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间竞争对四种储粮害虫种群动态的影响

在30 ℃、75 %相对湿度条件下研究种间竞争对玉米象(Sitophilus zeamais)、谷蠹(Rhizopertha domini-ca)、赤拟谷盗(Triboliumcastaneum)和锈赤扁谷盗(Cryptolestes ferrugineus)4种主要储粮害虫种群动态的影响,并对种群动态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玉米象与谷蠹、赤拟谷盗与锈赤扁谷盗混合饲养种群增长均受到显著抑制,玉米象和谷蠹对赤拟谷盗和锈赤扁谷盗的种群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赤拟谷盗和锈赤扁谷盗对玉米象和谷蠹的种群增长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玉米象种群最大增长潜能最大,锈赤扁谷盗最小,种群增长率变化规律不明显。     

1%蛇床子素粉剂对三种储粮害虫的防效

研究1%蛇床子素粉剂在5种处理浓度下对3种储粮害虫谷蠹Rhizopertha dominica Fabricius、玉米象Sitophilus zeamai Motschulsky和赤拟谷盗Tribolium castaneum Herbst的防治效果。室内毒力测定结果表明,按有效成分0.5mg/kg(蛇床子素:粮食)浓度处理粮食,7d后,粮食中谷蠹、玉米象和赤拟谷盗的校正死亡率分别为97.78%、100%、86.70%,防治效果优于对照药剂防虫磷和谷虫净。将药剂处理4个月后的粮食进行接虫试验,15d后谷蠹和玉米象的防治效果仍可达100%,达到储粮害虫防治要求。     

石菖蒲提取物对四种储粮害虫的生物活性研究

研究了石菖蒲4种溶剂无水乙醇、丙酮、乙酸乙酯、石油醚提取物对玉米象、谷蠹、长角扁谷盗和锯谷盗4种储粮害虫的驱避作用和触杀作用。结果表明：石菖蒲4种溶剂提取物对4种试虫均有明显的驱避作用和触杀作用,处理60 h的平均驱避等级均达到Ⅲ级以上,对4种试虫的触杀死亡率均达到41.11%以上。     

黄腹角雉人工种群生存力初步分析

黄腹角雉（Tragopan caboti）为我国特有珍稀雉类。目前，其野生种群仅分布于湖南东南部、浙江南部和西南部、江西、福建、广东北部和广西东北部，估计数量约为4000只。湖南省雉类繁殖基地自1997年通过对执法检查中获得的黄腹角雉个体进行收容、救护以及驯养繁殖工作以来，该人工种群已经成功繁殖4年，至2004年年底种群数量为131只。本文利用8年的驯养繁殖过程中获得的种群生态学参数，借助漩涡模型（Vortex9.51）对该种群100年内的动态进行了模拟。结果显示，按照过去8年的生存情况，该种群在100年灭绝的概率为97%。成年雌性的高死亡率和频繁的灾害是影响种群长期存活的两个关键因素。如果成年雌性的死亡率降低到饲养后3年（2002—2004年）时的水平，种群的灭绝概率降低至5%，如果同时控制灾害的发生，其灭绝概率降至0。增加环境容纳量没有降低种群的灭绝概率和增加其增长速度，但增加环境容纳量对100年后的种群数量和基因杂合度有明显的影响。在降低成年雌性死亡率和杜绝灾害发生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对种群进行收获（用作向野外放养），每次收获的数量应该控制在5只成年雄性和5只成年雌，开始收获时间为种群连续繁殖10年以后。降低成年雌性的死亡率、杜绝食物中毒和火灾等灾害的发生以及增加环境容纳量是该人工饲养种群长期存活和发展壮大的重要管理手段。     

同水塘分布两种无尾两栖类蝌蚪的竞争策略

实验室条件下，通过活动性水平，变态时的体重、增长率和完成变态所需时间考察同水塘分布的中华蟾蜍(Bufo gargarizans)和高原林蛙蝌蚪(Rana kukunoris)的竞争策略。实验按照2×3因子设计，即：食物资源2个水平(高、低)，组合方式3个水平(10只中华蟾蜍蝌蚪，记为B组；5只中华蟾蜍蝌蚪和5只高原林蛙蝌蚪，记为BR组；10只高原林蛙蝌蚪，记为R组)。中华蟾蜍蝌蚪的活动性在食物水平低时显著低于食物水平高时，而高原林蛙蝌蚪的活动性在不同食物水平下无显著差异；食物水平低时，混合组的高原林蛙蝌蚪变态时体重和体重增长率都显著高于R组，而混合组中华蟾蜍蝌蚪与B组相比无显著差异；在不同处理组中，食物水平低时混合组中华蟾蜍蝌蚪幼体期最短。这些结果表明：中华蟾蜍蝌蚪在不同食物资源条件下所选择的生存策略可能不同，即食物资源充足时，增加活动性获取更多食物；食物资源有限时，降低活动性且提前完成变态；与中华蟾蜍蝌蚪相比，在食物资源有限时高原林蛙蝌蚪获取食物能力更强。     

河北唐海湿地四种鹭的种群动态和繁殖空间生态位

2004年8月—2005年7月对河北唐海湿地夜鹭(Nycticorax nycticorax)、白鹭(Egtetta garzetta)、池鹭(Ardeola bacchus)、大白鹭(Casmerodius albus)的种群动态和繁殖行为进行了观察，并对巢群关系进行了研究。统计了4种鹭垂直和水平巢位的巢密度，计算了不同种鹭巢的生态位重叠、生态位宽度值。结果：4种鹭在唐海数量最多月份为4—9月，最大量达到了近5 800只。共有Ⅰ、Ⅱ两个巢区，迁来Ⅱ区时间较Ⅰ区晚半个月左右。除池鹭外，3种鹭之间均有争巢现象，后期趋于稳定。迫于密度压力和竞争，部分白鹭和池鹭取食范围较广。除大白鹭外，其他3种鹭同种间均有混交现象。 在混巢区，夜鹭迁来最早，数量最大，为优势种，多数占据中心区的顶巢；大白鹭数量最少，亦占据中心区的顶巢；白鹭迁来较晚，占据中位巢；池鹭迁来最晚，数量较白鹭少，多数在边缘区单独筑巢，少数在中心区占下位巢。白鹭巢的垂直生态位最宽；夜鹭巢的水平生态位最宽；池鹭巢的综合空间生态位最宽。池鹭和夜鹭巢位的空间格局最为相似，池鹭和白鹭的生态位重叠较大。夜鹭的数量最多、大白鹭的个体最大，导致其处于优势；白鹭和池鹭数量少、个体小，导致其处于劣势。唐海湿地内丰富的食物和适宜的林带是鹭鸟密度较大的主要原因。此外，鹭类只筑巢在散布的、双行杨树林带均高为22 m以上区域，是该地鹭类巢区的主要特点。     

新疆托木尔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北山羊种群密度与栖息地利用

2005年10—12月对新疆托木尔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北山羊(Capra ibex)的种群密度与栖息地利用进行调查。种群密度调查显示该地区北山羊平均群大小为8.43只，种群密度为269.76只／100 km²；栖息地选择调查结果显示北山羊广泛活动在海拔2 500—3 000 m的区域范围内，对距悬崖距离、坡度、地形和植被类型有一定选择倾向，它倾向在悬崖附近(<100 m)、坡度大于30°而小于45°和崎岖的山地活动，会避开草地和平坦山坡。北山羊这种栖息地利用模式可能与满足自身安全需要有关。     

中国澜沧江mang科鱼类种群现状及洄游原因分析

我国曾经记录有mang科鱼类4种。国际上近年来对mang科鱼类的分类进行了许多重要的修订，物种数量已达3属22种。我国的mang科鱼类也因长时间没有进行及时的分类修订而存在许多疑问。基于国内自1960年以来所收集的珍贵标本和记录，确认我国记录有mang科鱼类1属3种。它们是：长丝mang(Pangasius sanitwongsei Smith)、贾巴mang(Pangasius djambal Bleeker)、短须mang(Pangasius micronemus Bleeker)。在此基础上，根据掌握的资料对我国mang科鱼类的种群现状和濒危原因、洄游的性质及洄游群体数量下降原因以及水电站建设对大型洄游鱼类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以往记录显示，捕获时间都集中于4—5月份，无冬季捕获记录。捕获季节与mang科鱼类产卵繁殖季节高度吻合，提示其上溯到我国澜沧江下游应属生殖洄游，而不是索饵洄游。被捕获记录主要出现于20世纪60—70年代，之后则数量锐减。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主要原因可能有三方面：1)下游湄公河对mang科鱼类的捕捞压力过大；2)湄公河—澜沧江航运船只对mang科鱼类有损害作用；3)由于西南季风变化的影响，澜沧江径流量发生变化，可能间接导致mang科鱼类洄游行为发生改变。分析显示，mang科鱼类的洄游与3—4月份澜沧江流量呈密切相关规律，提示适合鱼类产卵的雨季及西南夏季风比往年较早到达该地区，从而激发它们较往年提前启动生殖洄游，并且溯河的高度较高。以往的捕获记录还表明，mang科鱼类主要洄游至景洪下方的澜沧江河段及支流补远江，上述水域是其喜好的产卵场之一。景洪大桥以下的干支流不适合建设水电站，因为电站大坝必然会阻断mang科鱼类的繁殖洄游，影响其繁殖活动。而景洪大桥上方的干流电站不在mang科鱼类正常繁殖洄游通道中，大坝阻隔作用对mang科鱼类的影响相对较小。建议把补远江建设成为鱼类和水生生物保护区。     

越冬地东方白鹳的繁殖干扰

2004年和2005年两个繁殖季节,在安庆市望江县漳湖镇,采用全事件采样法和瞬间扫描采样法,对东方白鹳留居种群繁殖特征和繁殖生境内的干扰因素进行了初步研究。东方白鹳在高压电线塔上营巢繁殖,营巢地点距离最近的村庄仅500 m远,取食地点主要是水稻田,影响繁殖活动的主要自然因素:强风和高温。巢区和取食生境内的人为干扰强度较大,主要有燃烧秸秆、在巢塔上安装鸟刺、农耕活动和飞机噪音等。农业活动等人为干扰,对东方白鹳的取食、取材等行为造成很大影响,导致产生警戒、逃逸等行为。东方白鹳留居繁殖种群繁殖干扰因素的识别对进一步开展保护工作具有积极意义。     

蛇床子提取物对几种储粮害虫的驱避和触杀效应

研究蛇床子(Cnidium monnieri(L.)Cuss.)4种溶剂无水乙醇、丙酮、乙酸乙酯、石油醚提取物对玉米象Sitophilus zeamais(Motschulsky)、谷蠹Rhizopertha dominica(Fabricius)、锯谷盗Oryzaephilus surinamensis(L.)3种储粮害虫的驱避作用和触杀作用。结果表明:蛇床子4种溶剂的提取物对3种试虫具有一定的驱避作用和触杀作用,60 h的平均驱避等级最高达到Ⅴ级,对3种试虫的触杀死亡率最高达到100%。     

蓝尾石龙子杭州和宁德种群繁殖生活史特征的差异

测定处于不同纬度的浙江杭州和福建宁德的蓝尾石龙子(Eumeces elegans)种群的个体大小和繁殖特征。宁德种群的产卵时间为5月27日—6月22日，早于高纬度杭州种群(6月4日—7月12日)。宁德种群最小繁殖雌体及性成熟个体大小均显著小于杭州种群。宁德和杭州两种群的相对窝卵重无显著差异；当统计去除母体体长的影响之后，两地种群的窝卵数和窝卵重也无显著差异，但杭州种群的卵重量显著大于宁德种群。蓝尾石龙子窝卵数和卵重量呈负相关，窝卵数和卵大小的权衡存在种群间差异。特定窝卵数条件下，杭州种群的卵重量显著大于宁德种群。由此可见，蓝尾石龙子种群间的繁殖生活史特征存在显著差异，而且与母体大小的差异密切相关。推测不同纬度地区的蓝尾石龙子种群的繁殖策略存在差异。     

棕背伯劳羽色多态现象探讨

羽色多态现象的研究对了解物种的遗传、变异和进化有着重要意义。棕背伯劳（Lanius schach）具有典型的羽色多态现象。结合华南濒危动物研究所馆藏标本和2005年4月—2007年1月间的野外调查,分析棕背伯劳棕色型和黑色型在形态和地理分布上的差异性后,得到的结果如下：1) 广东可能存在与棕色型、黑色型相区别的一种新色型——黑色白边型,该色型全身以黑色为主,但具多枚白色飞羽;2) 棕色型与黑色型各身体量度均无显著性差异(P> 0.05);3) 野外种群中棕色型为优势色型,黑色型多集中于沿海地区而山区未有发现,黑色白边型仅在沿海的海丰县被发现。据此认为新色型的出现说明沿海可能是黑色型分化的重要地区,且色型的分化仍在进行中。     

广州地区犬蝠的食性

2004年5月—2006年4月采用拾遗法、粪便内容物分析法及实地观察对广州地区常见的食果蝙蝠¬—犬蝠(Cynopterus sphinx)进行了食性研究。对26份食物残留物和粪便样品的分析结果表明：犬蝠的食物包含13科21种的植物果实,3科3种的植物叶片,如：蒲桃（Syzygium jambos）、蒲葵（Livistona subglobosa）及龙眼（Dimocarous longan）的果实。其食性随果实的成熟季节而出现明显的季节性变化,夏秋两季大量食用各种水果,而在食物欠缺的春冬两季则主要食用棕榈科蒲葵的种子。广州地区犬蝠的繁殖期在每年的5—10月。     

鱼类特异的基因组复制

辐鳍鱼类是脊椎动物中种类最多、分布最广的类群，其基因组大小不等。过去的观点认为，在脊椎动物进化历程中曾发生了两次基因组复制。近期的系统基因组学研究资料进一步提出，在大约350百万年，辐鳍鱼还发生了第三次基因组复制，即鱼类特异的基因组复制(fishspecific genome duplication，FSGD)，且发生的时间正处在“物种极度丰富”的硬骨鱼谱系(真骨总目)和“物种贫乏”的谱系(辐鳍鱼纲基部的类群)出现分歧的时间点，表明FSGD与硬骨鱼物种和生物多样性的增加有关。进一步开展鱼类比较基因组学和功能基因组学研究将进一步验证FSGD这一假说。     

种间竞争对同域分布田鼠种群动态的影响

我们对美国伊利诺斯州中东部的蓝草和高草牧场共生的橙腹田鼠(Microtus ochrogaster)和草原田鼠(Microtus pennsylvanicus)开放种群进行了去除实验,以测定潜在的种间竞争。在蓝草草原,橙腹田鼠和草原田鼠的种群密度不因另一种的存在而受抑制;同时,另一种存在的情况下,相互间对月存活率、青年鼠位置的持久性生殖或迁入鼠数量没有负面影响,尽管在高草草原,草原田鼠似乎对橙腹田鼠的种群密度有强烈影响,并限制了迁入鼠的数量,但是雌橙腹田鼠的存活率、青年鼠的持久性和生殖活动的比例不因草原田鼠的存在而受影响。总之,在此研究地点,种间竞争没有对橙腹田鼠和草原田鼠共存种群的动态起到驱动作用。     

猫对方位辨别的知觉学习

观察了猫对光栅方位辨别的知觉学习。两只成年猫(cat 1和cat 2)先单眼辨别方位差为30度角的两个正弦光栅以获得食物奖赏。当辨别正确率达80%以上后，猫开始学习用单眼辨别夹角连续变化的两个正弦光栅，采用二进一递进训练方法(two-correct down/one-error up staircase method，即猫连续两次辨别正确，则待辨别的两个光栅的方位差降低为原来的0.9倍；如果辨别错误一次，则方位差增加至原来的1.1倍)追踪猫可辨别的光栅方位差。在训练前后分别检测训练眼和非训练眼对不同方位差(2°, 4°, 6°, 8°, 10°, 12°, 16°, 20°, 24°, 30°)光栅辨别的正确率。结果显示：对于固定方位差光栅的辨别学习，学习效果能完全传递给非训练眼；但对方位差连续减小的光栅辨别，两眼间几乎没有传递。提示固定方位角和连续变化方位角光栅的辨别学习可能由不同的信息处理机制介导。     

栖息地选择的理论与模型

栖息地选择理论和模型的发展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理想自由分布模型和空间直观的栖息地选择模型。随着对理论模型假设的放宽，近年来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新模型。通过对栖息地选择过程的分析，提出了栖息地选择的几个关键环节：栖息地偏好、信息获取、行为决策及选择行为。在建立栖息地选择模型的各个关键环节上均存在大量有待解决的问题。目前对栖息地偏好的研究主要为相关分析，栖息地信息获取的过程仍然是一黑箱；对动物在栖息地选择过程中的行为决策以及对其生理状态的影响尚不了解，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生态学、生态学及认知学等多个领域的研究结果支持，也有待新的理论及方法加以充实，甚至还需要其他学科的介入。     

昆明滇蛙的取食策略

目前国内研究两栖类食性选择或偏好多未考虑蛙胃内不同食物的丰盈程度与栖境不同食物资源是否存在相关性。在分析了采自昆明白龙寺和昆明石林西街口的494只滇蛙(Rana pleuraden)的食性的同时，分析了采自对应栖境中的食物资源组成。结果表明，滇蛙的食物成份与食物资源相具有稳定性，主要类群均为直翅目、同翅目、半翅目、鞘翅目、双翅目、鳞翅目、膜翅目和蛛形纲等8类。但又存在变异性，不同产地、不同年份和不同月份之间的蛙标本胃内的食物成分各类群的比例均不相同。主要食物成份与食物资源相的差异显著性分析、相关性分析和选择性分析等方面的结果均支持或证明：滇蛙对食物具有选择性或取食偏好。栖境的食物资源相与蛙胃内的食物成分不存在相关性 (白龙寺：r=0.077, P=0.575; 西街口：r=-0.086, P=0.500)。直翅目(Ei<-0.35)和同翅目(Ei<-0.37)昆虫是滇蛙取食时回避的食物，而对鞘翅目、鳞翅目、膜翅目和蛛形纲等4个类群(Ei>0.45)具有明显偏好。     

食物变化量对艾虎取食行为的影响

在室内条件下,通过双通道选择实验比较艾虎在不同饥饿条件下对固定食物量斑块和变化食物量斑块的利用程度,确定艾虎对食物变化量的敏感性,以验证风险敏感取食原理。研究结果表明,训练期实验中,艾虎对固定食物量斑块中的取食量和利用频次明显高于变化食物量斑块,而对两个斑块的利用时间基本相同;艾虎饥饿一天后对固定食物量斑块中的利用频次明显高于变化食物量斑块,而对两个斑块的利用时间和取食量基本相同;艾虎饥饿两天后对两个斑块利用程度与训练期的结果相同;同时,艾虎在两个斑块中的取食量均与饥饿程度无关,而对两个斑块的利用时间和利用频次均随饥饿程度明显降低。因此,艾虎对固定食物量斑块和变化食物量斑块的利用程度基本相同,食物变化量对艾虎的取食行为没有明显影响,艾虎对食物变化量是不敏感的。产生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可能是艾虎的能量代谢水平较低,在食物受到限制时主要采用降低活动使单位活动时间内所获得的能量值达到最大的取食对策增加自身的存活机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