州治多县和曲麻莱县冲突最为严重;(2) 每年6-9月为冲突高发期,藏棕熊冬睡期的2月及11月也有发生;(3) 藏棕熊伤害类型主要表现为损毁房屋构件、取食房屋内储存的粮食以及造成人身伤亡;(4) 大部分受访者认为当地人与藏棕熊冲突事件严重,政府应以货币的形式对野生动物伤害给予适当补偿;(5) 目前牧民普遍采取的防熊措施效果并不理想。我们建议加强牧民游牧期间对房屋巡护、加固工作,建议撤户并村,妥善安置过冬食物与饲料,积极开展野生动物伤害补偿工作;同时建议进一步加强对藏棕熊的科学研究,为缓解人熊冲突现象提供科学理论依据。     

甘肃白水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林缘社区饲养犬只对大熊猫时空节律的影响

人类对于野生动物的影响复杂多样, 其中家养动物所产生的干扰往往被忽视, 例如保护区林缘社区饲养的家犬。半散放的家犬(Canis familiaris)进入野生动物栖息地, 对保护区内以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为代表的野生动物可能产生重要影响。为明确家犬进入林区活动范围对大熊猫的影响, 本研究采用红外相机技术和GPS项圈无线追踪技术对甘肃白水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家犬对大熊猫潜在栖息地范围和时间节律的影响进行研究, 利用MaxEnt模型对家犬活动范围及大熊猫潜在栖息地进行预测。结果表明: 甘肃白水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大熊猫潜在栖息地面积为885.8 km², 约占保护区总面积的48.2%; 家犬活动面积为861.2 km², 约占保护区总面积的47.6%。家犬活动范围与大熊猫潜在栖息地重叠的面积约占保护区面积的28.2%, 且多集中在低海拔的常绿阔叶林。大熊猫在有家犬出现的位点和没有家犬出现的位点日活动节律具有显著差异。本研究揭示了家犬进入林区对大熊猫栖息地潜在影响的空间范围, 为保护区开展生物多样性管理提供了关键信息, 对于其他保护区具有借鉴意义。     

我国野生动物肇事的现状及其管理研究进展

人与野生动物的冲突备受关注,但解决这个问题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探讨很少.我国野生动物肇事以西部和西南部较为集中,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威胁人类安全和健康,还增加了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难度.主要是人口增长挤占野生动物生境、与之生活空间重叠和一些野生动物食性变化的结果.缓解这一冲突,我国从生境、物种和人的管理方面开展了工作,也取得一些好的成果.但仍要强化理论体系、防范技术和潜在肇事物种等的研究.     

人与大型兽类的冲突: 野生动物保护所面临的新挑战

人和大型兽类的冲突已经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问题。野生动物损害庄稼,捕食家畜,甚至危及到人身安全。人兽冲突增加了野生兽类保护工作的困难。目前,导致人兽冲突比较典型的物种包括野生非洲象和野生亚洲象、绝大多数食肉动物和鹿类等等。引发人和大型兽类冲突的具体原因包括人口增长、野生动物栖息地丧失、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以及实施保护后野生动物种群的恢复,多数情况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减少人和大型兽类的冲突应从两方面着手:加强野生兽类管理,利用各种方法减缓损失;另一方面,关注当地社区,在提高当地人的保护意识的同时也要提高当地的经济水平。     

野生动物的应激状态研究及其在物种保护上的应用

人类社会的技术进步及经济活动产生了多种干扰野生动物生存的因子,这些因子是导致许多野生动物处于行为和生理应激状态的应激原,并可能弱化野生动物的存活、繁殖及免疫力。野生动物应激状态的测度主要是行为和生理指标,纵观现有的研究成果,目前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于几个重要的应激原,主要涉及人工饲养条件的野生动物及少数自由生活的物种,且仍处于积累阶段,尤其是有待加强濒危物种应激状态与保护实践的研究。鉴于此,本文按因子属性将应激原分为物理、化学、生物及人工操作等四类,系统归纳现有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从濒危物种保护生物学角度,注重基础研究与保护实践的有机结合,提出未来研究的重点,以期有益于野生动物的保护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