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承鲁先生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978年～ 1 982年期间邹承鲁先生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物系副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物系的一些老师 ,如蒋巧云、黄婉治老师 ,早年都曾经在邹先生实验室进修过 ,邹先生为中国科技大学师资队伍的建设作出了贡献。我最早知道邹先生是在 70年代中期 ,在生物物理所进修期间 ,那时我与邹先生的一位研究生住在同一宿舍 ,她对我说“邹先生对学生特别严格 ,每天早上邹先生都是第一个到实验室 ,到实验室后首先要检查学生的实验记录。”这件事给了我很深的印象。1 998年是科大建校 40周年校庆。邹先生来科大参加校庆活动 ,并对师生作了报告。我记得…     

谈胰岛素的人工合成

<正>20世纪50、60年代,我国科学家人工合成胰岛素成功。这项工作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提出来的。在那时要在实验室人工合成以胰岛素为代表的蛋白质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有很大的风险。然而值得庆幸的是,通过许多人的共同努力,这项工作并没有半途而废,而是胜利地完成了。我虽然有幸自始参加这个工作,然而并未至终。因此我的回忆只限于我所经历的事和接触的人。如有出入请当事人和知情人指正。     

光合磷酸化机制研究的发展

光合作用的研究是一个既有重大理论意义又具有重大应用前景的课题。1957年制订我国自然科学远景规划时,这个课题才提到日程上来。殷宏章先生为发展我国自然科学,在我所领导创建了光合作用实验室,开辟了对光合作用机制的研究领域。 50年代,Calvin等阐明了光合碳循环需要ATP提供能量之后Arnon,Frenkel等分别发现离     

怀念我亲爱的父亲

12月 2 2日晚上 ,我像往常一样到医院看望了父亲并谈了一些有关工作上的事情 ,等到他安详地休息后 ,我离开医院去实验室做实验。我万万没有想到 ,这竟成了我和父亲最后的会面。 2 4日凌晨 ,父亲匆匆地离去了。至今 ,我仍然沉浸在巨大的震惊和悲痛之中。来自海内外的 2 0 0多封唁电、信函如雪片一样 ,从四面八方飞来。 1月 5日 ,50 0多人 ,顶着寒风 ,伫立在八宝山大礼堂外 ,等待着给父亲送行。泪水遮挡了我的双眼 ,但往事却一幕幕出现在眼前。勤奋一生思报国　　父亲生活的年代 ,跌宕起伏 ,是今天许多年轻人难以理解的时代。正是经历了太多的…     

梦的开始——我的初次苔藓调查

正2007年,我顺利考取了山东师范大学植物学的研究生。由于是本校生,研究生考试刚刚结束,我就进入赵遵田教授主持的山东师范大学苔藓地衣实验室进行学习了,比其他同学提前了半年多来了解实验室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生生活。     

分子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简介

分子生物学是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开始蓬勃发展的学札 它是促进生命科学在新的基础上飞速前进的领先学科,也是近２０多年来生物工程兴起的源泉。 为了在分子生物学领域开展国内外的学术交流和合作研究,获得高水平的成果和吸引人才,国家计委和中国科学院于１９８４年组织专家组论证,并决定在中科院上海生化所设立分子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筹建后,实验室于 １９８６年通过验收,１９８７年正式对外开放。这是国家在生命科学研究领域设立的第一个重点实验室。 １５年来,实验室历经三届,分别由张友尚研究员、敖世洲研究员和林其谁研…     

我知道的爱德华和梅-布里特

<正>1984年,我到奥斯陆大学神经生理学研究所进修,两年内在P·安德森教授的指导下顺利完成了几个研究课题,由他推荐,经过医学系和校长办公室批准取得了在奥斯陆大学申请博士学位的资格。1988年10月,我回安德森实验室准备论文并完成论文答辩,这一次我见到了新来实验室的莫塞尔夫妇。爱德华是个瘦长小伙子,梅-布里特中等身材,两人都是典型的北欧人相貌,为人随和热情,讲英语带挪威口音。我们在同一个实验室相处了三     

谈高中生生命科学学习策略能力的培养

一、学生去实验室迷路等现象(一)事件:学生去实验室迷路2006年,我上高一的生命科学课,第一次让学生做实验。事先已经告诉学生生命科学实验室是在实验楼的二楼。上课的时候,我早早来到了实验室等候学生,学生陆陆续续来了,最后还缺少几个,一直到上课铃声响过五分钟以后才姗姗来迟。问最后来的同学,你们为什么迟到了?他们居然说迷路了。课后再详细询问原因,发现了问题。     

第一个阿片受体克隆成功

谢国玺博士最近从人胎盘中克隆出一个具有阿片结合活性的受体,这是第一个克隆成功的阿片受体。阿片受体的存在最早是于70年代初基于药理学实验提出的,以后许多实验室又对阿片受体的生化特性做了大量的研究,并纯化出一些不同分子量的阿片受体,进一步证实了阿片受体的存在。尽管这些实验室一直在致力于阿片受体的     

湖南师范大学鱼类发育生物学研究室

湖南师范大学鱼类发育生物学研究室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从事淡水鱼及其它水生经济动物生殖生理和育种研究。在刘筠院士领导下,该研究室在多倍体鱼育种、四大家鱼、龟、鳖、蛙、大鲵等的繁殖和育种厅面开展大量系统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了突出成绩：该研究室属于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湖南省重点实验室,也是教育部多倍体鱼繁殖及育种技术工程研究中心。     

Michael Rossmann的中国结:我与Rossmann的初次相识

“如果这故事不是Dorothy Hodgkin亲口告诉我们,没有什么人会相信的”,普渡大学的Michael Rossmann以肯定的口气对我说。这是1980年,我第一次访问他在West Lafayette的实验室。我们正在一个很舒适的餐厅用早餐,一边享用着他最喜欢的苹果酱,一边看着园里的野兔子在灌木下穿行。他是在说关于诺贝尔奖获得者Dorothy Hodgkin在一个国际会议上宣布了中国科学家在20世纪70年代关于胰岛素晶体结构的研究成果。这项重要的成果是在中国还深陷于文革的动乱中取得的,而且当时也只有少数几个国家的科学家（包括Michael Rossmann）解出了屈指可数的几个蛋白质的结构......     

在学习、教学和科研生活中享受人生

我从小学到大学,随后四年的研究生学习,接着参加了医学院校的生物化学教学和研究工作.上世纪80年代初有幸出国进修和工作,归国后仍然一心一意从事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的教学和科研,其间虽然也担任了一些社会工作,如多种学术团体的理事\常务理事\理事长,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学术委员,国家知然科学基金委的评审委员,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多种生命科学领域学术刊物编委,等等.     

萎缩中的糯稻圈

我是60年代末出生的人,在朦胧的记忆中,我还记得我的家乡—从江县下江镇平江村,在70年代生产队时期,我们村坝子田虽然都种了籼稻品种,但占全村田面积40％左右的山;中田、梯田,仍广泛种植传统糯稻系列品种。     

生物防御十大突破性里程碑

美国媒体近期总结了检测和抵御传染病领域的10个历史性的里程碑。1）19世纪60年代,巴斯德发展的细菌理论可能是医学上最重要的突破。1879年他制成了第1个实验室针对鸡霍乱的疫苗。     

两种微生物的新的基因组序列

本期《自然》杂志发表了常见的粉色面包霉菌Neu rosporacrassa的基因组序列草稿 ,这种生物在上个世纪2 0年代被当作一种实验室用微生物 ,自上个世纪 40年代以来在遗传实验室中被用作一种模型生物。该基因组所编码的蛋白是裂殖酵母的两倍 ,只比果蝇少 2 5 %。在另一篇论文中 ,研究人员对N .crassa基因组的甲基化成分做了分析。N .crassa很适合研究DNA甲基化 ,部分是因为它可在没有甲基化的情况下存活。甲基化的基因似乎是转位子的遗迹 ,会发生由重复段诱导的点突变 ,后者是一种防卫机制 ,即通过使复制的序列突变而将它们剔除两种微生物的…     

贯彻教学大纲精神 切实加强实验教学

贯彻教学大纲精神　切实加强实验教学费维重（安徽省巢湖地区教研室２３８０００）如何加强实验教学,是中学生物教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我认为在加快实验室建设步伐,加强实验室管理的同时,应紧抓教师演示实验、学生分组实验和实验课的考查３个环节,以实现教学大纲关...     

懒猴姑娘LV

大家好,我叫雅各布,今年9岁,我的家庭成员是爸爸、妈妈还有我和妹妹。我的妹妹长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浑身毛茸茸的,体重只有1.5千克。没错,它是一只猴而不是人。因为人家是个小姑娘,所以我就干脆把它当妹妹喽。有时候,它会住在爸爸的实验室里,有     

科学之游戏规则 成长经历

入门生物学一个人的生活中有很多偶然和必然。对我来说,学生物纯属偶然,但后来从事生物学研究却有很多必然。由于父母都是语文教师,所以从小我就受到一些文学的熏陶。初中和高中我的语文成绩一直是所有功课中最好的。然而,上世纪70年代末是重理轻文的年代,大家接受的一直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样的观念。因此,在1978     

弗里茨·阿·李普曼——生物活性物辅酶A的发现者

1953年,同三羧酸循环的发现者汉斯·克雷布斯分享诺贝尔生理学奖的是弗里茨·阿·李普曼(Fritz Albert Lipmann,1899-1986).他俩早在甘年代就同时在德国柏林威廉皇家科学院生物研究所工作.李普曼在一楼迈耶霍夫(Otto Meyerhof,1881-1951)实验室,克雷布斯在四楼瓦伯(Otto Warburg,1883-1970)实验室,这两个实验室在生物化学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分解代谢、酶及辅酶和生化能力学等方面作出了卓越成就,     

生物医学工程的研究范围

“生物医学工程”这个词汇蕴含了三个专业领域的相互影响：生物学（最广义的范围讲是基于物理学和化学的一门基础科学）、医学（治疗疾病的科学）和工程学（设计及建造对人类有用的物品的科学）。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被任命组建一个实验室,这个实验室需要结合这三大学科,并致力于听觉研究。在过去的50年中,我们的实验室（由麻省理工大学、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及麻省眼耳医院共同管理）树立了一个优秀的范例,证明虽然有一些实际的困难,科学家、临床医师和工程师们仍然可以很好地合作。我们的经验之一是,往往一些最成功的发现是基于对基本科学知识的发展,而不是来源于对特定临床需要的靶向性研究。然而,“研究与发展”常常需要有技术创新教育背景,并能与数个领域的专家充分交流的特殊工作人员。因此,在目前这个环境与社会问题需要传统意义上非生物医学工程领域的技术专家的时代,生物医学工程师的培养问题及资源应如何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分配的问题的探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