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塘、可可西里无人区野牦牛种群数量和分布现状

野牦牛(Bos grunniens)是青藏高原特有的大型有蹄类动物, 主要分布在西藏羌塘, 青海可可西里、三江源, 新疆阿尔金山等地的高海拔生境。我们于2012-2014年在西藏羌塘和青海可可西里对野牦牛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实地调查, 并且估算西藏羌塘地区野牦牛种群在11,222-21,072头之间, 可可西里野牦牛种群数量在659-1,793头之间。据本次野外调查和历史文献资料显示, 自20世纪90年代起, 中国野牦牛种群数量逐年增长, 但是其分布区面积却逐步缩减, 目前仅分布在几个相对孤立且远离人类居住地的高寒区域。随着全球气候变化与青藏高原人类活动的加强,野牦牛的生存现状依然严峻, 我们仍需加强对青藏高原特有物种的保护。     

青藏高原高寒荒漠区藏羚生态廊道识别及其保护状况评估

青藏高原高寒荒漠区是以藏羚、藏野驴和野牦牛等为代表的濒危有蹄类野生动物全球的主要分布区域,然而该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所带来的人为干扰,往往对上述濒危有蹄类迁徙廊道产生干扰及阻隔效应.基于最小费用距离路径原理及其Linkage Mapper模型,本研究模拟识别了青藏高原高寒荒漠区藏羚种群的潜在廊道分布,并依据主要自然保护区(阿尔金、可可西里和羌塘)和廊道之间的关系,将潜在廊道划分为封闭廊道(保护区内部廊道)、连通廊道(保护区之间廊道)、开放廊道(保护区与其外部非保护区区域之间廊道)和外部廊道（保护区区域之外的廊道）4种类型,并比较了它们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受扰状况.结果表明：尽管青藏高原高寒荒漠区有蹄类生境及其廊道总体保护状况仍相对较好,但日益增强的人为干扰对连接主要保护区之间部分廊道生态功能的干扰和影响不容忽视;目前划片分区式保护区管理模式不利于对以藏羚羊为代表的濒危有蹄类迁徙廊道进行有效的整体性保护,未来需要建立基于生态完整性和廊道连通性,整合上述3大保护区,建立青藏高原高寒荒漠保护区网络体系,打破保护区间的行政边界割裂和管理体系分割,通过建立保护区之间信息、资源共享以及保护措施的统一协调机制,实现整个高寒荒漠区生态系统、高原珍稀濒危物种的统一保护管理,提升高寒荒漠保护区的整体保护效率.     

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基于野牦牛、藏野驴、藏羚羊适宜栖息地的生态容量估测

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了以野牦牛(Bos mutus)、藏野驴(Equus kiang)、藏羚羊(Pantholops hodgsoni)为代表的青藏高原特有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但是近年来野生动物数量的快速增长引发了栖息地退化的问题,科学量化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各类栖息地对野牦牛、藏羚羊、藏野驴的生态容量,并提出相应的野生动物管理措施,是实现保护区可持续管理的根本途径。本文应用遥感技术和地面调查相结合的方法,系统分析了保护区内野牦牛、藏野驴和藏羚羊的栖息地需求,建立了植物生物量和NDVI的关系模型,结合三类野生动物的食性分析,估测了适宜栖息地(高寒草原、高寒荒漠草原、高寒草甸、高寒荒漠)为三类野生动物提供的可食植物量,推算了适宜栖息地和整个保护区可以承载三类野生动物的生态容量。结果表明: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内野牦牛、藏野驴和藏羚羊的适宜栖息地面积分别为31866.07、24035.51、24035.51 km~2,三类野生动物的适宜栖息地之间相互重叠,藏野驴和藏羚羊的适宜栖息地基本相同;全保护区内,高寒草原、高寒荒漠草原、高寒荒漠和高寒草甸分别提供了3944.91×10~4、3126.32×10~4、138.19×10~4、564.49×10~4kg可食植物量;结合三类野生动物的栖息地重叠程度及食物需求量分析,得出阿尔金山保护区的最大生态容量为野牦牛7951头/a、藏野驴6907头/a、藏羚羊27094只/a;结合三类野生动物对食物资源的占有率估计,得出阿尔金山三类野生动物的生态容量变幅为野牦牛3976—7156头/a,藏野驴3454—6216头/a、藏羚羊13547—24385只/a。根据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各类栖息地对三类野生动物的生态容量,提出适当控制藏野驴种群数量、增加藏羚羊种群数量的建议,以促进野生动物种群数量的持续增长和栖息地的有效保护。     

新疆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东部大型兽类数量和分布

2003年12月对阿尔金山保护区东部的6种大中型兽类进行了数量和分布状况的考察,发现藏野驴和藏羚羊的数量较以往数量有一定程度的增加,而野牦牛的数量有所下降,藏原羚、狼、赤狐的数量相对比较少。根据样线调查法计算,估计东部地区的藏野驴约8309只,藏羚羊1603只,野牦牛985只,藏原羚214只。从目前的调查看,有限的食物资源及人为因子（盗猎、开矿和围栏等）可能是制约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增长的主要因素。     

海南省尖峰岭保护区海南特有两栖类分布和种群密度调查

2005年8月、10月和2006年3月、7月,4次对海南省尖峰岭自然保护区的两栖类进行了专项调查,共发现海南特有两栖类8种,样带法计算种群数量最大的是细刺蛙（681只／km^2）,依次为脆皮蛙（376只／km^2）、小湍蛙（298只／km^2）、海南溪树蛙（207只/km^2）、海南湍蛙（90只／km^2）、海南疣螈（31只／km^2）、鳞皮厚蹼蟾（12只／km^2）、眼斑小树蛙（4只／km^2）。建议保护区对这些特有种开展长期的种群数量监测和分布范围调查。     

青海省唐古拉山地区有蹄类数量的初步调查

青海省唐古拉山地区集中了青藏高原的三大动物——藏野驴(Equus hemionus Kiang)藏羚羊(Procapra picticaudata)和野牦牛(Bos grunniens),此外,藏原羚(Pantholops hodgsoni)也是高原地区特有种。了解有关这些动物的数量很有必要。1985年10月22日至11月10日,由林业部组织联合考察队对本区的野生动物进行了初步的数量调查。唐古拉地处青海西南部,行政上属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管辖,平均海拔在4000—5000米。主要的大型有蹄类是野驴和藏羚羊,野驴每群2—71只不等,藏羚羊最大的一群达279只。大部分动物都集中在公路两侧雪较浅的地方。…     

羌塘地区草食性野生动物的生态服务价值评估——以藏羚羊为例

随着羌塘草原野生动物种群规模的扩大,草食性野生动物与家畜争夺草场的矛盾愈来愈突出.生态补偿无疑是解决这一矛盾的重要途径之一,而进行野生动物的生态服务价值评估是建立生态补偿标准的基础.通过羌塘地区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现状调查和人群支付意愿调查,并采用直接市场法和虚拟市场法,对西藏自治区羌塘地区草食性野生动物藏羚羊的生态经济价值进行了评估.把藏羚羊的生态经济价值分为利用价值包括商业价值、游憩娱乐价值、维持生物多样性的价值、教育美学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以及非利用价值包括存在价值、遗产价值、选择价值两大类.对野生动物生态价值的评估结果表明,羌塘地区藏羚羊的生态服务价值高达7.51亿元/a.其中,藏羚羊的利用价值为6.35亿元/a,非利用价值为1.16亿元/a.也就是说,羌塘地区15万只藏羚羊每年产生的生态服务价值远高于羌塘自然保护区涉及的6个县域2007年的总产值4.79亿元.     

青海省野牛沟地区主要兽类的数量与保护

作者于１９９０～１９９２年在青海省中部未受保护的野牛沟地区进行以有蹄类物种为重点的野生动物考察。考察结果表明：藏羚羊、藏原羚、野牦牛和岩羊的数量都超过１０００只,藏野驴约８００只,盘羊近２５０只,白唇鹿未估计数量。对其他１０种兽类也进行了考察。尽管有法律保护野生动物,但偷猎行为并没有得到控制。因此,必须尽快建立野牛沟自然保护区或野生动物管理区。     

青海省可可西里地区几种有蹄类动物的食物重叠初步分析

2005年7月和2006年1月,应用粪便显微组织分析法测定了可可西里地区的藏野驴、藏羚、藏原羚、野牦牛,以及家牦牛和藏羊在冷季(1月)和暖季(7月)的食物构成.用Schoener's Index计算了这些同域分布动物种间的食物重叠度.结果表明,藏野驴分别与藏羚羊、野牦牛、藏原羚在暖季的食物重叠度各为63.0%、48.4%和24.1%,在冷季的重叠度为别为71.6%、42.0%和11.4%;藏羚羊与野牦牛、藏原羚在暖季的食物重叠度分别为52.0%和33.4%,其在冷季的食物重叠度各为50.3%和29.3%;野牦牛与藏原羚在冷暖季的食物重叠度分别为13.1%和15.9%.在可可西里地区吲域分布野牛有蹄类动物种间,藏原羚与其他有蹄类动物食物重叠较少,而藏羚羊、藏野驴、野牦牛之间则存在不同程度的食物重叠,且随季节不同而变化,反映了这些动物之间复杂的竞争和共存关系.此外,家牦牛和藏羊均与这些野生有蹄类动物存在高度的食物重叠.     

山西五鹿山保护区褐马鸡种群密度调查

1997年12月－1998年3月对山西五鹿山保护区的褐马鸡种群密度进行了调查。越冬期和繁殖期的种群密度分别为12．67只／km^2和7．39只／km^2。通过对三个地区繁殖密度的比较,发现五鹿山地区繁殖种群密度偏低。这可能与该地区栖息地的质量日益恶化有关。     

西藏羌塘自然保护区与人类活动有关的藏羚、藏野驴和藏原羚密度

1999年,2000年和2002年,在西藏西北部的西藏羌塘自然保护区分别沿三条横跨该自然保护区的长度为750-860km的东西向样线估计了藏羚(Pantholopshodgsoni)、藏野驴(Equuskiang)和藏原羚(Procaprapicticaudata)密度(每平方公里个体数)和遇见率(每平方公里遇见个体数)。在低海拔(4500-4700m)地区,藏羚、藏野驴和藏原羚数量很少,在那些人类活动强度高或中等的地区,藏羚、藏野驴和藏原羚的数量也极少,以致无法估计密度或遇见率。在高海拔(4700-5200m)地区,藏羚和藏野驴数量在那些人类和家畜活动强度低的地区,数量总比那些中等人类活动强度的地区高,尽管藏羚的数量差别比藏野驴小。藏原羚的情形不一样,在人类活动强度低或中等的地区的遇见率相仿。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差别可能与这些动物的生境偏好有关。看起来,藏原羚、其次是藏野驴比藏羚更能耐受人类和家畜的活动。注意到这三种动物在人类和家畜活动低的地区的结果方差都大,表明三种动物在有人类和家畜活动低的地区与在那些中等人类和家畜活动地区的分布相反的成群分布。三年中有蹄类动物遇见率的模式都相似,在调查期间有蹄类动物种群没有波动的趋势     

有机无机肥配施提高麦-稻轮作系统中水稻氮肥利用率的机制

采用盆栽试验,研究了有机无机肥配施对麦-稻轮作系统中水稻氮素累积动态和土壤氮素供应动态的影响,并从微生物学角度探讨了有机无机肥协同提高水稻氮肥利用率的机制.结果表明：有机无机肥配施处理的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氮和矿质态氮在水稻分蘖期前低于化肥处理,而在抽穗期至灌浆期显著高于其他处理.土壤氮素供应动态与水稻吸收利用氮素规律吻合程度最高,促进了水稻产量、生物量和氮素累积量的增加,显著提高了水稻的氮肥利用率.其主要机制是有机无机肥配施促进了土壤微生物繁殖,使其在水稻生育前期固持了较多的矿质氮,在水稻生育中、后期这些氮素逐渐被释放以供水稻吸收利用,较好地满足了水稻各阶段生长发育对氮素养分的需求.     

青藏公路对藏羚羊、藏原羚和藏野驴活动的影响

2003年8月和2004年8月,在可可西里国家自然保护区通过实地调查,分析了青藏公路运营对藏羚羊(Pantholops hodgsoni)、藏原羚(Procapra picticaudata)和藏野驴(Equus kiang)行为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藏野驴对青藏公路形成了回避,其在距路基1 001～2 000和2 001～3 000 m区域内的种群密度显著高于0～500 m的区域(P＜0.05);青藏公路对藏羚羊、藏原羚的行为活动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干扰,尤其是对藏羚羊,其在距路基0～500 m区域内的行为活动与距路基2000 m之外的区域具有极显著差异(P＜0.01).同时,因其群体数量大,个体通过公路所花费的时间长,需要很长的车辆行驶间隔才能通过公路,故受车辆运输的干扰最大,无法顺利通过公路.研究还发现,在白天的不同时间段,藏羚羊、藏原羚在公路附近的数量分布与各时间段内的车流量呈极显著负相关,这有利于其穿越公路,说明野生动物通过自身的适应和行为调节可以减少环境改变所造成的影响.     

Influences on mammals frequency of use of small bridges and culverts along the Qinghai–Tibet railway,China

Understanding the use of small bridges and culverts by wildlife to cross the Qinghai–Tibet railway will aid in the design of wildlife crossing structures for similar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From 2014 to 2016, 36 infrared cameras were placed inside 14 small bridges and 11 culverts along the Qinghai–Tibet railway to determine the structures’ effectiveness as wildlife passages. Thirteen species of mammals were found to use the small bridges and culverts to cross the railway. The crossing rates for all mammal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for small bridges than for culverts. Tibetan antelope (Pantholops hodgsonii), Tibetan gazelle (Procapra picticaudata), kiang (Equus kiang), and wild yak (Bos mutus) preferred small bridges over culverts to cross the railway. In contrast, mountain weasel (Mustela altaica) and Asian badger (Meles leucurus) preferred culverts to cross the railway. The crossing rates of all mammals, particularly Tibetan gazelle and woolly hare, were positively influenced by structure width. Structure height had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wild yak, but structure length had a negative influence on kiang. The distance to the highway had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 crossing rates of all mammals, particularly wild yak and woolly hare. Human use of the structures had no influence on the crossings of most mammals except for common wolf. We suggest that road design schemes include large and open crossing structures to benefit most species with limitations on human activities near wildlife passages.     

交通设施对可可西里藏羚季节性迁移的影响

本文基于对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内藏羚跨越青藏公路及青藏铁路的监测结果,初步探讨了公路及铁路对藏羚季节性迁移的影响。观测结果显示,目前对藏羚迁移的主要干扰因素为：交通设施自身的屏障作用、人为活动、公路交通流量、未清理施工现场及未恢复植被等。本文通过对野生动物通道的使用情况监测和对不同通道形式的使用评价,为未来铁路建设和野生动物通道的优化提供了科学依据。     

青藏高原高寒荒漠区藏羚适宜生境识别及其保护状况评估

藏羚作为青藏高原高寒荒漠区濒危有蹄类动物的典型代表,其生境保护对于维持其种群存续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考虑食物、地形、水系等藏羚关键生境因子及道路、居民点等人为干扰因子,基于生境适宜性模型,对青藏高原高寒荒漠区藏羚的潜在及有效生境适宜性进行了模拟分析.同时,基于保护比例及单位面积对适宜生境的捕获效率,评估了研究区内阿尔金山、可可西里和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及其各功能分区的保护情况.结果表明： 青藏高原高寒荒漠区潜在和有效适宜生境面积分别为2.84×10⁵和2.08×10⁵ km²,人为干扰造成的生境退化达16.1%.其中,阿尔金山、可可西里和羌塘保护区所覆盖的潜在适宜生境面积分别为2.01×10⁴、3.13×10⁴和1.26×10⁵ km²;考虑道路、居民点等人为干扰因素,其有效适宜生境面积分别为1.75×10⁴、2.81×10⁴和9.95×10⁴ km²,上述干扰因素导致的生境减损率分别为12.9%、10.2%和21.1%,表明羌塘道路、居民点等人为干扰相对较严重.尽管目前该区域3大保护区保护了藏羚2/3以上的适宜生境,体现了良好的保护效率,但仍存在一定游离于保护体系之外的保护空缺.在保护区功能区划水平上,除核心区外,缓冲区和实验区的保护比例和保护效率也不容忽视.为强化对藏羚等濒危有蹄类的保护,有必要在保护区和功能分区水平上对现有保护体系进行优化调整,减少保护空缺、优化功能分区,提高保护体系对生境保护的有效性,并预先保护物种适应气候变化的潜在庇护所.     

Mitochondrial genome sequence of the Tibetan wild ass (Equus kiang)

The Tibetan wild ass, or kiang (Equus kiang) is endemic to the cold and hypoxic (4000-7000?m above sea level) climates of the montane and alpine grasslands of the Tibetan Plateau. We report here the complete nucleotide sequence of the E. kiang mitochondrial genome. Our results show that E. kiang mitochondrial DNA is 16,634?bp long, and predicted to encode all the 37 genes that are typical for vertebrates.     

可可西里地区藏羚羊、藏原羚和藏野驴的营养生态位

2004年8月,在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的楚玛尔河至五道梁一带观察藏羚羊、藏原羚和藏野驴的行为活动,并收集其粪便,运用粪便显微分析法对其食性进行研究,计算3种动物的营养生态位宽度和营养生态位重叠指数.结果表明：藏羚羊、藏原羚和藏野驴所采食的植物种类基本相似,但在食谱中所占的比例不同,禾本科植物在藏羚羊、藏原羚和藏野驴的食谱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58.7%、44.57%和9228%.藏羚羊、藏原羚和藏野驴的营养生态位宽度分别为0.878、0.735和0.695.藏羚羊和藏野驴、藏羚羊和藏原羚、藏野驴和藏原羚的营养生态位重叠值(FT)分别为0.869、0.985和0.785.结合藏羚羊、藏原羚和藏野驴的生态习性,从营养生态位的角度探讨了它们之间竞争与共存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