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亚洲象取食植物种类统计与分析

2016年1月至2017年12月,分别采用样线法和跟踪调查法对中国境内分布的野生亚洲象和云南西双版纳亚洲象种源繁育与救助中心的10头圈养亚洲象放养时取食植物进行调查,经分类鉴定,共收集到亚洲象取食植物111种,分属29目、42科、77属,其中新增亚洲象取食植物57种,分属于21目、32科、44属。与文献中记载的中国亚洲象植物性食物进行了汇总,统计得到新的中国亚洲象植物性食物名录,共计32目、62科、162属、240种。多样性分析结果显示,G-F多样性指数为0.84,表明中国野生及圈养亚洲象取食的植物具有较高的多样性,这些植物涉及蕨类植物门、裸子植物门和被子植物门。其中,圈养亚洲象采食植物种类共84种,西双版纳境内圈养亚洲象以禾本科(Gramineae)的甘蔗(Saccharum spp.)、玉米(Zea mays)、马唐(Digitaria spp.)、象草(Pennisetum purpureum)、粽叶芦(Thysanolaena latifolia)等为主要食物,而国内其它地方(北京动物园、广州动物园和昆明动物园)圈养的亚洲象主要饲喂高粱属(Sorghum)的高粱(S.bicolor)或苏丹草(S.sudanense)等。因此,在将来开展野生亚洲象栖息地保护、恢复及食物源基地项目规划与建设时应规避农作物和经济作物,优选亚洲象喜食、速生、生物量大的土著物种,如野芭蕉、棕叶芦、董棕、构树、重阳木、中平树、马唐属及竹类等植物,按照不同季节进行套种,为亚洲象提供更多可口食物。对于圈养亚洲象,需要设计足够面积的食物源基地供放养,补充食物种类,增加运动量,增强体质,提高其生活质量。     

西双版纳勐海县勐阿水库对亚洲象迁移活动和人—象冲突的潜在影响

2020年1—12月,采用半结构式访查法、痕迹跟踪调查法和无人机跟踪调查法相结合的方法,对拟建西双版纳勐海县勐阿水库涉及区域的亚洲象种群结构、迁移路线等进行了调查,并采用样方法和3S技术对该区域亚洲象取食植物和栖息地适宜性进行了调查和分析,以探讨拟建勐阿水库可能对亚洲象迁移活动和人—象冲突的潜在影响。结果表明：(1)拟建勐阿水库区域活动的亚洲象小种群被称为澜沧江西部种群或西双版纳勐海—普洱澜沧种群,仅由19头亚洲象(10头雄性,9头雌性)组成,有2条亚洲象迁移路线穿越该区域;(2)在研究区域共统计到亚洲象取食植物12目19科32属33种,基本能满足该象群的取食需求;(3)海拔、坡度、植被隐蔽度及食物资源等生态因子的适宜性分析结果显示,大部分区域(包括占总面积14.61%的最适生境和占总面积82.05%的相对适宜生境)都能满足该亚洲象小种群的基本生活需求;(4)2条亚洲象迁移路线中的1条将因水库建设而阻断,迫使该象群改变原来的迁移路线;(5)水库淹没区的植被将被永久破坏,原本连片的适宜栖息地也将受到进一步切割和压缩影响;(6)当食物资源无法满足亚洲象生存需求时,它们可能会选择进入可在较短时间内获得大量食物的农耕区取食农作物和经济作物,随着人流、车流大量增加,亚洲象与人相遇的概率也会大幅度增加。分析认为,拟建勐阿水库将淹没1条迁移通道,对亚洲象迁移活动造成阻碍,迫使象群改变路线,还可能导致更为严重的人—象冲突。建议在水库工程设计和建设过程中采取有效的保护管理措施,减少工程项目对亚洲象种群及其栖息地的负面影响;水库建设和管理部门、林业和草原管理部门等应加强对亚洲象活动的监测和预警,避免亚洲象肇事造成人员伤亡和更大的经济损失。     

尚勇保护区亚洲象种群数量动态、种群结构及季节分布格局

在2006 年6 月至2007 年9 月,通过种群个体识别、社区监测网络、样线调查和村寨访问等方法对尚勇保护区亚洲象的种群动态和季节性分布格局进行研究。结果显示:目前在尚勇保护区的亚洲象种群数量约为68头;拍摄到亚洲象共计347 头次,通过个体识别方法识别出亚洲象53 头,其中幼体、青少年体、亚成体和成体数量及所占比例分别为:3 (5.66%)、11 (20.75% )、15 (28.30% )、24 (45.28% ),在成体中雄性只有两头,成年象的雌雄性比为11∶ 1,高于已知国内外的其他区域。从1992 年至2007 年10 月,至少有32 头亚洲象死亡,其中确认死于猎杀的有7 头,保护区的核心区野牛河、金宝河一带是盗猎亚洲象最严重的地区。严重的盗猎和不断减少的栖息地对当地的亚洲象种群产生了巨大的威胁,也加剧了当地的人象冲突。在雨季和旱季,亚洲象各有五个核心活动区域,食物是导致雨季和旱季分布格局不同的主要因素。     

元江-李仙江流域亚洲象生境适宜性评价——基于荟萃分析和遥感大数据分析

生境适宜性评价是物种保护和生境管理与规划的基础。近几十年来,云南境内野生亚洲象数量剧增,外扩迁移事件频发,而新迁入区域生境适宜状况因物种出现点数据缺乏而难以评价,掣肘迁移亚洲象保护与风险防范应急。以亚洲象新近迁入的元江-李仙江流域为案例区,采用荟萃分析统计亚洲象生境评价因子,结合相关性分析和方差膨胀因子独立性检验,筛选出生境评价因子;基于开源遥感数据产品量化生境因子,综合主成分分析和层次分析计算生境评价因子权重,采用生境适宜性指数(Habitat Suitability Index, HSI)模型评价元江-李仙江流域亚洲象生境适宜性,并分析其景观格局。结果表明：(1)元江-李仙江流域亚洲象生境适宜性空间格局主要表现为由下游至上游呈递减趋势,最适生境主要分布于流域下游段,而流域上游段适宜生境少;(2)元江流域生境适宜性低于李仙江流域,且其生境斑块连接度更低、破碎化更严重;(3)2021年“北移象群”北迁沿程生境适宜性由西南向东北呈下降趋势。基于亚洲象生境适宜性评价结果,科学引导野生亚洲象迁入适宜生境区,以规避人象冲突,保障外迁亚洲象群及其活动区居民生命财产安全,服务于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与...     

亚洲象生境长时序变化及其对人象冲突的影响——基于融合MaxEnt与HSI模型的生境适宜性评价方法

生境变化直接关系到物种种群维持与人类安全,揭示其长期变化规律及其对人类的影响,可为物种保护与生境恢复提供科学支撑。但因受物种活动点数据获取与位置精度的局限,鲜见濒危、危险物种的长时序生境变化研究。以人象冲突频发的西双版纳勐海—普洱澜沧地区亚洲象种群(勐海—澜沧象群)活动区为例,提出融合MaxEnt与HSI模型的亚洲象长时序生境适宜性评价方法,即基于荟萃分析筛选出的15个亚洲象生境评价因子,结合近期有限的物种活动点监测数据,利用MaxEnt得到生境评价因子的贡献率,再运用HSI模型计算生境适宜性指数;利用该方法制作出研究区1988—2020年逐年时序的亚洲象生境适宜性图,以分析亚洲象生境的时空变化,将其与亚洲象肇事数据结合,进而分析人象冲突与生境变化的关联。结果表明：(1)基于物种生境偏好不变的前提,融合MaxEnt模型与HSI模型的生境适宜性评价方法可应用于物种的长时序生境评价,且基于亚洲象活动点数据从动物对生境利用的生态学视角定量获取亚洲象对各生境评价因子的偏好程度,使生境评价结果具有良好的生态可解释性;(2)目前亚洲象适宜生境面积占研究区面积三分之一(4039.76 km^...     

云南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亚洲象种群旱季生境选择及保护策略

以云南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亚洲象种群为研究对象,利用村寨调查、样线调查和3S (GIS、GPS、RS)技术对该地区野生亚洲象的栖息地状况和亚洲象在旱季对栖息地选择利用进行了初步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该地区的亚洲象偏好海拔1 000 m 以下的低海拔,坡度小于20°,坡位为平坦的沟谷和山坡的下部,坡向为东南、南、北方向的区域。偏好的植被类型是竹阔混交林和灌丛。本研究还分析了该地区自1988 ～ 2007 年20年间亚洲象栖息地的变化情况,针对目前南滚河种群及其栖息地现状提出了保护策略。     

亚洲象与竹/蕉分布隔离的生态效果及其保护对策探讨

把分布在滇南的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内的亚洲象频繁出走 ,毁坏农作物、伤害人畜的原因与自然保护区片断化以及它们与其重要采食植物黄竹、野芭蕉等分布的隔离联系起来探讨 ,由此提出了对亚洲象保护的一些措施。由于亚洲象在西双版纳几乎没有天敌 ,而且也得到较好的保护 ,其群居自 1 976年以来 ,由 1 0 1头发展至约 2 5 0头 ,自然保护区片断化和食物匮缺成为亚洲象走出自然保护区的重要原因。相反 ,在没有亚洲象控制的地区 ,黄竹和野芭蕉等以其高效的繁殖能力以及耐火烧的特性而在一些刀耕火种的弃荒地和退化生态系统迅速发展 ,成为以它们各自为优势的群落 (丛 ) ,大幅度地降低了群落的物种多样性     

云南西双版纳尚勇保护区亚洲象对栖息地的选择

以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尚勇子保护区内的亚洲象种群为研究对象, 利用村寨调查、样线调查和3S(GIS、GPS、RS) 技术对该地区野生亚洲象的栖息地状况和亚洲象对栖息地选择利用进行了初步的研究。结果表明亚洲象喜欢海拔1 000 m以下的区域, 坡度小于10°的区域, 坡位为平坦的沟谷和山坡的下部, 坡向为南、北两个方向。偏好的植被类型有竹阔混交林、灌丛和高山草甸。研究还发现尚勇保护区及周边区域亚洲象栖息地的丧失和日益增加的非法盗猎活动已经严重威胁到该地区野生亚洲象种群的生存。     

江西萍乡上栗杨家湾洞晚更新世长鼻类化石:兼论东方剑齿象–亚洲象组合

江西萍乡杨家湾1、2号洞出土了40余种哺乳动物化石,其中包括剑齿象和亚洲象,其地质时代为更新世晚期。杨家湾洞的剑齿象化石包括DP2, DP3, DP4, M1, M3, dp3, m2和m3等40余件;根据形态特征和测量数据,可将其归入东方剑齿象(Stegodon orientalis);在形态方面最显著特征是乳齿的宽/长比值较大、每个齿脊上乳突数目较少和白垩质层不发育。亚洲象化石只发现2件齿板,其特征和大小均与现生亚洲象(Elephas maximus)的一致;此外,2号洞还出土了1件门齿残段;我国南方更新世的长鼻类化石多为颊齿,门齿则报道较少;首次观察了我国化石象类门齿施氏线,其外施氏角为136°,该数值在剑齿象和亚洲象的变化范围之内,因此,仅藉此特征很难将其归入二者之一。东方剑齿象的地质分布纵贯整个更新世,但亚洲象在我国的初现时间却至今不明,其根本原因是对早–中更新世亚洲象(古菱齿象)的分类、演化问题没有很好解决;不过,在晚更新世,亚洲象已在我国南方广泛分布;依据现生亚洲象可能出现的时间判断,东方剑齿象–亚洲象组合在我国南方地区的分布时间应当是在中更新世晚期至晚更新世末期,并以晚更新世最为常见。剑齿象出现于我国南方第四纪各个时期,早更新世甚至在北方少数地点发现;真象类在早更新世期间在南方地区缺失,而中–晚更新世时却几乎遍布全国(高山地区除外)。这种时空分布上的变化,究竟是长鼻类自身演化的结果还是由环境变化所致,目前还不清楚。     

社群压力对圈养雌性亚洲象动情的影响

亚洲象是中国一级濒危保护动物,改善圈养亚洲象的繁殖状况是亚洲象保护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本研究旨在通过分析社群压力对圈养雌性亚洲象应激和动情状况的影响,从而探究圈养雌性亚洲象长期不动情的原因。通过放射性免疫法检测雌性亚洲象尿液中皮质醇、孕酮和雌二醇水平以及粪便中皮质醇和雌二醇水平,以雌激素水平反映亚洲象的动情状况,以皮质醇水平反映亚洲象的应激状态,以争斗行为和友好行为的发生情况反映圈养群体的社群压力。研究发现：(1)处于优势地位的个体表现出更多的斗争行为,处于从属地位的个体受到更多的攻击行为;(2)优势个体的皮质醇水平显著高于处于从属地位个体的皮质醇水平;(3)优势个体的雌二醇和孕酮具有小幅周期性波动,而从属个体的雌二醇和孕酮水平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波动。从本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圈养亚洲象群体中优势个体对从属个体的行为抑制可能是导致从属个体雌激素水平低,长期不能参与繁殖的原因。     

浙江菱湖一亚洲象臼齿的记述

1978年5月,浙江吴兴县文管会赠给我馆一个象的臼齿化石。随即笔者到化石产地——菱湖镇郊杨介巷大队了解。化石是在距地面3米左右的地层中发现的。这是一个亚洲象(Elephas maxi-mus)的第三右下臼齿,牙齿保存基本完整,现记述如下:     

基于土地利用变化与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的中国野生亚洲象时空迁移特征分析

2021年4月,我国15头野生亚洲象(Elephas maximus)从西双版纳一路北迁至昆明市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分析我国野生亚洲象分布区土地利用变化、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关系如何影响野生亚洲象分布,对保护亚洲象与提高当地人类福祉具有重要的意义。利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因子法和生态系统服务需求模型计算中国野生亚洲象分布区1990、2005、2015年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价值与需求指数,通过空间标准化匹配出四种生态系统服务供需模式,探究我国野生亚洲象偏好分布的供需模式。结果表明,林地、草地和耕地是最主要的土地利用类型,1990—2015年,林地、草地和耕地的面积变化率分别为1.09%、-4.82%、-4.86%。1990、2005、2015年生态系统供给总价值分别为6108.55亿元、7434.41亿元、13973.37亿元;生态系统服务需求不断提高,整体呈现中间高,四周低的分布格局。在研究的25年内,亚洲象分布于高供给-高需求与高供给-低需求区域,且有向高供给-高需求区域迁徙的趋势。     

普洱市亚洲象栖息地适宜度评价

亚洲象(Elephas maximus)属于我国Ⅰ级保护动物,在中国仅分布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普洱市的思茅区、澜沧县和江城县,以及临沧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普洱全境作为研究区域,利用野外调查数据,结合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技术,运用生态位因子分析(ENFA)模型对普洱市亚洲象的栖息地适宜度进行了评价,并预测了适宜栖息地的分布。发现:普洱市亚洲象栖息地的边际值为0.991,表明亚洲象在普洱市境内对环境变量的选择不是随机的;耐受值为0.315,表明亚洲象在普洱市境内生态位较窄,受环境条件的制约。根据模型计算得到的栖息地适宜度指数,将普洱市的亚洲象栖息地分为最适栖息地,较适栖息地,边际栖息地和非栖息地4个等级,面积分别为409.32、574.32、2909.48、38722.32 km2。最适栖息地仅占全市面积的0.96%,而非栖息地占90.86%。利用GIS和Biomapper 4.0生成亚洲象栖息地分布图,发现普洱境内最适栖息地和较适栖息地面积狭小。对最适栖息地、较适栖息地和边际栖息地进行景观格局分析的结果表明,3种类型的栖息地破碎化均十分严重,连通度较低,栖息地内受到较大程度的人类活动的干扰。因此建议在普洱和西双版纳间尽快建立野生动物生态廊道,以加强亚洲象各种群间的交流。     

西双版纳亚洲象食物源基地对缓解人象冲突的效应

建设食物源基地的目的是招引亚洲象返回保护区深处而减少周边村寨的人象冲突.2005-2010年对勐养子保护区食物源基地内亚洲象活动的监测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亚洲象在基地的活动规律,结合基地周边村寨的亚洲象肇事情况,研究了基地对亚洲象和周边村寨的影响,以探讨基地对缓解人象冲突的效应.结果表明:基地提供大量食物招引亚洲象,对缓解人象冲突有一定作用;亚洲象在基地活动的月节律和日节律与当地农作物的播种、成熟时间以及日常劳作时序基本一致;食物匮乏时,亚洲象取食引种的外来植物王草,或是进入周边村寨取食作物,并出现距离基地越近,亚洲象肇事越严重的现象.因此,认为食物源基地建设应格外关注其位置布局和更恰当的植物配置.     

亚洲象的行为策略：大象与人

亚洲象(Elephas maximus L.)在国内曾广泛分布于长江以南的大片地区,但如今在国内则仅仅在西双版纳生物圈保护区内还有数量不多的亚洲象生存着\ [2]。自从1994年偷猎大象的案件在新闻媒介披露以来,亚洲象的保护工作在国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为了进一步搞好亚洲象的保护工作,我们于1995年末和1996年初在保护区勐养片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在调查工作中,我们发现亚洲象在行为上表现出能够迅速地适应与人类为邻的环境,并在与人的关系上表现出相当的主动性。     

西双版纳野象谷景区亚洲象取食对五种植物的影响

本研究在西双版纳利用样线调查法调查亚洲象的取食对野象谷景区常见分布的5种植物即酸苔菜、象鼻藤、粗糠柴、翅果麻和黄牛木的影响,调查中记录样线上每一目标植株的基径、高度、影响类型、影响程度等信息。结果表明:(1)植物受影响的数量与其植株总数之间的相关性不大(Pearson correlation,r=0.608,P=0.277);(2)亚洲象对5种植物的偏爱程度不一样,酸苔菜、象鼻藤、粗糠柴和翅果麻都是大象喜爱的食物,尤其是象鼻藤(偏爱指数=1.4855),而黄牛木不受大象喜爱(偏爱指数=0.5855);(3)亚洲象对5种植物有不同的影响方式和影响程度,酸苔菜以主干折断和枝叶损失为主,受大象的取食影响最严重,象鼻藤虽然是大象最喜爱的食物,但受到的取食影响最小,粗糠柴以枝叶损失和主干折断为主,翅果麻以枝叶损失为主,同时也是唯一被亚洲象剥皮的植物,黄牛木以枝叶损失为主,被推倒的情况最普遍。树干基部直径为3-8 cm的植株最受大象偏爱。亚洲象对植物的选择性以及植株自身的特性是导致上述差异的主要原因。建议后续开展长期的调查以了解亚洲象对这些植物种群数量及群落结构的影响,同时应采取有效保护措施以避免象群在当地过于集中的现象。     

云南思茅亚洲象对栖息地的选择与利用

以思茅市境内栖居的一个由5 头雌象(3 头成年体, 1 头亚成体, 1 头幼体) 组成的象群为研究对象, 利用痕迹追踪、样线调查和村庄调查等方法对野生亚洲象的栖息地选择和行为进行了初步研究。在栖息地中共记录到野生高等植物457 种, 组成5 种植被类型。旱季象群的活动区域面积是35.67 km² , 该活动区域中有3 个核心活动区, 面积分别是3.65 km² , 2.79 km² 和3.29 km² , 象群对此3 个活动核心区域循环利用; 在旱季亚洲象经常取食19种野生植物, 其中主要取食的有8 种, 还取食7 种农作物, 对农作物有一定依赖性, 这种依赖的程度随着农田周围森林中野生食物丰富程度的增加而降低; 在季雨林中亚洲象主要取食的植物种类最丰富。雨季象群的活动区域面积是18.42 km² , 该区域中只有1 个核心活动区, 面积9.08 km² 。雨季亚洲象只取食5 种野生植物, 另取食5 种农作物, 农作物为其雨季主要食物。研究结果表明, 思茅地区亚洲象栖息地中的野生食物可能不足, 人类活动对亚洲象的生存干扰较为严重, 亚洲象的行为表现出对栖息地内食物条件和人类干扰的适应。建议尽快遏止日益严重的栖息地片断化趋势, 恢复自然植被并为亚洲象提供充足的野生食物是保护该物种的关键。     

尚勇保护区亚洲象种群数量评估和遗传多样性分析

亚洲象(Elephas maximus)是我国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准确地评估其种群大小和遗传多样性对该物种的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采用非损伤性取样方法,并结合野外观察数据对尚勇保护区当前亚洲象种群数量进行了评估,同时对该种群的遗传多样性进行了分析。采用7对微卫星引物对185份粪便样品进行扩增,通过基因分型,得到59个独特的基因型。文章采用两种方法评估种群数量,即聚集曲线法和分子标记重捕法,估计尚勇保护区的亚洲象种群数量为76±8头(95%置信区间内为67–99头)。遗传多样性方面,平均等位基因数为3.86,平均观察杂合度为0.52,平均期望杂合度为0.42,平均多态信息含量为0.34,表明尚勇保护区亚洲象种群遗传多样性水平为中等偏低,与勐养种群遗传多样性水平相似。     

勐养保护区亚洲象微卫星位点筛选及种群遗传多样性分析

本文以亚洲象肌肉样品提出的DNA为模板,从非洲象31个微卫星位点和5个已知亚洲象微卫星位点中筛选勐养亚洲象的微卫星位点,进而对在西双版纳勐养保护区3年采集到的191 份亚洲象粪便样品中提出的DNA进行特异性PCR扩增、基因分型、检测位点信息和遗传多样性分析.结果表明:36个位点中有14个位点能在亚洲象肌肉样品提出的DNA中成功扩增,且经测序证实为微卫星位点.其中9个多态位点能在185份粪便样品DNA中稳定扩增.勐养种群中,3个位点可能偏离Hardy Weubberg平衡,至少8个位点间无明显连锁存在,平均等位基因数3.78±1.72,平均期望杂和度0.32 ± 0.06,平均观察杂和度0.36±0.02,平均多态信息含量0.28 ,说明这9个位点适用于勐养亚洲象的遗传学研究.根据微卫星位点的杂合度和等位基因频率,相比于其他亚洲象种群,勐养亚洲象种群遗传多样性较低且等位基因频率具有特异性.     

南滚河流域土地利用变化对亚洲象生境的影响

土地利用变化对亚洲象生境影响显著,明晰其影响机制是有效保护亚洲象的前提。为探明土地利用变化对亚洲象生境影响的时空过程及机制,以亚洲象残存的中-缅跨境流域-南滚河流域为例,在1988和2018年两期Landsat土地利用/土地覆被遥感分类图的基础上,采用LandTrendr算法检测30年间流域土地利用变化引起的天然林扰动,结合生态位因子分析（ENFA）模型评定的亚洲象生境适宜性分布,探究以天然林扰动为主的土地利用变化对亚洲象生境的影响。结果表明：（1）1988-2018年间,南滚河流域土地利用变化主要为天然林转化为其他地类,且天然林扰动强度在中、缅境内差异明显;（2）以橡胶种植扩张导致毁林为主的土地利用变化造成南滚河流域亚洲象生境萎缩,生境斑块间连通性降低,破碎化程度较高;（3）该流域亚洲象生境丧失过程表现为由边缘向内部逐渐被蚕食,适宜生境最终被分割为上、下游两个相互孤立的子区域。因此,抑制以橡胶林为主的热作种植扩张,恢复上、下游生境连通性,建立流域尺度的跨境保护区,是实现南滚河流域亚洲象种群保护和缓解人象冲突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