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BES框架下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区域评估及政策经验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为人类的生计和良好的生活质量奠定了重要基础。然而,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在全球范围内的持续下降使自然对人类的贡献大幅降低。多尺度评估能够说明不同尺度下生物多样性的现状, 有利于制定适合区域特点、符合国情的决策建议。2013年12月,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ntergovernmental Science-Policy Platform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 IPBES)通过第一轮工作方案, 决定开展“区域/次区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评估”(简称“区域评估”), 即评估亚洲-太平洋(简称亚太)、美洲、非洲以及欧洲-中亚四大地理区域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区域评估报告及其决策者摘要已在IPBES第六次全体会议上(2018年3月, 哥伦比亚麦德林)审议通过。本文概述了四大地理区域的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取得的进展、面临的主要危机和机遇, 探讨了评估对其他国际进程的影响, 综合分析了各区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特点以及各区域评估结果的差别, 总结了评估的政策经验, 以期为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科学参考。     

中国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指标体系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是生态系统管理与决策制定的重要依据,指标体系是开展评估的主要工具。中国在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指标体系建设方面,由于没有形成统一的指标体系和技术方法,导致不同区域间的评估结果可比性差,区域和国家尺度上的集成研究难以开展。因此,构建一套适用于中国国家尺度的科学化、系统性和规范化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指标体系,便成为当前迫切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本文参考国内外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评估的主要研究成果,在充分考虑"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结构—过程与功能—服务"级联关系基础上,建立了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指标体系构建的主要原则,构建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指标体系。     

基于选择实验的三江平原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价及偏好异质性研究

维持与保护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定量评价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经济价值已成为当前生态学领域研究的前沿课题。以三江平原湿地为研究对象,应用选择实验法,选取湿地面积、生物多样性、水源涵养和自然景观等4项湿地属性,运用随机参数Logit模型(RPL)对其进行货币化评价,并结合潜在分类模型(LCM)证实并解释公众对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偏好异质性。研究结果显示: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依次为水源涵养湿地面积生物多样性自然景观。对于维持当前各项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总价值为14.61亿元/a,改善价值为98.58亿元/a。此外,研究发现受访者可分为资源偏好型、景观偏好型和价格敏感型等3个潜在类别,不同类型的群体对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存在不同偏好;女性和更高学历的受访者更偏好于资源保护,高收入和到景区旅游次数多的受访者更偏好于景观保护,而教育和收入水平越低的受访者更倾向于选择价格较低的湿地管理方案。研究有助于湿地可持续管理政策的优化设计,为相关环境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     

基于SolVES模型与游客偏好的生态系统服务社会价值评估——以太白山国家森林公园为例

生态系统服务社会价值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传统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多以经济价值评估为主,对社会价值评估较为罕见。本文以太白山国家森林公园为研究对象,基于SolVES模型对其美学、生物多样性、生命可持续、精神等10种社会价值进行空间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1)公园的热点区域集中于研究区内中、高山区,以大爷海和拔仙台最为密集;2)游客偏好程度较高的美学、生物多样性、生命可持续和精神价值较高点主要集聚在高山区,其社会价值指数与地理环境条件之间的关系与各社会价值类型较高点的空间分布相关联;3)男女游客对社会价值空间分布评估结果与社会价值总体评估结果相一致,但在研究区内海拔低于3500 m的区域有细微差异。Sol VES模型在评估山地森林公园生态系统服务社会价值方面具有良好效果,其可信度较高,应用前景广阔。     

国际生物多样性研究科学计划与热点述评

生物多样性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近年来不断加剧的人类活动,对生物多样性造成了严重破坏.已有研究表明,地球上的物种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丧失.为了遏止这种状况,目前,世界上许多国际组织和国家都对生物多样性及其相关问题展开研究,并制定了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的法规和战略计划,也采取了许多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行动.DIVERSITAS是国际全球环境变化(GEC)四大研究计划之一,也是生物多样性领域最大的国际科学计划, DIVERSITAS于2001年开始启动了第Ⅱ阶段研究并确定了新的核心研究计划和跨学科交叉网络计划.世界自然保护联盟(The World Conservation Union,IUCN)在2008年发布了<塑造可持续的未来:IUCN 2009～2012年计划>,提出了5个优先主题领域.欧盟于2006年通过了一项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新战略--<2010年及未来阻止生物多样性丧失:人类福祉的可持续生态服务>.此外,很多国际/国家基金组织还发起了一些全球性的生物多样性计划,如国际海洋生物普查计划、生命之树计划、国际生命条码计划等.本文对上述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研究的国际计划予以概要介绍和评述,并指出当前国际上生物多样性研究的主要热点,即:生物多样性变化与生态系统功能;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评估;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长期动态监测;生物多样性的评价指标等.     

生物多样性适应气候变化的国家政策和措施: 国际经验及启示

气候变化已成为威胁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主要因素之一, 许多国家已经意识到必须提高本国生物多样性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一些国家出台了国家战略, 采取增加连通性、改进现有保护区域的管理和恢复措施等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措施, 采用跨学科与跨部门协作手段加强生物多样性适应气候变化的监测和评估, 并且从制度和资金等方面加强政策措施的落实。作者对部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的生物多样性大国的生物多样性适应气候变化的相关政策和措施进行了梳理, 并结合我国现状提出以下建议: (1)把生物多样性适应气候变化作为国家整体适应战略中的优先措施之一; (2)将提高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恢复力作为适应气候变化的基础性原则; (3)整合并完善国家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 参考国际通行标准制定信息和数据收集标准, 并且尽快对气候变化下我国生物多样性脆弱性开展全面且持续的评估。     

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关系、权衡与管理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是人类生存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服务退化问题已经成为继气候变化之后的又一个全球性环境热点问题。生物多样性是生态系统生产力、稳定性、抵抗生物入侵以及养分动态的主要决定因素,生物多样性越高,生态系统功能性状的范围越广,生态系统服务质量就越高越稳定。目的是探讨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关系:(1)明确了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过程、功能、服务之间的关系;(2)生物多样性在生态系统服务中的角色:生物多样性在不同的空间尺度通过各种形式的运行机制与生态系统服务产生联系,生物多样性是生态系统过程的调节者,是巩固生态系统服务的一个重要因素,生物多样性也是一种终极的生态系统服务,并在遗传和物种水平上直接贡献了其利益和价值;(3)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和协同关系的研究可以更好的帮助管理人员做出有利的决策和保护工作,也是制定规划和适应策略以减少生物多样性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的基础;(4)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的关系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尺度上是不恒定的,有必要共同确定生态系统服务和生物多样性的空间格局,以有效和可持续的进行生态系统管理;(5)虽然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系统管理还存在许多不确定性,但相关理论应该在管理、保护和恢复生态系统中发挥重要作用。研究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领域,以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系统服务提供之间的协同作用。希望对相关领域的研究有所帮助。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2014–2018年工作方案解析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ntergovernmental Science–Policy Platform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IPBES)是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推动下成立的第一个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科学界和决策者之间的沟通平台,目的在于推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系统服务。IPBES第二届全体会议(2013年12月,土耳其安塔利亚)上通过的2014–2018年工作方案,是IPBES成立以来的第一个工作计划。本文介绍了该工作方案框架和4个主要目标,包括开展全球范围的多尺度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综合评估,开展一系列专题和方法评估,开展能力建设,以及评估成果的发布。并根据第三届全体会议(2015年1月,德国波恩)上细化的工作方案内容,详细介绍了各项目标的组成、交付成果及时间安排。IPBES通过2014年的实践,开展了传粉和粮食生产和政策情景模拟工具等专题的评估,确定了区域尺度综合评估和土地退化和恢复等专题的评估范围。作为生物多样性领域首个政府间、跨学科、跨领域、涉及多公约的平台,IPBES将成为各国在生物多样性领域对话和博弈,以及争取本国利益最大化的平台,有利于我国相关知识和信息系统的规范与整合。为此,作者建议我国广泛参与IPBES工作,加强国内评估能力建设,包括加强国际沟通和国内协作,促进基础学科建设,鼓励专家和公众参与等。     

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指标与方法

评估、模拟和预测全球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状态、趋势及其对人类福祉的影响,是当前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研究领域的重要任务。指标和数据、模型和情景是推动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评估研究理论建设和方法集成的重要工具。但是,目前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评估的指标体系和技术方法的综合对比研究相对缺乏。因而,系统评述了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评估的概念框架、评估指标以及各类评估模型和方法的最新进展。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功能—生态系统服务—人类福祉的级联框架是极具逻辑性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框架。现有的评估指标体系和模型方法还存在很多的问题和挑战,难以充分揭示生态系统服务的形成和影响机制、服务之间的联系和作用机理,有效地指导生态系统服务管理和决策制定。然而,这些评估指标和方法可为构建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综合集成模型研究的框架提供重要的切入点。基于此,提出了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综合集成模型研究的核心内容:i)目的:基于自然—社会综合特征的情景分析确定所解决的科学问题,输出生态系统服务管理和决策制定方案;ii)内容:尺度、生态系统服务类型、生物多样性的层次结构、组分间相互关系、驱动要素、多源数据的综合分析;iii)方法:对现有的各类模型和模型组合进行比较和不确定性分析,建立符合区域实际需求的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综合制图模型库。在此基础上,建议我国应尽快发展适合中国区域特点的标准化指标体系和综合评估模型系统,定期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进行综合评估,掌握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变化趋势,提升我国在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研究领域的国际地位和话语权。     

IUCN生态系统红色名录研究进展

生态系统红色名录作为物种红色名录的重要补充,是基于生态系统水平上的生物多样性评估,对于重要生物的生境保护至关重要。当前,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将IUCN生态系统红色名录评估方法作为生态系统受威胁状况评估的正式标准,广泛应用于全球生态系统的评估,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系统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IUCN生态系统红色名录评估体系的修订和推广,其评估标准日趋完善,但生态系统制图、生态系统崩溃的概念以及实际操作层面仍面临挑战。本文回顾了生态系统红色名录的发展过程,归纳了IUCN生态系统红色名录评估方案中生境范围退化(标准A)、生境限制分布(标准B)、非生物环境退化(标准C)、生物过程退化(标准D)以及威胁定量分析(标准E)这5个指标的含义和评估过程,并围绕IUCN生态系统红色名录实际评估中面临的挑战,论述了利用遥感和生态模型可能提供的解决方案。文中指出,明确生态系统分类体系以及生态系统崩溃等基本概念对生态系统红色名录评估至关重要;尺度效应是评估过程的重要影响因素;多尺度评估是丰富生态系统红色名录空间信息的潜在方法;耦合遥感和生态模型等手段共同参与评估,是未来研究IUCN生态系统红色名录的重要方法。     

Community-based Monitoring of Fog Capture and Biodiversity at Loma Alta,Ecuador Enhance Social Capital and Institutional Cooperation

Monitoring of fog capture and bird communities helped to build social capital for conservation at Loma Alta, Ecuador and encouraged the local community to protect 3000 hectares of tropical forest. Data collected during monitoring were used to facilitate action and cooperation at local, regional,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evels for conservation of biodiversity in western Ecuador, including the designation of an Important Bird Area in the region. Through involvement with the monitoring efforts, local people became more aware of the value of ecosystem services, learned about local birds and their conservation status, became familiar with ecotourism, and began to include conservation of biodiversity with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lanning in their community. The context of monitoring, the objectives and participants, field methods, impacts in terms of conservation action, and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the two monitoring initiatives are described.     

IPBES:生物多样性科学评估将成为政策决策的驱动因素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的目的,是为了缓解生物多样性持续减退的趋势,推动政策和科学之间的互动。2012年成立至今构建了概念模型,确定了2014—2018年的工作方案。分析IPBES工作方案的4个目的和相应交付成果可以看出,通过推出不同专题评估报告,将为全球提出生物多样性相关的新问题,给生物多样性相关的谈判和履约提出新挑战。一系列区域和全球评估报告的推出,可能通过持续积累效益,引起公众和媒体的关注,使生物多样性问题迅速政治化,形成科学驱动政策决策的趋势。应对IPBES及其生物多样性相关公约的谈判,我国需要制定深入和持续参与其国际过程的策略,需要通过培养和推荐专业水平高且政治敏感的专家,参与IPBES评估报告的具体工作,从科学层面影响评估结果,把握生物多样性领域国际政策决策动向,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基础上,维护国家利益。     

面向多重生态保护目标的广东省生态系统服务退化风险情景模拟

稳定、协调、可持续的生态系统服务供给是维持区域自然生命系统、保障区域生态安全的基础。面临生态系统所受的人为与自然干扰,有必要准确评估生态系统服务退化风险,揭示区域生态安全和可持续性提升路径。现有研究多叠加所有生态系统服务以评估生态系统服务退化风险,未能面向区域生态问题或生态需求对不同类型生态系统服务进行整合。研究提出面向多重生态保护目标的生态系统服务退化风险情景模拟框架,考虑广东省生物多样性保育、水资源安全、自然灾害防范等生态保护目标,选取代表性生态系统服务类型(生境维持、水源涵养、水质净化、土壤保持、洪水缓解、热带气旋缓解),基于不同典型浓度路径情景评估2018—2035年生态系统服务退化风险。结果表明,2018—2035年广东省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空间格局基本稳定,尽管有所退化、空间异质性强。生态系统服务退化风险的情景模拟表明,面向生物多样性保育目标的生态系统服务退化高风险区位于珠三角的深圳市、佛山市和江门市,以及粤西和粤东地区的湛江市、茂名市和揭阳市;面向水资源安全目标的生态系统服务退化高风险区位于珠三角的深圳市、中山市和江门市,以及粤西与粤东地区的茂名市、揭阳市和江门市;面向自然灾...     

从景感生态学视角分析城市立体绿化内涵与功能——以深圳市为例

城市用地日益紧张,城市建（构）筑物高度不断抬升,理应赋予城市空间载体更多的生态功能。景感生态学倡导在保持、改善和增加城市生态系统服务的同时提升居民满意度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城市立体绿化具有降温、降噪、滞尘、固碳等功能,是节能减排的有效举措。通过对深圳市立体绿化实地调查和景感生态学分析,剖析了立体绿化在促进居民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及触觉等物理感知及心理认知功能方面的作用,以及增强城市生态系统服务的机理。研究表明,立体绿化是城市景感营造的有效手段,既能增强城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也能提高城市空间利用率;在增加城市绿视率的同时,丰富了居民的物理感知及心理认知。最后,讨论了景感生态学理论与方法在立体绿化中的实际应用,以及景感营造技术在城市绿色建筑中的作用,以期让景感营造技术为提升立体绿化水平,进而为促进城市绿地系统规划提供支撑。     

Biodiversity loss and the taxonomic bottleneck: emerging biodiversity science

Human domination of the Earth has resulted in dramatic changes to global and local patterns of biodiversity. Biodiversity is critical to human sustainability because it drives the ecosystem services that provide the core of our life-support system. As we, the human species, are the primary factor leading to the decline in biodiversity, we need detail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biodiversity and species composition of specific location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how different species contribute to ecosystem services and how humans can sustainably conserve and manage biodiversity. Taxonomy and ecology, two fundamental sciences that generate the knowledge about biodiversity, are associated with a number of limitations that prevent them from providing the information needed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relevance of biodiversity in its entirety for human sustainability: (1)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strategies that tend to be overly focused on research and policy on a global scale with little impact on local biodiversity; (2) the small knowledge base of extant global biodiversity; (3) a lack of much-needed site-specific data on the species composition of communities in human-dominated landscapes, which hinders ecosystem management 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4) biodiversity studies with a lack of taxonomic precision; (5) a lack of taxonomic expertise and trained taxonomists; (6) a taxonomic bottleneck in biodiversity inventory and assessment; and (7) neglect of taxonomic resources and a lack of taxonomic service infrastructure for biodiversity science. These limitations are directly related to contemporary trends in research, conservation strategies, environmental stewardship,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local site-specific conservation. Today’s biological knowledge is built on the known global biodiversity, which represents barely 20% of what is currently extant (commonly accepted estimate of 10 million species) on planet Earth. Much remains unexplored and unknown, particularly in hotspots regions of Africa, South Eastern Asia, and South and Central America, including many developing or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where localized biodiversity is scarcely studied or described. "Backyard biodiversity", defined as local biodiversity near human habitation, refers to the natural resources and capital for ecosystem services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which urgently needs to be explored, documented, and conserved as it is the backbone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se countries. Beginning with early identification and documentation of local flora and fauna, taxonomy has documented global biodiversity and natural history based on the collection of "backyard biodiversity" specimens worldwide. However, this branch of science suffered a continuous decline in the latter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has now reached a point of potential demise. At present there are very few professional taxonomists and trained local parataxonomists worldwide, while the need for, and demands on, taxonomic services by conservation and resource management communities are rapidly increasing. Systematic collections, the material basis of 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have been neglected and abandoned, particularly at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Considering the rapid increase in the human population and urbanization, human sustainability requires new conceptual and practical approaches to refocusing and energizing the study of the biodiversity that is the core of natural resourc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biotic capital for sustaining our life-support system. In this paper we aim to document and extrapolate the essence of biodiversity, discuss the state and nature of taxonomic demise, the trends of recent biodiversity studies, and suggest reasonable approaches to a biodiversity science to facilitate the expansion of global biodiversity knowledge and to create useful data on backyard biodiversity worldwide towards human sustainability.     

Linking bioprospecting with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conservation: the Panama case

The limited international resources for economic aid and conservation can only mitigate poverty and losses of biodiversity. Hence, developing nations must establish the capacity to resolve their problems. Additionally, policy-makers and donors need to obtain scientific input on issues such as global change and ecosystem services. We propose that for nations rich in biodiversity, ecosystem services derived from bioprospecting, or drug discovery, could contribute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case where unstudied samples are shipped abroad for research, the chances of obtaining royalties are infinitesimally small. Therefore developing nations will only realize benefits from bioprospecting through in-country research on their own biodiversity. Policy-makers and donors have failed to appreciate the value of this approach. In order to provide an example of the inherent links between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we initiated a drug discovery effort in Panama that emphasizes local benefit. As much of the drug discovery process as possible is conducted in Panamanian laboratories, providing jobs dependent on intact biodiversity and enhancing local research and training. In short, research, plus the spin-offs from research, provide immediate and long-lasting benefits to Panama. The connection between con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has been highlighted in publicity about the project in Panama’s urban media. This provides a constructive alternative to the perception the among the urban populace that economic development inevitably competes with conservation. In summary, our program uses biodiversity to promote human health as well as to support research capac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nservation within Panama. The program provides an example of the widely recognized but little developed concept of bioprospecting research as an ecosystem service.     

区域生态学的国际起源和研究热点

20世纪80年代以来,区域生态学迅速发展,成为生态学领域重要的分支学科。本文综述了区域生态学的国际起源、发展脉络,以及主要研究热点,对比了国内外区域生态学研究的区别以及对国内区域生态学发展的启示。分析表明,在国际上,区域生态学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域气候变化影响、生态系统服务、城市生态学、区域生态修复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由于国情以及学科发展进度不同,国内外区域生态学研究在关注问题、研究思路和研究手段上存在区别。国内区域生态学受学科起步较晚、相关数据的质、量和利用率较低及对方法和模型研究尚浅的影响,未来研究要在深度利用遥感数据的基础上,加强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学习,重点关注气候变化影响生态过程的机理、生态模型优化、全国生态系统服务评估与定价、区域生态安全以及区域可持续发展规划。     

基于N%理念的三江源国家公园区域功能优化实践

三江源国家公园是我国第一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要求实行最严格的生态保护,同时要处理好当地牧民生计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关系,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模式。本文就该国家公园所在地区区域尺度上生物多样保护最小面积与民生需求最大面积相协调的自然比例进行了探索,寻求可持续管理的途径与模式。通过国家公园区域内家畜(家耗牛Bos grunniens和藏系绵羊Ovis aries)和主要野生有蹄类草食动物(藏羚Pantholops hodgsonii、藏原羚Procapra picticaudata、野耗牛B.mutus和西藏野驴Equus kiang)的营养生态位体积和重叠,现有家畜和主要野生有蹄类草食动物的数量(分别为116.70×10^4羊单位和31.40×10^4羊单位),保障当地牧民(6.43×10^4人)基本生活需求的家畜存栏量(123.07×10^4羊单位)等核算出该国家公园需要保护的自然区域面积最低比例,即自然比例(Nature Proportion,N%),其理论值、现实值和预期值分别为90%、30%和74%。通过区域资源空间配置优化,将外围支撑区发展草产业生产的饲草资源用于“返青期休牧”模式和“暖牧冷饲两段式养殖”模式(可供饲养190 d所需饲草,即增加保护草地4.47×10^4 km^2),或用于满足当地牧民基本生活需求的家畜(可饲养60.25×10^4羊单位,即增加保护草地1.55×10^4 km^2)等优化了该国家公园N%的现实值和预期值,分别为67%和87%。不同的核算条件、方法和目的得到的N%存在较大差异。多重目标下三江源国家公园N%的核算,应考虑: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识别、生态安全屏障重点区域识别、应对未来气候变化影响保护区域识别及重要性区分、重要生态系统服务(如水资源)受益区域识别、当地牧民群众发展适宜区域识别及优先性区分、生态系统服务评估和生态系统服务商品供给量核算。合理核算三江源国家公园所在区域的N%,从而实现社会一生态系统可持续管理。     

模糊两阶段优化方法应用于东营市生态系统规划

东营市经济主要以石油化工产业为主,其占据大量的土地资源,产生大量污染物,对于当地的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土地交易机制是一种有效的规划方法,其可促进土地的使用价值从低向高转变。在实际的生态系统管理规划中,由于不可避免的误差、数据缺失而使输入参数具有不确定性,这将使确定的优化方法受到限制。将采用模糊两阶段优化方法处理系统中的模糊和随机不确定信息;同时将交易机制引入到区域生态系统规划中,通过对交易模式和不交易模式的对比,得到两种模式下的土地交易量、生态服务价值以及工业污染物排放量等。结果表明交易模式适合当前东营市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方法的提出可作为分析和处理系统中不确定性的一种有效的工具。此外,定量分析能够帮助决策者更深入的分析生态服务价值和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本研究通过区域生态系统的土地交易机制,探索可持续发展途径,为当地的经济、生态发展提供可行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