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江河谷入侵植物与乡土植物丰富度的分布格局与影响因子

外来物种入侵严重威胁着乡土植物多样性并削弱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本文基于滇西北怒江河谷植被调查的样方数据, 从群落水平研究了乡土和入侵植物多样性的空间分布格局, 以及地形、气候、人类干扰等因子对两种格局的影响。本研究共记录到外来入侵植物26种, 隶属于13科21属; 乡土植物1,145种, 分属于158科628属。沿着怒江河谷, 入侵植物物种丰富度随纬度与海拔的增加而减少; 乡土物种丰富度则随纬度增加而增加, 并在海拔梯度上呈单峰格局。运用广义线性模型分析公路边缘效应(反映生境干扰)、气候、地形和土壤等环境因素对物种丰富度分布格局的影响。等级方差分离的结果显示, 公路两侧的生境干扰对入侵种和乡土种的丰富度格局均具有首要影响。在自然环境因子中, 降水量是入侵植物丰富度的主要限制因子, 而乡土物种丰富度则主要受到地形因子尤其是坡向的影响。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结果也表明, 乡土植物和入侵植物丰富度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反映了二者对环境响应的差异。本文结果支持物种入侵的资源可利用性限制假说, 并强调了人类活动对生物多样性的负面影响; 乡土植物或已较好地适应了干旱河谷气候, 但并没有显示出对外来物种入侵的抵抗作用。     

库姆塔格沙漠南缘植物物种丰富度格局及主要影响因素

通过对库姆塔格沙漠南缘植被进行实地调查,对该地区植物物种丰富度及其群落组成进行研究,并选取11个影响物种丰富度的气候因子和地形因子,利用PCA分析、方差分解等方法探讨气候、地形因子对物种丰富度的影响。结果显示：该区共有植物15科32属38种,植物群落种类匮乏,物种组成单一,植物生活型主要以灌木、多年生草本为主,占所有物种的80%以上;植物物种丰富度与植物群落组成明显受到水热条件的制约。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该区物种丰富度与能量因子呈显著负相关（P<0.05）,而与水分因子呈显著正相关（P<0.05）。方差分解结果表明,水分、能量共同制约了该地区的物种丰富度,二者的共同解释率为44.3%。此外,地形因子对研究区物种丰富度也存在一定影响,能进一步提高环境因子对物种丰富度的解释率。总之,库姆塔格南缘物种组成单一、物种丰富度格局受到水热条件的共同制约,同时地形的变化也有重要影响。     

广西特有的苦苣苔科野生花卉

广西地处热带和亚热带交汇地区,气候高温多雨,植物生长旺盛;加之境内山岭纵横,岩溶地形广泛发育,苦苣苔科植物种类特多.我国特产有28属,广西特有属8属,特有种66种.这些植物的花冠奇特美丽<唇形花冠>,一些种类的叶质肥厚浓绿,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同时多数种类常野生在山谷溪边的岩石上或陡崖阴湿处,可以作岩石公园、假山绿化之用.作为一种野生花卉资源,有待引种和开发利用.下面仅介绍一些广西特有的种类.     

喜马拉雅山脉种子植物海拔梯度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喜马拉雅山脉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的热点研究地区,探究该地区植物海拔梯度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对揭示生物多样性形成和保护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收集整理喜马拉雅山脉11886种种子植物以及不同生长型植物(7918种草本、2587种灌木和1388种乔木)的海拔分布范围,使用最优回归模型拟合得出喜马拉雅山脉种子植物物种丰富度与谱系多样性随海拔升高主要呈现单峰形曲线,所有物种、乔木、灌木、草本植物的多样性分别在约2000、1000、1600和3000 m的海拔处达到最大值。层次分割和偏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气候和地形因素共同决定着物种的海拔梯度格局,其中年均温和年均降水量对物种海拔分布的影响较大,比表面积和地形异质性对物种海拔分布的影响较小。相较于所有物种与草本植物,乔木和灌木分布格局的构建更多受到气候与地形因素交互作用的影响。     

库姆塔格沙漠南缘植物物种丰富度格局及主要影响因素

通过对库姆塔格沙漠南缘植被进行实地调查,对该地区植物物种丰富度及其群落组成进行研究,并选取11个影响物种丰富度的气候因子和地形因子,利用PCA分析、方差分解等方法探讨气候、地形因子对物种丰富度的影响。结果显示:该区共有植物15科32属38种,植物群落种类匮乏,物种组成单一,植物生活型主要以灌木、多年生草本为主,占所有物种的80%以上;植物物种丰富度与植物群落组成明显受到水热条件的制约。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该区物种丰富度与能量因子呈显著负相关(P 0.05),而与水分因子呈显著正相关(P 0.05)。方差分解结果表明,水分、能量共同制约了该地区的物种丰富度,二者的共同解释率为44.3%。此外,地形因子对研究区物种丰富度也存在一定影响,能进一步提高环境因子对物种丰富度的解释率。总之,库姆塔格南缘物种组成单一、物种丰富度格局受到水热条件的共同制约,同时地形的变化也有重要影响。     

北疆一年生早春短命植物物种丰富度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理解植物多样性变化的影响因素一直是群落生态学和生物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大量研究显示, 植物多样性受到海拔、古气候、现代气候、土壤养分和地上生物量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然而, 很少有研究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对植物多样性的影响和相对重要性。本研究以北疆一年生早春短命植物为研究对象, 以2017年和2018年对32个样地调查的物种丰富度为基础, 通过一般线性模型和偏最小二乘通径模型分析了海拔、气候因素(年平均温度、冬季降水、2‒5月降水以及末次冰期以来2‒5月降水变化距平)、土壤养分(pH、土壤有机碳、全氮、全磷、碳氮比、碳磷比和氮磷比)和地上生物量与该类植物物种丰富度平均值的关系及其相对重要性。结果显示: (1)一年生早春短命植物物种丰富度与海拔、年均温度、2‒5月降水、末次冰期以来2‒5月降水变化距平、土壤pH、土壤碳氮比和地上生物量均呈现显著的单峰型关系, 而与冬季降水之间表现为先降低后增加的变化趋势, 表明该类植物多样性同时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2)海拔、气候因素和土壤养分不仅对该类植物物种丰富度存在显著的直接影响, 也可通过改变地上生物量进而对其物种丰富度产生间接影响; (3)这些因素中, 气候因素是影响一年生早春短命植物物种丰富度的最主要影响因素, 其次分别为地上生物量、海拔和土壤养分。海拔、土壤养分、气候因素及地上生物量共同驱动了北疆地区一年生早春短命植物丰富度的变化。     

不同环境类型对华北落叶松分布的潜在影响

植物分布-环境因子之间的关系是生态学、生物地理学研究中一个核心问题。采用最大熵物种分布模型,选取气候、土壤和地形3类环境类型中33个因子,对气候、气候-土壤、气候-地形、气候-土壤-地形4种环境组合对华北落叶松在河北省、山西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的分布预测进行建模和检验。利用ArcGIS空间统计,划分华北落叶松分布适宜区,并制作分布适宜性等级图。结果表明,不同环境类型组合对华北落叶松分布影响的训练集和检验集的AUC值在0.965-0.983之间,均达到极准确的精度水平。在影响华北落叶松分布的主导因子上,气候、气候-土壤两种环境类型组合均为最热月的最高温度、温度的年较差和季节性温度变异,累计贡献率均达到74%以上,而气候-地形、气候-土壤-地形两种环境类型组合中海拔和坡度的影响最大,分别为48.8%和51.8%。在影响华北落叶松适生区（中、高、极高适宜区）面积上,气候、气候-地形两种环境类型组合差异不大,分别为102583km²和100698 km²,而气候-土壤、气候-土壤-地形两种环境类型组合影响下的华北落叶松适生区面积出现显著下降分别为57134 km²和66754 km²。最大熵模型能够很好的预测华北落叶松分布,地形因子能明显改变单一气候因子对华北落叶松分布的预测结果,虽然土壤因子对落叶松分布格局的影响不大,但在适宜性、尤其是中等以上适宜区分布上,其影响作用显著。以上结论可为华北地区的生态修复和落叶松可持续经营提供依据。     

地形对植物的影响

地形是地表各种形态的总称.按形态可分为平原、丘陵、山地、高原、盆地等;按成因可分为构造地形、剥蚀地形、堆积地形等;按规模可分为大地形、中地形和小地形等.地形的起伏会改变气候和土壤条件,所以,地形对植物的生长和分布有很大的影响. 海拔高度的影响海拔逐渐升高,气温相对下降.在通常情况下,海拔每升高100米,温度下降0.6℃,雨量在一定高度上增多.因此,从山麓到山顶可以清楚地看到植物群落变化的情形.人们把这种分布叫垂直分布.例如江西庐山,一山独峙,凌空而起,山上山下气候迥然     

广西金花茶新植物

<正>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环境保护办公室根据国务院城乡环境保护部的指示,于1984年组织了由广西植物研究所、广西环境保护研究所和广西林业勘测设计院等三单位派员组成广西金花茶植物资源调查队,对区内金花茶资源进行较系统的调查研究,我们在调查中发现了上述金花茶新植物,现报道于下。     

排序法在植物群落与环境关系研究中的应用述评

自然环境对植物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气候、水文、土壤及地形方面。大尺度上,气候类型明显影响植物的带状分布与物种空间格局;中小尺度上,土壤、水文、地形以及三者的交互作用影响植物生长必需的环境与资源条件,并对植物群落物种多样性起决定性作用。多元数量分析是研究植物群落生态关系的重要方法,在揭示植物群落与环境关系方面起到关键作用。排序法作为数量分析的重要手段,经常在植物生态学研究中扮演重要角色,尤其是在植物群落分布以及群落结构方面的应用已形成一种趋势。主要从植物群落分布以及群落结构的角度综述了当今排序法的应用,分析了面临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未来可能发展方向,以期为今后排序方法的选择应用提供参考。     

Araceae of Mulu National Park. I. Four new species of Schismatoglottis (Araceae)

Four new species of Schismatoglottis are described and illustrated from Mulu National Park in Malaysian Borneo: Schismatoglottis fossae (Patentinervia Clade), S. roseopedes and S. serratodentata (Calyptrata Clade) and S. pellucida (currently unplaced but likely in the Multinervia clade). A brief summary is provided of botanical exploration at Mulu, notably where pertinent to aroid botany.     

广西现代植物分类学研究的发展

广西现代植物分类学研究历史可以区分为３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欧洲、美洲人研究广西植物分类时期。第２个时期开始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是中国植物学家研究广西植物分类时期。第３个时期是建国以后。在这一时期中,广西植物分类学家在我国兄弟所和同行支持下,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包括发表了许多在农、林、医药等方面有重要价值的新种,研究了广西植物区系,出版了广西植物志第一卷等书。有些广西植物学家还参加中国植物志的编著,描述了若干个科的植物。     

论我国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 以任务带学科构建国家植物园迁地保护综合体系

植物园诞生的原初是“皇家”或“国家”意志的产物, 植物园的概念从公元前2,800年我国的“神农本草园”起源, 至今已历经沧桑巨变, 而西方文艺复兴后演替出了现代植物园。科研、保护、教育与示范四大功能始终是植物园的主线。植物园作为专门从事野生植物收集、科学研究、引种驯化和保护利用的专业研究机构, 始终肩负着国家的重要使命。本文系统综述了植物园的起源与演变, 并对世界各国的国家植物园与国家植物园体系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分析。在对我国植物园历史与发展概况总结的基础上, 论述了我国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的定位与目标、区域布局、科学研究、人才队伍、基础设施等五个方面的思考, 以任务带学科构建我国国家植物园迁地保护综合体系。     

The search for new industrial crops

Advances in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have produced an ever-increasing pressure for new and different raw materials to keep pace with changing industrial needs. Many new and useful properties of plants may be discovered through the modern chemistry and technology of utilization research. The U. 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s search for new industrial crops is a coordinated botanical and utilization research program.     

Systematics,Taxonomy, and the New Flora of the Bahamian Archipelago

A history of botanical exploration in the Bahama Archipelago is given, and is presented in three sections. The first section begins with the earliest botanical collections in 1700 by Thomas Walker and describes, in chronological order, botanical collections made up to 1920, when Britton and Millspaugh published the first Bahama flora. The second section chronicles botanical research in the archipelago after 1920, up until the publication by Correll and Correll of the Flora of the Bahama Archipelago in 1982. The third section describes plant research in the archipelago between 1982 and the present day. Following a brief rationale for the need for a new flora, the present research toward the flora is discussed, and an example of changes in the flora since 1982 is presented, with changes in the fern flora tabulated.     

广西热带稀有濒危植物迁地保护地域探讨

对广西热带稀有濒危植物在广西及邻近省份植物园的引种保育进行对比研究。结果表明:大部分树种在热带和南亚热带可以正常生长,通过适当的保护措施,部分树种在中亚热带的桂林可以保存。低温和霜冻是广西热带稀有濒危树种能否成功保存的主要限制因素,因此,在引种保存过程中要注意防寒和树种的选择,以提高迁地保护的有效性。     

植物园发展的动向

对国内外植物园近十余年来发展的动向进行评述,列举了近年来一系列重要的植物园国际会议与重大活动,指出当前国际植物园工作的中心任务首先是物种保护。总结和分析我国植物园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存在问题以及在园貌建设上与国际先进植物园的差距。这些差距主要表现在：（１）植物的收集量;（２）活植物数据的积累;（３）罕见植物的引种;（４）现代技术的应用。作者最后提出,我国植物园发展应把握的几个主要问题是：（１）既是多功能全方位发展,又应各具特色;（２）生物多样性是植物园永恒的主题;（３）植物园应着重物种迁地保护的研究和实践;（４）植物园应重视栽培和利用植物并着重以药用植物为对象。     

国家植物园植物文化建设与植物多样性保护和管理

生物文化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植物园的形成和发展在历史长河中处处体现着人类因物质和精神需求而形成的植物文化。现代植物园在植物迁地保护上虽然做出了卓越贡献,但其植物文化的建设稍显滞后。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开展过程中,传统文化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作用越来越被重视。在此背景下,该文探讨了生物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之间紧密联系、共同演化的关系,回顾了早期植物园和我国古典园林中植物文化的体现; 通过对全球3 085个现代植物园主要功能的分析,发现开展了民族植物学研究的植物园占比7.36%,开展了保护生物学研究的植物园占比11.18%,制定了植物保护计划的占比17.18%,从而揭示了现代植物园保护功能的提升和文化功能的弱化。基于当前植物园植物多样性有效保护中对植物文化建设的需求,该文进一步分析了我国植物园植物文化建设的不足,主要包括:(1)植物物种多样性信息中植物文化信息数据不足;(2)对生物多样性保护中传统知识惠益分享的考虑欠缺;(3)缺少以文化展现植物多样性的主题园。在此基础上,该文聚焦国家植物园植物多样性保护和管理的目标,从植物多样性保护和利用、惠益共享、公众参与3个层面对国家植物园体系中的植物文化建设提出了建议,以期为我国建设具有中国生态文明特色的国家植物园体系提供参考。     

植物引种驯化对近500年人类文明史的影响及其科学意义

近500年来, 植物引种驯化及其广泛栽培深刻改变了世界农业生产的格局, 对促进人类社会文明进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无论在西方殖民地发展史还是在我国明清发展史中, 每一种重要栽培植物的成功引种和驯化, 都对历史进程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活植物收集是植物园的核心和“灵魂”, 传承了现代植物园几个世纪科学研究的脉络和成就。活植物收集是植物园科学研究的基础和支撑平台, 也是当前和未来发展的根本。基于活植物收集的植物园研究工作具有多学科综合的特征, 既对基础生物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也与经济繁荣、社会发展和人类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John Locke’s seed lists: a case study in botanical exchange

This paper give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four seed lists in the journals of John Locke. These lists provide a window into a fascinating open network of botanical exchange in the early 1680s which included two of the leading botanists of the day, Pierre Magnol of Montpellier and Jacob Bobart the Younger of Oxford. The provenance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lists are assessed in relation to the relevant extant herbaria and plant catalogues from the period. The lists and associated correspondence provide the main evidence for Locke’s own important, though modest contribution to early modern botany, a contribution which he would have regarded as a small part of the broader project of constructing a natural history of plants. They also provide a detailed case study of the sort of open and informal network of knowledge exchange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that is widely recognised by historians of science, but all too rarely illustra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