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董寨白冠长尾雉繁殖期栖息地选择

2001年至2003年春季,采用样线调查和媒鸟招引,在河南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对我国特有珍稀雉类白冠长尾雉（Syrmaticus reevesii）的栖息地选择进行了调查,结合RS和GIS分析了在景观水平上对栖息地的选择性,并借助逐步逻辑斯谛回归分析了影响繁殖期白冠长尾雉栖息地的关键尺度和主要因素。结果表明,在白云保护站,占区雄性白冠长尾雉在不同栖息地类型中的出现频率不同,出现最多的是混交林,其次是杉木林,随后是松林、灌丛、阔叶林;在董寨自然保护区内,在115 m尺度和250 m尺度上,针叶林的面积比例均是影响其栖息地选择的关键因子,而到农田的距离是距离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根据回归分析和AIC_C及ΔAIC_C值,115 m尺度上栖息地变量对白冠长尾雉繁殖期的栖息地选择影响最大。综合分析表明,影响白冠长尾雉繁殖期栖息地选择的主要因子为115 m尺度上针叶林的面积比例和到农田的距离。建议在制定白冠长尾雉栖息地保护策略时,应加强现有适宜栖息地的管理,改善栖息地布局,并从景观尺度上开展针叶林对白冠长尾雉种群影响方面的研究工作。     

繁殖期白冠长尾雉占区雄鸟的活动区

20 0 0年 3～ 8月采用无线电遥测技术对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白冠长尾雉 (Syrmaticusreevesii)繁殖期占区雄鸟的活动区进行了研究。对遥测时间超过 6 0天的 7只个体的研究表明 ,繁殖期白冠长尾雉占区雄鸟对活动区具有较强的依恋性 ;90 %调和平均转换法 ( 90 %HMT)计算的繁殖期活动区大小为 46 0± 13 7hm2 (n=7) ;繁殖初期、中期和末期的活动区大小分别为 2 4 5± 6 3、 19 6± 7 5和 17 9± 6 2hm2 (n =7) ;随着繁殖期的结束活动区与日活动区呈减小趋势。白冠长尾雉占区雄鸟对活动区的 3个亚区 (夜栖区、觅食休憩区和过渡区 )的利用时间存在明显差异 ,活动区所在地的植被结构的不同可能是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     

白冠长尾雉育雏期的栖息地选择

20 0 1年 4～ 8月 ,在河南省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对白冠长尾雉 (Syrmaticusreevesii)育雏期的栖息地进行了调查。野外共遇见 2 4个不同的家族群 ,平均大小为 (2 96± 0 35 )只。白冠长尾雉的家族群主要在针阔混交林中活动 ,这些地方的坡向以东南方向居多、坡度较缓而坡位靠下 ,与林缘的距离大于 6 0m而与水源的距离通常小于 30m。逐步判别分析的结果表明 ,与林缘的距离、乔木胸径、灌木盖度、草本植物的种类和高度等是影响白冠长尾雉家族群栖息地选择的关键因子 ;植被结构 ,尤其是草本植物的特征 ,是影响家族群栖息地选择的主要方面。建议在对白冠长尾雉采取保护措施时 ,从提供丰富的食物资源和良好的隐蔽条件入手。注意保护现存栖息地 ,在育雏期保护好草本植物。     

白冠长尾雉的越冬生态

白冠长尾雉的越冬生态方成良丁玉华（河南省信阳林业学校,４６４０３１）Ｏｖｅｒ＿ＷｉｎｔｅｒｉｎｇＥｃｏｌｏｇｙｏｆｔｈｅＷｈｉｔｅ＿ｃｒｏｗｎｅｄＬｏｎｇ＿ＴａｉｌｅｄＰｈｅａｓａｎｔ．Ｆ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ｌｉａｎｇ,ＤｉｎｇＹｕｈｕａ（Ｘｉｎｙａｎｇ...     

利用红外相机研究白冠长尾雉日活动节律与人为干扰的关系

白冠长尾雉(Syrmaticus reevesii)为我国特有珍稀濒危鸟类, 其面临的人为干扰压力日趋严重。为更好地了解白冠长尾雉对不同人为干扰强度的响应, 我们于2018年3月至2019年4月, 在其东部分布区的河南连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连康山)、湖北中华山鸟类省级自然保护区(中华山)和湖北平靖关村及三潭风景名胜区(平靖关), 利用红外相机技术研究了其日活动节律, 并借助重叠系数测算了其与人为干扰在时间上的重叠程度以及与人为干扰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 连康山的人为干扰强度最高, 而中华山和平靖关的人为干扰强度接近且均低于连康山。雄性白冠长尾雉繁殖期和非繁殖期的日活动节律在三地之间的差异均不显著; 雌性白冠长尾雉繁殖期日活动节律在平靖关与连康山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而非繁殖期日活动节律在中华山与连康山之间、平靖关与连康山之间均存在显著差异。各地白冠长尾雉日活动高峰和人为干扰出现的高峰也存在差异, 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错峰活动现象, 其中在人为干扰最强的连康山, 白冠长尾雉的活动与人为干扰的重叠程度最低。这些结果表明白冠长尾雉的日活动节律可能受人为干扰的影响, 且在行为方面表现出一定的可塑性, 它们可以通过调整日活动节律来适应人为干扰。     

白冠长尾雉越冬期栖息地选择的多尺度分析

2000年至2002年冬季,在河南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对我国特有珍稀雉类白冠长尾雉（Syrmaticus reevesii）越冬期栖息地进行了调查,并结合RS和GIS在多个尺度上对其栖息地选择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尺度上影响白冠长尾雉越冬期栖息地选择的因素存在差异,影响因子之间还存在相互作用.在微生境上,影响因子主要是坡度、乔木盖度以及坡向余弦值与灌木高度的相互作用;在115 m尺度上,关键因子是灌木林、阔叶林和针叶林的面积;250m尺度上,主要因子是针叶林和阔叶林的面积及针叶林与阔叶林面积的相互作用;对于距离因素,到河漫滩和到农田的距离是影响白冠长尾雉越冬期栖息地选择的关键因子.根据回归分析和AIC及AICc值,115 m尺度上栖息地变量对白冠长尾雉越冬期的栖息地选择影响最大.综合分析发现,在较大的尺度上,影响白冠长尾雉越冬期栖息地选择的关键因子有针叶林面积、阔叶林面积、针叶林和灌丛面积的相互作用、到河漫滩的距离以及到农田的距离.     

广西雅长发现白冠长尾雉

白冠长尾雉(Syrmaticusreevesii)是分布狭窄的全球性易危鸟类.2020年5月,在位于广西百色市乐业县的雅长兰科植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观察到白冠长尾雉活动,确认为广西鸟类分布新记录种.生境的丧失和河面的加宽导致广西西北部的白冠长尾雉可能形成一个与贵州分布区隔离的孤立种群,建议对其分布区和种群数量进行专门调查...     

基于红外相机技术的白冠长尾雉集群行为研究

白冠长尾雉(Syrmaticus reevesii)生性机警,行为隐蔽,在野外研究其集群行为较为困难。红外相机技术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工具。为研究白冠长尾雉集群行为及其地理变异,采用红外相机技术在湖北广水平靖关村和河南董寨自然保护区两个地点对其集群行为进行了调查。依据前期无线电遥测的结果,在两个研究地点分别设置了1 km×1 km的样地,在样地中分别放置了25台红外相机进行监测,野外累计放置了12412个相机日,获得视频24374段,其中有白冠长尾雉的视频有1361段。以有集群行为的独立视频数量(m)与独立视频数量(M)的比表示集群率,以拍摄到的白冠长尾雉个体数量(n)与有集群行为的独立视频数量(m)的比代表集群强度。结果表明,平靖关和董寨两地均是数量为2只的群体占比最大,在平靖关和董寨分别占68.23%、72.79%,Pearson卡方检验的结果表明群体大小在两地之间无显著差异(Pearson χ~2=6.522,df=5,P=0.259),而集群方式在两地之间则差异显著(Pearson χ~2=46.415,df=4,P0.001),两地均以单性集群为主要集群方式。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集群率在季节间差异不明显。Neu方法分析发现,在平靖关,白冠长尾雉对灌丛和竹林显著偏好,对针阔混交林、杉木林和乔灌丛显著回避;而在董寨,其对针阔混交林和针叶林明显偏好,对杉木林和阔叶林明显回避。     

河南陕西两地白冠长尾雉的集群行为

20 0 1年 4月至 2 0 0 3年 6月 ,在河南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陕西佛坪县瓦寨子对白冠长尾雉 (Syr maticusreevesii)的集群行为进行了研究。对 17只遥测个体的跟踪结果和 32 8次集群活动的野外记录分析表明 ,白冠长尾雉雌雄两性的集群方式有极显著的差异 ( χ2 =18 177,df=3,P =0 0 0 0 )。雄鸟有很强的领域性 ,优势个体全年以单独活动或双雄共同活动的方式占据稳定的活动区 ,很少与其他雄性个体集群 ;雌鸟有很强的集群倾向 ,除繁殖季节因孵卵、育雏而离开群体单独活动外 ,通常以 4～ 6只的群体游荡于雄性个体的活动区之间 ,与该活动区的雄鸟形成不稳定的混合群 ,偶尔与其他群体形成暂时性的、更大的混合群。两性集群方式的差异可能与其各自经受的捕食压力和交配竞争强度 (雄 >雌 )差异有关     

利用红外照相技术分析野生白冠长尾雉活动节律及时间分配

2012年3月-2013年3月,利用红外相机技术在湖北省广水市蔡河镇对野生白冠长尾雉的活动节律和时间分配进行了研究。利用16台红外相机在40个相机位点对白冠长尾雉进行了监测。累计1774个相机日,拍摄到2242个独立视频,其中白冠长尾雉的视频占18%,共记录538只次,雌雄比为1.43:1。结果表明,白冠长尾雉每日有两个活动高峰期,上午雄性个体的活动高峰期比雌性个体早两个小时。白冠长尾雉的主要行为是移动和觅食,分别占到总频次的40.71%和33.10%,其余5种行为依次为: 警戒9.29%,梳理7.14%,休息5.00%,对抗2.62%,育幼2.14%。雌性白冠长尾雉的警戒行为频次比例显著高于雄性个体(P < 0.05)。不同季节之间取食行为、移动行为、对抗行为比例之间有显著差异,冬季的取食行为比例明显高于夏季(P < 0.05),夏季移动行为比例显著高于秋季(P < 0.05)和冬季(P < 0.05),而警戒、梳理、休息和育幼行为比例则无显著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