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口潮下带春季大型底栖动物的群落结构

2005年4月对长江口全区域潮下带共10个采样站位的大型底栖动物进行了调查。调查采获大型底栖动物38种,分属5个生态类型,种类数较少,河口外缘站位种类数多于口内站位。各站位大型底栖动物的平均丰度为32.9个/m²、平均生物量为5.035 g/m²(湿重);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相比,平均生物量显著降低;口外缘站位的总丰度和总生物量均高于口内站位。环境因子相关分析表明,盐度是决定长江口大型底栖动物种类分布最重要的环境因子。群落聚类、标序分析显示,春季长江口潮下带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空间分异明显,完全符合目前长江口支、港、槽“三级分汊”的空间格局。其中,北支的大型底栖动物以混合高盐水种类为主,而南支则以淡水和半咸水种类为主。南支的南北槽分界处内外站位的群落差异也由盐度决定,因为靠近口内的群落均受长江冲淡水影响较大;而口外站位群落则受咸淡水影响。南支的南北港分界点内外的群落差异则主要受长江来水的影响,原因在于处在港分界点以内的群落所在区域,直接受长江来水的冲刷,底质环境极不稳定;而港、槽分界点之间的群落所在区域由于河口上段的诸多明暗沙体的阻挡,水势较为稳定,所以底质环境较稳定,从而使得港、槽分界点之间的群落出现了更多的沙蚕等底质环境类型种类。     

湛江红树林保护区大型底栖动物的群落结构

目的：对广东湛江红树林保护区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及其与红树植物群落、环境因子的关系进行分析。方法：用大型多元统计软件PRIMER对采样调查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种群的相对重要性存在着地点和季节的差异。聚类和非参数多变量标序分析显示,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存在季节差异;相似性分析检验表明动物群落结构季节间差异极显著（P〈0．01）,不同剖面的动物群落结构差异也极显著（p〈0．01）;相关检验分析表明,群落结构季节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P〈0．05）。相似性百分比分析表明由于某些大型底栖动物优势种的数量存在较大的季节波动,造成群落结构季节间的差异。相关检验分析表明两个红树剖面春季和夏季大型底栖动物的种类丰度和生物量均与对应的红树植物群落特征、环境因子测定值呈显著或极显著相关（P〈0．05或P〈0．01）;生物一环境分析显示,两个红树剖面的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均与土壤机械组成、pH、盐分、有机质含量、湖位线和红树植物群落相关。结论：研究表明,季节、底质、潮位线和红树植物群落是影响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变化的主要因子。     

大亚湾大型底栖动物的群落结构

利用2004年3月、5月、9月和12月的大型底栖动物定量采样数据,对大亚湾大型底栖动物的群落结构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大亚湾大型底栖动物大致可分为3个群落,分别分布于湾顶及湾中大部分海域、湾中部和湾口海域,湾中部海域群落的变化较为显著.大型底栖动物整体群落结构的季节变化总体较小,但雨季对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的影响较大,存在较明显的干湿季差异.大亚湾海域生态环境受到明显的扰动,处于扰动状态中的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稳定性较差;湾顶和湾中大部分海域内的群落Ⅰ,为大亚湾的主体群落,以软体动物为主,种类组成单一、季节变化小,以小鳞帘蛤Veremolpa micra和粗帝汶蛤Timoclea scabra 为特征种.该群落的稳定性最差,处于较强烈的扰动之中;稳定分布于湾口的群落Ⅲ稳定性最好,未受到扰动,以多毛类为主,种类组成较为复杂、变化较大;湾中部海域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变化较为复杂,主要变化区域为马鞭州附近海域.该群落系经强烈的人为扰动后,经次生演替而形成的新群落,其种类组成的季节变化非常显著,各季的种类几乎完全不同,群落的独立性和抗干扰能力均较弱;与1980's相比,大亚湾大部分区域内大型底栖动物基本保持了原有的群落,但群落稳定性大幅下降,群落的分布范围和种类组成发生较大程度的改变,主体群落组成呈明显的简单化趋势.在人类活动影响下,湾内同一区域内群落完全演替、湾中部海域出现新的群落.     

长江口互花米草生长区大型底栖动物的群落特征

2005年对长江口潮滩湿地互花米草（Spartina alterniflora）生长区不同季节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特征的研究表明：长江口互花米草生长区的大型底栖动物有21种,其中甲壳纲10种、多毛纲5种、腹足纲5种、辨鳃纲1种。主要种类有拟沼螺（Assiminea sp.）、背蚓虫（Notomastus latericeus）、尖锥拟蟹守螺（Cerithidea largillierli）、中国绿螂（Glauconome chinensis）、钩虾（Gammaridae sp.）等。食性功能群均以碎屑食者和植食者为主。大型底栖动物平均栖息密度为(650.5±719.2)个/m²,标准误主要是由于北湖的拟沼螺密度很大。栖息密度从大到小的顺序为沿河口梯度从内到外分布的北湖边滩、崇明东滩、金山卫边滩。大型底栖动物群落分布不均匀,沿河口梯度变化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栖息密度和物种多样性在夏季最高,冬季最低。大型底栖动物平均生物量为(20.8±6.1)g/m²,季相变化为夏季>秋季>春季>冬季。BIO-ENV分析表明沉积物粒径和盐沼高度是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特征的主要影响因素。不同研究结果的差异除了时空因素外可能与互花米草的种群动态有关。加强不同时间尺度的研究有助于正确评价互花米草对大型底栖动物的影响。     

长江口北支大型底栖动物群落周年变化特征

分析了长江口北支滩涂大型底栖动物的群落结构和多样性变化特征。共采集大型底栖动物78种,包括环节动物7种、软体动物23种、节肢动物28种、脊索动物18种、其它两种,全年优势种有8种。密度为0.08 ind/m^2（1月）-1.24 ind/m^2（7月）,生物量为0.006 g/m^2（2月）-0.58 g/m^2（5月）,Margalef丰富度指数（D）为0.82（1月）-3.88（7月）,Pielou均匀度指数（J）为0.60（9月）-0.86（1月）,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H＇）为1.59（2月）-2.76（10月）。底栖动物密度与环境因子进行相关性分析显示,北支潮间带的大型底栖动物群落按照盐度、沉积特征等不同可分为3组,盐度和温度是影响底栖动物群落分布的主导因子。     

长江口附近海域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特征

利用2002年9月在长江口附近海域进行的大型底栖动物定量采集样品,采用物种优势度计算方法和大型多元统计分析软件PRIMER,研究了该海域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的优势种组成和物种多样性、生物量和丰度、群落等级聚类分析(CLUSTER)和非度量MDS标序以及群落受污染扰动情况。本次调查共获得长江口附近海域大型底栖动物154种,其中多毛类环节动物60种,甲壳动物30种,软体动物28种,棘皮动物25种,其它类群动物11种。群落中优势种的地位都不明显,只有虫(Listriolobussp.)、豆形短眼蟹(Xenophthalmus pinnotheroidesWhite)、拟单指虫(Cossurella dimorphaHartman)为相对重要的种类。栖息种数、平均生物量和丰度以及3个多样性指数H′、D和J的空间分布无明显的规律,在122°E以东海域呈不连续的斑块或镶嵌状分布。群落结构聚类分析和MDS标序表明,20个取样站的群落结构相似性程度都非常低,为10%-30%,仅有A12和E4两个站Bray-Curtis相似性系数达到50%。ABC曲线表明,近长江口的A4站和A14站的底栖动物群落已有受到一定程度的轻微污染扰动的趋势;而距长江口较远的P9和P5两站ABC曲线状况正常,表明该处的大型底栖动物群落尚未受到干扰。     

渤海中、南部大型底栖动物的群落结构

在对渤海中、南部大部分海区 3个航次的大型底栖动物现存量、生产力和物种多样性研究的基础上 ,对群落结构及其与环境因子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 ,种群的相对重要性存在着年份和季节的差异 ,与大型底栖动物群落关系最为密切的环境因子为水深和底层水中的硝酸盐浓度。底层水中的 NO3-N和 PO4-P含量、N∶ P值及大型底栖动物的类群组成显示 ,渤海已成为典型的富营养化海域 ,有些群落已有受到污染或富营养化扰动的趋势 ,但总体上污染尚未给研究海域的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带来明显影响。与 2 0世纪 80年代初相比 ,渤海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组成发生了一些变化 ,高速的富营养化进程、渔业活动的加剧以及底栖动物捕食者的改变 ,可能是造成变化的原因     

胶州湾潮下带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的季节变化

胶州湾位于山东半岛南岸, 是黄海深入内陆的半封闭天然海湾, 底栖动物种类丰富。本文根据2014年2、5、8和11月4个航次(冬、春、夏、秋)的调查资料, 采用优势度指数, 物种多样性指数、丰富度指数、均匀度指数, Bray-Curtis相似性聚类和非参数多维标度排序(NMDS)方法, 分析了胶州湾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的季节变化特点。各航次共采集大型底栖动物199种, 其中多毛类79种, 甲壳动物47种, 软体动物40种, 棘皮动物17种, 其他类群16种。各季度优势种有变化亦有重叠, 以多毛类为主。2014年度胶州湾大型底栖动物的年平均丰度为209.85 ind./m², 最高丰度出现在秋季, 最低出现在春季; 年平均生物量为79.22 g/m², 最高生物量出现在夏季, 最低出现在春季。物种多样性指数(H')变化范围为2.16-2.86, 物种丰富度指数(D)变化范围为2.79-3.72, 物种均匀度指数(J)变化范围为0.58-0.82。聚类分析结果显示, 4个航次的群落相似性系数均较低, 分布格局存在季节性变化。近年来, 伴随海岸带开发及人类活动的持续影响, 胶州湾底栖生境的稳定性受到一定的威胁, 建议继续开展长期连续的监测, 探索有效的综合治理措施, 使胶州湾海洋生态系统能够持续健康的发展。     

2011-2020年长江口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变化趋势

对2011—2020年夏季长江口48个站位的大型底栖动物定量监测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研究长江口海域底栖生物群落时空结构演变特征。结果表明,近10年长江口海域共鉴定大型底栖动物284种,其中多毛类128种,占总种数的45.1%,甲壳类64种占22.2%,软体动物56种占19.7%,棘皮动物16种占5.6%,其他类合计20种。平均生物密度为(79.5±45.9)个/m²(年份变幅14.7—195个/m²)。平均生物量为(5.20±3.25)g/m²(年份变幅1.01—10.11g/m²),多毛类、软体动物、甲壳类是生物密度和生物量组成的主要类群。十年期间种类数、生物密度和生物量均呈现明显上升趋势,口外区贡献最突出。四个监测区域(南支、北支、杭州湾、口外)的优势种差异大。丝异须虫Heteromastus filiformis在各年份的优势种中出现的频度显著最大。总体来看,长江口监测区域大型底栖动物群落自然演变趋势向好。三项多样性指数统计结果表明,口外区大型底栖动物种类组成多样性水平显著高于口内三个区。生物群...     

长江口互花米草生长区大型底栖动物的群落特征

2005年对长江口潮滩湿地互花米草(Spartina alterniflora)生长区不同季节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特征的研究表明:长江口互花米草生长区的大型底栖动物有21种,其中甲壳纲10种、多毛纲5种、腹足纲5种、辨鳃纲1种.主要种类有拟沼螺(Assiminea sp.)、背蚓虫(Notomastus latericeus)、尖锥拟蟹守螺(Cerithidea largillierli)、中国绿螂(Glauconome chinensis)、钩虾(Gammaridae sp.)等.食性功能群均以碎屑食者和植食者为主.大型底栖动物平均栖息密度为(650.5±719.2)个/m2,标准误主要是由于北湖的拟沼螺密度很大.栖息密度从大到小的顺序为沿河口梯度从内到外分布的北湖边滩、崇明东滩、金山卫边滩.大型底栖动物群落分布不均匀,沿河口梯度变化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栖息密度和物种多样性在夏季最高,冬季最低.大型底栖动物平均生物量为(20.8±6.1)g/m2,季相变化为夏季＞秋季＞春季＞冬季.BIO-ENV分析表明沉积物粒径和盐沼高度是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特征的主要影响因素.不同研究结果的差异除了时空因素外可能与互花米草的种群动态有关.加强不同时间尺度的研究有助于正确评价互花米草对大型底栖动物的影响.     

长江口湿地三个演替阶段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特征

2001—2005年对长江口新生沙洲九段沙(上沙、中沙、下沙)盐沼演替序列不同阶段[盐渍藻类阶段(SA)、海三棱草(Scirpusmariqueter)—草(Scirpustriqueter)阶段(MT)、芦苇(Phragmitesaus-tralis)—互花米草(Spartinaalterniflora)阶段(AA)]的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的物种数、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Pielou均匀度指数、密度及生物量都是MT>AA>SA。SA、AA优势种的生活型分别是底内型、穴居型;MT优势种的生活型是底上附着型和穴居型。不同沙洲相同盐沼演替阶段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都较为相似,盐渍藻类阶段的相似性最高;不同演替阶段间差别明显,SA和AA间差别最大。不同盐沼演替阶段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特征的明显差异,既反映了环境沿盐沼演替序列的梯度变化,也体现了不同盐沼对底栖动物群落作用的差别,同时也显示了大型底栖动物对不同盐沼演替阶段生境的适应。     

夏、秋季长江口及毗邻海域浮游动物的分布与变化

浮游动物在整个海洋生态系统中起着非常重要的调控作用,它通过摄食控制浮游植物的数量和分布,同时又是许多经济鱼类的主要饵料,因而其分布与变化可以直接影响渔业资源状况[1,2].     

嵊泗海岛不同底质潮间带春秋季大型底栖动物的群落格局

于2006年9月(秋季)和2007年4月(春季)对嵊泗海岛的不同底质潮间带断面设立的8个取样站采集的调查资料,采用ABC曲线方法和大型多元统计分析软件PRIMER5对嵊泗海岛大型底栖动物进行Bray-Curtis相似性聚类分析和非度量MDS标序,研究群落结构格局以及用物种多样性指数、物种均匀度和物种丰富度指数分析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物种多样性和群落种类组成,并对大型底栖动物的群落结构进行了初步研究。调查获得嵊泗海岛的不同底质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130种,其中多毛类31种,软体动物57种,节肢动物32种,棘皮动物4种,其它类6种。春、秋季嵊泗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多样性指数(H′)(F1,13=0.10,P=0.75)、物种丰富度(D)(F1,13=0.66,P=0.43)和均匀度指数(J)(F1,13=0.33,P=0.58)均无显著差异;不同底质嵊泗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多样性指数(H′)(F1,13=14.28,P<0.01)、物种丰富度(D)(F1,13=14.07,P<0.01)存在显著差异,而均匀度指数(J)(F1,13=1.62,P=0.23)无显著差异。群落结构聚类分析和MDS标序表明,8个取样站的群落可分为3组(Ⅰ、Ⅱ和Ⅲ组)。根据所调查嵊泗海岛潮间带的丰度和生物量资料做的ABC曲线分析表明,底栖动物群落受到了中等程度的污染或者扰动。     

长江口海三棱藨草带生长季大型底栖动物群落变化特征

2006年4—11月对长江口崇明东滩海三棱藨草(Scirpus mariqueter)带大型底栖动物群落进行了定位调查研究。每月1次采用样方法对大型底栖动物和植被进行同步取样;在鉴定、计数和生物量(干重)测定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了多样性测度以及聚类、排序等统计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生长季内海三棱藨草带大型底栖动物的多度和生物量整体呈上升趋势,但是月间存在一定波动变化,9月份多度最高,平均为1536ind/m2,10月份生物量(干重)最高,平均为21.60g/m2;不同月份优势类群组成、多度及生物量特征存在明显差异,瓣鳃类仅在部分时段表现出优势特征。物种数整体呈V字型变化特征,在8月份达到最低值。由于种间个体数量分布的变化滞后于整体物种数的变化,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Pielou均匀度指数的峰谷变化滞后于物种数变化,即物种数在5月份达到最低,而多样性及均匀度指数在6月份达到最小值。海三棱藨草带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的月间变化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水文(包括水动力条件)以及植被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在不同时期主导因子或者不同因子协同作用不同。它们的直接影响是导致底栖动物种类组成、多度变化,进而改变整体生物量和多样性特征。     

Seasonal and interannual variation of subtidal fish assemblages in Wakasa Bay with reference to the warming trend in the Sea of Japan

A bi-monthly underwater visual census was conducted in the subtidal habitat of Nagahama, Wakasa Bay, Sea of Japan, over 5 years from January 2002 to December 2006. A total of 83 fish species and 63,328 individuals were recorded over 120 1-h visual censuses composed of three 2 × 200 m transects. The number of both total individuals (abundance) and species (richness) were strongly correlated with the bottom-water temperature. Species richness was greatest in summer (July–September), with 10–20 species per 400 m², when the sea-bottom temperature was highest (24–28°C), and lowest in winter (January–March), with 1–8 species per 400 m², when the temperature was lowest (10–12°C). Five species, i.e., rockfish, Sebastes inermis, wrasse, Pseudolabrus sieboldi, two species of goby, Acentrogobius pflaumii and Tridentiger trigonocephalus, and pygmy filefish, Rudarius ercodes, were frequently observed and present in more than 200 of the total of 360 total transects. While the presence of most fish species was dependent on water temperature, some species were independent of water temperature, including anchovy, Engraulis japonicus, S. inermis, wasp fish, Hypodytes rubripinnis, A. pflaumii and pufferfish, Takifugu poecilonotus. Jack mackerel, Trachurus japonicus, was the most abundant fish, being most typically seen from spring through autumn, with a total of 21,850 individuals observed over the whole census period. Some species showed strong annual fluctuations in abundance. The interannual stability in fish abundance and species richness was probably because the fish assemblage was composed of a sufficiently large number of species, but with the number of each species fluctuating over time. A comparison of the present survey to one in 1970–72 revealed that over the last 30 years southern fish species hav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whereas those indigenous to northern waters have decreased.

乐清湾红树林和光滩大型底栖动物群落比较研究

2004年5月,对浙江乐清西门岛的人工红树林及周边滩涂进行大型底栖动物调查,共发现大型底栖动物18种,隶属6门7纲15科;主要是软体动物,节肢动物和环节动物.底上生活类群(groupofsurface,GS)种类数少于底内生活类群(group of surface below,GSB)种类数.通过在红树林、幼红树林和光滩三种生境的调查发现,幼红树林群落结构组成介于红树林和光滩之间,三种生境的大型底栖动物密度分别为452ind·m^-2,310ind·m^-2,620ind·m^-2,生物量分别为40.53g·m^-2,44.80g·m^-2和42.75g·m^-2.红树林区底栖动物的优势种为可口革囊星虫Phascolosoma esculenta和难解不等蛤Enigmonia aenigmatica.三种生境中,红树林的生物多样性和均匀度最高,优势度最小,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可能与红树林生境的复杂化有关.     

Trophic structure of macrobenthos in the Tagus estuary and adjacent coastal shelf

The trophic structure of benthic communities in the Tagus estuary and adjacent coastal shelf was characterized according to a functional guild approach, based on sampling surveys conducted between 1987 and 2000. Macrobenthic organisms were assigned to seven distinct trophic groups (herbivorous, filter feeders, surface deposit feeders, subsurface deposit feeders, carnivores, filter feeders/detritivores, carnivores/detritivores) and the dominance of these groups was related to environmental variables using multivariate ordination techniques. Surface-deposit feeders were numerically dominant in the Tagus estuary, making up 52% of the benthic communities, while in the adjacent coastal shelf the assemblage was dominated by both surface-deposit feeders and filter feeders (37% and 33%, respectively). When biomass was considered, filter feeders and filter feeders/detritivores were the dominant groups in the estuary, while for the adjacent coastal shelf filter feeders represented 83% of the total biomass. Salinity, depth and sediment composition were the main factors structuring spatial distribution. Surface-deposit feeders were the most abundant macrobenthos of the upper estuary. Surface deposit feeders also dominated the middle and the lower estuary but the proportion of filter feeders as well as other trophic groups increased with salinity. Generally, a more even distribution of trophic structure was found at stations with high salinity. In the adjacent coastal shelf, the trophic diversity decreased with depth. The trophic structure revealed that filter feeders dominated in abundance and biomass in shallow sandy sediments (<25 m), while in deeper sandy mud and muddy habitats (>50 m to 260 m), deposit feeders and carnivores were the most important groups in abundance and biomass, respectively.     

珠江口及邻近海域大型底栖动物多样性随盐度、水深的变化趋势

利用2006年7-8月(夏季)、2007年4-5月(春季)和2007年10-12月(秋季)珠江丰水期、平水期和枯水期3个航次在南中国海北部珠江口附近海域4条由河口、近岸到深水区调查断面的数据, 研究大型底栖动物多样性由河口-近岸-深水的变化趋势及与环境因子的关系。春季、夏季和秋季分别获得大型底栖动物273、256和148种, 各季节均以环节动物种类最多, 节肢动物次之。大型底栖动物种类数、丰度、生物量和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均由河口向近岸海域升高, 再由近岸向外海深水区降低。Pielou均匀度深水区最高, 其次为近岸。河口和深水区大型底栖动物k-优势度曲线位于近岸浅水域曲线之上, 表明生物多样性由河口向近岸升高, 而由近岸向深水则降低。大型底栖动物与环境因子Pearson相关性分析表明, 春、秋季大型底栖动物种类数、丰度和生物量与水深呈显著的负相关, 秋季种类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也与水深呈显著的负相关性, 而夏季仅生物量与水深呈显著的负相关; 春、秋季大型底栖动物种类数、生物量、丰度、多样性指数和种类均匀度与盐度的相关性不显著, 但是夏季大型底栖动物种类数、丰度、多样性指数和种类均匀度与盐度呈显著正相关。单位面积(0.2 m²)内, 珠江口及邻近海域大型底栖动物在近岸浅水区较深水区和河口生物多样性高, 且生物量丰富。     

Zooplankton distribution and dynamics in a temperate shallow estuary

The spatial, temporal and tidal dynamics of the zooplanktonic community of the Mondego estuary was studied from January 2003 to 2004. The monthly sampling procedure included the measurement of hydrological parameters (salinity, temperature, Secchi transparency, chlorophyll a and nutrients) and the collection of zooplankton with a Bongo net of 335 μm mesh size. Zooplankton composition, distribution, density, biomass and diversity were determined. The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 revealed the existence of a spatial gradient with the upstream sampling stations, associated to high values of nutrients, in opposition to the downstream stations characterized by higher salinity and transparency values. The Copepoda was the main dominant group and Acartia tonsa revealed to be the more abundant taxon.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dynamics of zooplanktonic communities analysed by non-metric MDS showed the existence of four assemblages of species-sites, reflecting differences in zooplankton composition between both branches of the estuary.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abundance, biomass and diversity of the zooplanktonic community are strongly influenced by the hydrological circulation pattern and by direct or indirect human impacts that occur in each branch. The northern branch is dominated by the river flow suffering from regular dredging activities and the southern branch is dominated by tidal circulation suffering from an ongoing eutrophication process.     

长江口及其邻近海域渔业生物的群落结构特征

根据2006年6月、8月和10月对长江口及其邻近海域渔业生物的底拖网调查数据,对该海域渔业生物的群落结构特征进行了分析.调查中共捕获渔业生物207种,主要是以暖温性和暖水性的种类为主,冷温性种类细纹狮子鱼和黄鮟鱇等也出现在调查中并成为优势种.渔业生物的多样性有所升高,种类的更替加快,部分洄游种类已成为历史记录.经济价值低、个体小、年龄结构简单和营养层次低的类群在长江口及其邻近海域占据优势地位.调查捕获渔业生物的种类数明显高于20世纪80年代相应月份的种类数,但是渔业生物的渔获率和个体数仅占80年代调查的8%左右.渔获率比较高的区域主要分布在调查区域的北部、中部及河口区域,但是渔业生物的多样性指数分布与之相反,因此在具有相对均质高多样性的群落结构条件下很难维持高渔获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