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扎根理论的社区参与国家公园建设与管理的机制研究

大量研究表明自然保护地周边社区居民对保护地的态度是影响社区参与保护,实现保护地管理目标的主要因素,由此建立了"认知-态度-参与"的行为逻辑。中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希望进一步推进社区与保护地的关系,全面提升自然保护管理效率,也建立在对这一行为逻辑的认同之上。为验证社区认知与行为的关系,并为促进不同利益相关者参与国家公园建设与管理提供科学支持,研究试图分析武夷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社区居民的国家公园的"认知-态度-参与"的行为逻辑以揭示社区参与国家公园建设与管理的深层机制。与一般研究不同在于,本研究是针对正在建设中的国家公园,使得本地利益相关方的态度有机会影响国家公园建设进程。为获得社区"认知-态度-参与"核心观念,探索社区参与的过程和方式,提出促进社区参与的方法,研究采用扎根理论这一质性研究方法,基于对本地利益相关者采用半结构化开放问题的深度访谈,归纳出概念与范畴,形成社区参与国家公园建设与管理的理论。研究首先形成45个概念与13个范畴,通过范式模型研究发现,稳定资源使用权利、引导社区参与决策、保障社区发展权利、创新社区产业模式、提高个体适应能力、降低政策风险影响等六个主范畴能够解释社区居民对国家公园的认知-态度-参与这一行为逻辑。通过归纳主范畴,研究进一步提炼出社区参与国家公园建设与管理的理论核心在于社区自然资源管理的自主性、创新性与适应性,其内在机制在于社区参与是一个自主性提高的动态过程,需要通过保障社区生计资源禀赋来实现长期的价值转化,最终使其成为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治理的组成部分。在理论阐释基础上,研究提出从改善社区认知、提升社区参与角度推进国家公园建设的路径。研究也指出,所提出的社区参与机制理论能够提炼量化指标评价社区参与,追踪武夷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进程。     

国家公园农户对野生动物肇事保险购买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以大熊猫国家公园为例

国家公园内人与野生动物冲突严重,建立野生动物肇事保险机制是减缓冲突的重要举措。以大熊猫国家公园周边社区为例,分析建立国家公园以及农户风险偏好对野生动物肇事保险购买意愿的影响,并探讨冲突程度和制度信任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建立国家公园显著增加了农户野生动物肇事保险购买意愿,而农户风险偏好对保险购买意愿会产生负向显著影响。冲突程度和制度信任是重要的中介变量,冲突程度和制度信任均对农户保险购买意愿产生正向显著影响。建立国家公园显著增加了人与野生动物冲突严重程度,进而对保险购买意愿产生正向影响。此外,建立国家公园显著降低了农户制度信任,进而对保险购买意愿产生负向影响。农户风险偏好对野生动物肇事损失程度产生正向显著影响,进而对保险购买意愿产生正向影响。农户风险偏好对制度信任影响并不显著。基于此,研究提出吸纳社会资本参与,拓宽野生动物肇事保险资金来源,开展社区共管、地役权补偿等措施提升社区信任以及建立基于农户自主防护行为的野生动物肇事保险机制等政策建议。     

中国三江源国家公园与韩国智异山国家公园的对比研究

自1967年智异山被认定为韩国首个国家公园以来,韩国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已历经50余年。这期间韩国在国家公园的建设中积累了大量经验,十分值得我国借鉴。选取我国首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三江源国家公园和韩国首个国家公园——智异山国家公园为研究对象,对二者的管理现状进行了定性分析,并运用基于最优实践的国家公园管理能力评价方法对二者的管理能力进行了定量评价。研究表明: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管理能力综合得分低于智异山国家公园,在体制建设、保障机制、资源环境管理、社区管理和科普教育五个方面均与智异山国家公园存在一定差距;智异山国家公园在资源本底调查、法制建设、多方参与、环境教育和游憩管理方面的管理能力十分突出,为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能力的提升提供了有益借鉴;三江源国家公园在生态补偿和制度约束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但在自然资源权属、资源本底调查、社区组织建设和游憩管理方面则亟待提升。在此基础上,针对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提出了强化科研支撑、健全多方参与制度、推进全民福利共享三项建议,针对我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提出了制定《国家公园法》、设置自然保护地顶层规划两项建议,以期促进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能力提升、推动我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     

大熊猫保护区社区管理模式的现状与发展

保护区的建立对大熊猫的保护发挥了有效作用,但却限制了社区对资源的使用。20世纪80年代引进的"社区共管"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保护区封闭式管理的弊端,促进了生态保护与社区经济的协调发展。而大熊猫保护区大多位于中西部偏远贫困山区,对生态干扰比较大的贫困社区却基本没有被纳入社区共管试点范围。作者在20年岷山保护区社区调研资料的基础上,参阅了国内外重要文献资料,并对岷山北、中和南部13个保护区最靠近大熊猫栖息地的社区进行了系统调研,发现了现有社区共管的成效和不足。最后,提出了以大熊猫保护区区域生态文明建设为总目标,以"保护区为主导—地方政府为后盾—社区为主体—高校院所参与—企业拉动"为内涵,五位一体"携手共建",并有协调员制度配合的运行管理模式。本模式已在四川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试行,实现周边社区全覆盖,在制度化、常态化和量化管理方面初获成效。     

国家公园全民公益性评估指标体系:以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为例

全民公益性是我国国家公园建设需坚持的三大理念之一,但受其内涵不明确且缺乏有效考核评价机制的制约,尚未受到相关方的充分重视。建立一套能准确反映其内涵的指标体系,用于评估国家公园全民公益性理念执行成效、引导相关方采取针对性措施提高国家公园的全民公益性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在梳理国外主要国家公园全民公益性的内涵和具体体现,分析我国国家公园建设的时代背景和独有特征的基础上,剖析了我国国家公园全民公益性的内涵和逻辑构成。在此基础上,通过深入实地考察,建立了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全民公益性评估备选指标体系,利用Delphi法,以发放电子问卷的形式对本领域14名知名专家开展两轮咨询,从拟定的全民公益性评估备选指标体系中筛选指标,结合问卷咨询结果建立了包括管理者、社区居民、相关企业和社会组织、游客和公众5个方面,涉及5个一级指标、17个二级指标和35个三级指标的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全民公益性评估指标体系。指标体系囊括了国家公园体制机制、社区民生福祉、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访客体验、公众参与等方面的多个内容。针对青藏高原的实际情况,还设置了医疗保障体系、应急救援体系等指标,并考虑在实际评估中增加相关指标权重,更加...     

生物保护廊道研究进展

生物保护廊道是景观生态廊道的一种应用类型。本文介绍了有关生物保护廊道的基本概念、理论基础、结构和作用、质量与功能、有效性验证、建设与管理等研究进展;其基本现状是生物保护廊道的理论探讨较多而具体实践较少、社区参与的重要性成为共识却缺乏实际研究;深入剖析西双版纳生物保护廊道规划与建设的实例,发现社区参与成为生物保护廊道建设成败的关键。因此认为,社区参与的共管模式将成为生物保护廊道规划和建设的重要方向。     

四川雪宝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藏族文化与自然保护

生物多样性保护、环境保护和社区共管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重要工作职责,也是我国林业可持续发展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雪宝顶保护区周边社区主要的少数民族——藏族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民族风俗、宗教信仰等民族文化中,选择其中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有重要关系的狩猎、采集、放牧、采矿、转山(朝圣)、用火等活动,探讨了保护区周边藏族文化与自然保护的相互关系,以期为保护区的保护、管理、建设和发展提供帮助。     

社区为主体的保护: 对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公益岗位的思考

社区参与是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的重要途径, 也是我国国家公园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青海省三江源国家公园在前期试点中设置了16621个生态管理公益岗位, 当地牧民因此成为三江源保护的主要力量。本文通过对三江源地区已进行的生态管理公益岗位的调研发现, 由于传统文化和环保宣传的影响, 三江源当地藏族牧民具有较高的保护环境意识和参与保护行动的强烈愿望, 生态公益岗位是对这种愿望的良好回应。但在实践中, 因为需要兼顾提升生态保护成效、提升牧民收入、扶贫等多重目标, 生态管护员的选拔、管理、考核等并未按照最大化保护成效的方式进行。国家公园试点村中, 生态管护员全部由贫困户担任的方式, 实质上是将完成扶贫目标摆在了完成自然保护目标之前。这样的选择方式有着深刻的制度根源。为了进一步提升国家公园内生态公益岗位的保护成效, 我们认为应当明确生态管理公益岗位的定位, 明确提升保护成效是第一位的任务; 应当改进现有体制, 使基层政府有更多资源和空间组织管护工作, 并增加社区的参与程度。在这一过程中, 有民间机构参与的广阔空间。     

法国大区公园经验对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跨界治理体系构建的启示

建立国家公园的目的之一是保护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然而, 生态系统完整性和原真性保护不仅面对交叉重叠、多头管理导致碎片化管理问题, 还要面对行政区划进一步造成的碎片化和管理分割的现实。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地跨浙江、安徽和江西三省, 存在国家公园跨界治理过程中的三大普遍问题: 跨界协同治理空间边界划定、生态保育政策及执行不统一、毗邻社区居民生计对自然资源依赖与生态保护目标的矛盾。文章借鉴法国大区公园治理经验, 依据《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精神, 提出钱江源国家公园跨界治理中必须形成一个政府主导(公园管理机构为代表), 企业、社区居民和第三方组织共同参与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组织框架, 并针对上述三个问题, 提出通过第三方组织参与方式实现跨越行政壁垒的统一保护、通过社区协议保护方式实现保护标准的统一、通过国家公园产品品牌增值体系实现保护与发展的可持续性。     

我国国家公园人类活动特征、管理问题与调整策略

在现代自然保护与经济开发的历史关系中,人类活动总是处于关键角色和矛盾焦点。早期将人隔离在自然系统之外的堡垒保护(fortress conservation)逐步被更加包容的保护所替代,尤其是纳入地方社区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角色和作用(Berkes,2007;Garnett et al,2018;Rai et al,2021)。管理保护地人类活动并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全球自然保护共同面临的最大挑战。我国国家公园的首要功能是重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保护,但同时强调要兼具科研、教育、游憩等综合功能,这必然涉及到监测保护、科研教育、游憩体验和社区发展等多样化的人类活动。把握我国国家公园人类活动特征,平衡人类活动的范围、方式和强度,是实现国家公园"全民共享、世代传承"的重大任务。本文从试点国家公园人类活动主要特征出发,探讨我国试点国家公园重要人类活动的管理和存在问题,并提出相应调整策略,以期为国家公园的制度设计及建设实践提供参考。     

协作与包容——新加坡锦簇社区计划解析

社区花园是公众共建、共享城市绿化的重要实践。当前中国社区花园建设正迅速开展,责权明晰的管理日益重要。选取新加坡锦簇社区计划为案例,基于文献分析与实地调研,探析新加坡社区花园建设的管理机制。研究发现位于公共组屋的社区花园采用“政府—社区”协作式管理机制,国家公园局、市镇理事会、居民委员会与居民等多元主体协作承担在园艺计划审批、花园选址、花园规划和建设过程中的系列职责,遵循机会平等、参与治理、共享成果的基本原则,促进了包容性社区的建设。其经验主要包括：政府积极引导,中间层级有效衔接;建立弹性的管理规则;以民为主,公平共享。     

社区共管--一种全新的保护区管理模式

陕西省引进社区共管这种新型的保护区管理模式,在太白山、佛坪、周至3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了试点工作。根据社区共管的程序,各保护区确定了社区共管目标,建立了共管组织,制定了社区自然资源管理计划。根据共管计划,保护区采用新的方式系统地开展了独具特色的社区共管活动,使试点社区的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农民开始从社区共管活动中获利。同时,通过建立社区资源保护体系和对资源规划管理,也减轻了社区对保护区的资源压力,促进了保护区的工作。初步实验证明,社区共管是一种适合我国保护区发展特点的、能积极解决发展与保护之间矛盾的保护管理模式,具有广泛推广的价值。     

中国首批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经验与成效、问题与建议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是建设生态文明制度的重要内容,是解决我国自然保护地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重叠设置、多头管理、边界不清、权责不明、保护与发展矛盾突出等问题的重大举措。根据国家统一部署,2020年要设立一批国家公园,分级统一的管理体制基本建立。在跨时2年的资料收集、实地考察基础上,全面总结首批10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经验与成效,梳理试点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针对性建议,以期全面展现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最新进展,为国家公园深化建设提供参考和依据。结果显示,各试点区基本建立起分级统一的管理体制,创新了运行机制,保护力度持续加强,资金投入不断加大,科研合作不断深化,社会参与逐渐扩大。体制试点产生了明显的生态成效,民生改善初步显现,社会效益充分彰显。但是,仍然存在管理机构级别和类型参差不齐,法律制度不健全,资金保障长效机制未建立,人才队伍建设滞后,保护与发展的矛盾突出,空间范围不合理等问题。建议采取必要措施改进存在的问题,积极推广有效经验,加快健全国家公园体制。     

社区对普氏原羚的保护态度和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普氏原羚(Procapra przewalskii)是我国的特有种,青海湖地区是其唯一的分布区,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对普氏原羚的有效保护、社区发展与保护之间矛盾的协调,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了解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对普氏原羚的保护态度、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可以为自然保护区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维持当地生态和平发展提供保障。基于问卷调查法对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的牧民和居民进行了调查,研究表明:(1)受访者认为草场质量退化(n=92,65.25%)和草场围栏设置(n=80,56.74%)是威胁普氏原羚的主要因素;在以保护普氏原羚和给予生态补偿为前提下,牧民拆除围栏的意愿有所提高(由20.78%分别提高至34.21%和40.79%);(2)管理部门的宣教活动(79.43%)、手机(31.91%)和电视(28.37%)等媒体报道是受访者了解野生动物保护相关政策法规的主要渠道,可以增进受访者对政策法规的了解,积极影响受访者对普氏原羚的认知(P < 0.01)、保护态度(P < 0.01)和保护意愿(P < 0.01);(3)受访者一致认为自然保护区的严格管理与保护(牧民94.81%,居民96.87%)、当地牧民对普氏原羚的包容与保护(牧民97.40%,居民87.50%)是普氏原羚能够在自然保护区周边生存的主要原因;(4)受访者对普氏原羚的保护态度和意愿均较高,且愿意参与宣传教育(92.91%)和社区共管(87.94%)工作;(5)除了受访者的文化程度、年龄、宗教信仰和家庭年收入的影响,对政策法规的了解及拆除围栏认同度是影响受访者对普氏原羚保护态度和意愿的关键因素(P < 0.01)。因此,建议自然保护区以国家公园建设为契机,加强协调保护与发展的科学研究,深入开展宣传教育,增进社区对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的认识,提升社区共管参与度。     

英国国家公园合作伙伴管理模式研究——以苏格兰凯恩戈姆斯国家公园为例

以凯恩戈姆斯国家公园为例,对英国国家公园“合作伙伴”（Partnership）管理模式进行深入研究。首先对其合作伙伴管理模式进行总体介绍;然后对土地管理、社区发展、自然保护、商业发展等4种合作伙伴管理模式进行分析,包括制度背景、公园管理局及主题合作伙伴组织的责权利等;最后总结为3方面特点,合作伙伴责权利的法律制度保障、合作伙伴对象和内容的多元化、国家公园管理机构在核心责权利中的主导性;并提出中国国家公园建立“国家主导、共同参与”的管理体制可借鉴之处。     

日本演习林制度对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国家公园建设的启示

演习林是日本通过农林院校管辖和运行的自然林地与人工林, 兼具科教、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旅游与林木生产等功能。演习林的责、权、利明确, 能够实现长期、稳定的保护与利用, 与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既有区别又相辅相成, 是日本经济协调发展与快速实现生态恢复的一个重要保障。目前, 日本约有30所高等院校拥有演习林, 演习林面积约占日本森林总面积的5‰, 其中东京大学的演习林建立最早、运行与管理机制最为完善。演习林主要有三大功能: 教学实践、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演习林主要负责人是大学教师, 教师既参与科教也参与管理, 实现了教授治校、科教与社会服务的协调发展。当前, 我国正处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转型期和国家公园试点建设的关键阶段, 农林类高校或研究所可借鉴日本演习林制度, 主动参与到国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和实践中; 涉及生物学与农林学科的科学工作者应积极承担当地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国家公园等的建设与管护。政府可以引导和吸纳有着充足研究经费、学术水平较高的农林与生物学类高校(特别是相关学科被列入“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行列的高校)在有条件的自然保护区或城市周边开辟高校直辖林地, 实现教学实践、研究与保护、社会服务等共建共存模式, 提升我国高校农林与生物学科研究水平, 促进我国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保护和国家公园的高标准建设。     

三江源国家公园执法体制改革经验及其可复制性

执法是实现依法行政的最终环节,是国家公园管理机构实现管理目标的重要工具,统一执法是我国国家公园管理体制改革中“统一”的重要方面.《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明确,国家公园体制建设需要坚持将“山水林田湖草作为一个生命共同体,统筹考虑保护与利用”.国家公园管理机构要实现对山水林田湖草这一生命共同体的...     

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建设与社区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耦合类型

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建设是中国在青藏高原谋划的符合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大生态文明建设工程,国家公园群建设与社区可持续发展之间存在着利益协调问题迫切需要解决。以青藏科考提出的国家公园群内部及相邻的467个社区作为研究对象,建立了包括自然条件、交通区位、文化因子、国家政策等要素的分析框架,识别国家公园群与社区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耦合类型。结果表明,运用区域发展的主导因素法,结合空间要素的叠加分析,识别出348个社区受国家公园建设影响因素的作用不明显、空间耦合特征不显著;其余119个社区具有较为显著的空间耦合特征,可以划分为生态移民型(18.7%)、交通枢纽型(26.1%)、特色文化型(27.6%)、沿边发展型(27.6%)和复合型(2.9%)。针对不同类型的社区提出了与国家公园协同发展的差异化调控路径。建立了国家公园关联社区的类型分异识别与调控方法,有助于补充我国国家公园社区可持续发展领域的认识和理解。     

基于PSR模型的国家公园综合灾害风险评估指标体系构建

灾害会对社会-生态系统产生严重影响,造成重大的社会、经济、环境等方面的损失,科学地对灾害风险进行评估是进行防灾减灾的基础工作。自然保护地是区域灾害风险管理热点地区,在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建设与自然保护地体系改革中,国家公园作为保护重要生态系统并保障全民公益性的重要的自然保护地类型之一,管理目标的多样性,决定了其具有多风险源-多受体的灾害风险特征,因此,进行全面有效的灾害风险评估是支持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管理、游客管理、社区管理等具体管理目标的必要环节。在明确国家公园灾害风险的特征与内涵的基础上,以国际减灾署灾害风险定量评估框架为依据,细分灾害风险源和风险受体,然后针对国家公园不同类型的灾害风险受体,以灾害风险源的危险性与灾害风险受体的脆弱性(包含敏感性、暴露性和适应性)衡量灾害风险度,结合压力-状态-响应(Pressure-State-Response, PSR)模型,构建了适用于国家公园综合灾害风险管理的评估指标体系,旨在为国家公园的灾害风险管理提供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服务于国家公园多元化管理目标。     

自然保护地社区生计转型与产业发展

良好的社区与自然保护地关系首先建立在社区生计的公平与可持续发展上。为促进社区认同、接受乃至参与自然保护地建设与管理,我国自然保护地管理逐渐重视社区利益,推动其生计转型发展与生态保护相协调。社区居民从事产业活动、进行生产经营、参与产业分工,是维持和改善生计的重要方式之一。研究采用质性内容分析方法,从不同研究视角、地理空间和政策背景的案例研究中提取自然保护地社区生计转型及其产业发展路径的内在逻辑,形成内容、激励机制、政策保障、结果、成败分析、发展对策六个核心范畴,以动因与形式、结果与原因来归纳总结前5个范畴的核心事实,根据发展对策提出自然保护地社区生计转型和产业发展原则,并结合国家公园特征和管理目标提出建议。研究表明,在社区层面协同保护与发展本质上来说是降低农户面临的自然、政策和市场风险的过程,生计可持续性和公平性双重目标可以通过产业生态化,产业部分替代或完全替代来实现。以产业发展带动生计转型具有经济、社会、文化多重效益,但其实现需要尊重本土文化,保障社区基本权利,多方参与协作,匹配和提升居民差异化能力。在国家公园体制建设中社区生计发展特别需要依托本地资源,对标市场需求,推进产业生态化,拓展传统产业功能,从自然和半自然生态系统的协同中寻求生态和文化价值向经济价值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