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美学视角下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视觉景观特征评估

景观美学的理论维度已从风景美学延伸至生态美学,为促进生态美学理论在客观法和空间水平上向"数字化+可视化"发展,以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创新性地提出了利用地理要素构建分类的数字景观模型并借用基于景观生态学的景观格局指数进行视觉景观特征评估的研究框架。在筛选地貌（自然和垂直要素）和土地利用（文化和水平要素）景观要素的基础上,构建了一套景观分类指标体系;通过GIS进行空间叠加分析,识别了研究区域中的440种景观斑块和类型,以此作为视觉景观特征评估的基本单元;基于生态美学理论,构建了视觉景观多样性、自然性和独特性3个视觉景观特征评估指标,借用景观格局指数进行度量并通过FRAGSTATs与GIS可视化;通过SPCA分析得到权重后绘制了视觉景观特征综合评估的空间分布。结果显示,诸多相互作用的景观要素"聚集"在一起产生了不同水平的视觉景观特征,与低水平视觉景观特征有关的景观类型在要素组成上较为复杂,而与高水平视觉景观特征有关的景观类型主要与坡度适中的东南向山谷地貌与荒草地、未成林封育地和乔木林等土地利用的共同作用有关。研究认为,可视化的视觉景观特征评估结果有助于识别需得到保护修复、规划利用及管理协调的景观斑块或类型,有利于增加保护地整体的生态美学价值。     

景观特征评估—LCA体系与HLC体系比较研究与启示

发端于英国的LCA和HLC这2套体系日益成为景观特征评估的重要方法和工具。从发展历程、方法步骤及其在不同尺度上的实践与应用等方面比较分析,发现LCA体系在跨国区域、国家尺度上的景观特征类型识别与区划具有明显优势,评估结果能包容更多的景观特征,但公众参与评估的深度和对景观历史维度的关注存在局限;HLC专注于历史景观的特征识别,在地方行政和场地尺度上对景观演变和历史景观特征类型识别优于LCA体系,但评估结果不及后者全面,二者存在互补性。合理借鉴和融合2套体系,进行景观特征类型识别和区划,将有助于指导中国国土景观、乡村景观的合理管护和利用。     

基于类型和要素的城市多等级景观分类方法

城市区域的景观格局具有高度的异质性和复杂性,因而单一等级的景观分类方法难以揭示其复杂的多等级景观特征。基于等级斑块动态范式,探讨了针对城市区域基于景观类型和要素的多等级景观分类方法。以北京市为研究区,首先根据其景观类型和景观要素的特征,将城市区域划分为"城市"、"农田"和"森林"3种景观类型,同时确定"植被"、"裸地"、"水体"和"不透水表面"4类景观要素。然后,应用自上而下的分类思路和面向对象的分类方法对研究区进行了景观类型和要素的分类,其总体精度分别为93.36%和87.89%。相比单一等级的景观分类结果,多等级的分类结果不仅体现了城市生态系统不同等级的景观组成,还能揭示多级景观间的隶属关系,因而能更完整的描述城市景观格局,进而为认识城市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提供新的视角。     

英国景观特征评估体系与我国风景名胜区评价体系的比较研究

在回顾英国景观特征评估体系产生和演化背景的基础上,分析了景观特征等概念,研究了景观特征评估体系在英国法定自然美景区中的应用,并将其特点归纳为价值中立和尺度分级、多样化的景观特征提取、单独分离的决策过程3个方面;同时将LCA景观特征评估体系与我国风景名胜区中广泛应用的风景资源评价体系进行了比较,结合我国风景名胜区发展的现状,提出我国可以在景观遗产价值的评估、景观遗产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再认识、公众参与制度的进一步完善3个方面借鉴景观特征评估体系的经验。     

城市景观格局的空间尺度分析

景观生态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是景观格局与生态过程。因为景观格局与生态过程中都存在的尺度多样性问题,导致尺度成为理解景观格局和生态过程相互作用的关键,但是由于理论和方法的限制,目前对景观生态学的尺度研究还不够深入,特别是景观格局对尺度变化的响应特征。目前GIS与RS技术的发展为不同尺度下的空间格局特征和空间异质性研究提供了有效的工具。论文以上海市为背景,用景观生态学方法研究了不同粒度下景观格局特征,同时用半变异函数分析了不同幅度下景观多样性的格局特征。结果显示:(1)不同的指数对粒度的响应不同;(2)空间多样性在小幅度内变化较复杂;(3)不论粒度还是幅度都揭示出景观格局具有尺度依赖性规律。     

不同空间尺度景观特征对南流江水质的影响差异

流域景观特征决定了非点源污染物来源与地表景观削减消纳能力,但尚缺乏全流域不同空间尺度对二者关联性的认识。以广西北部湾南流江为例,分别在子流域、河岸缓冲带以及监测点圆形缓冲区三种尺度上,基于2020年Landsat 8 OLI遥感影像解译的土地利用类型特征,结合水质监测数据,运用数理统计和GIS空间分析方法,探讨了流域景观特征在不同空间尺度上对河流水质的影响。结果表明：(1)在子流域尺度,土地利用类型以林地为主,而在河岸缓冲带与监测点圆形缓冲区均以耕地为主;(2)水质指标高锰酸盐指数、生化需氧量与景观特征相关性最为显著,耕地、建设用地、其他用地和园地与其呈正相关,是南流江水质污染负荷的重要来源区;景观格局指数中,斑块密度、蔓延度指数、多样性指数、均匀度指数是引起河流水质指标变化的主要景观因子;(3)受流域内或不同子流域间景观特征差异,景观组成面积占比和景观格局指数均在河岸缓冲带尺度对水质状况影响最大,分别可解释57.0%和64.7%的水质指标变化;子流域尺度次之,圆形缓冲区尺度最小,且景观格局指数对水质状况的影响大于景观组成面积占比。建议在河岸带50 m范围内严格控制耕地面积,建设河岸缓...     

广州市花都区景观动态变化研究

应用遥感和GIS技术,采用多样性指数、破碎度指数和分维数等指数,分析了广州市花都区1979年到2000年的景观动态变化,结果表明:(1)各景观类型的斑块数量增加,面积变化较大,且斑块形状复杂性增加;(2)景观破碎度增大,景观类型稳定性增加,优势度减少,受人类干扰程度加深;(3)景观斑块间的转移中,林地、耕地不断转移为城市用地、农村居民点以及工矿等用地,农村居民点以及工矿等用地也成为景观格局中的主要组成要素;(4)整体上景观变化后10年比前10年的幅度稍大。     

基于边界特征的山地森林景观碎裂化研究

景观边界特征与景观碎裂化过程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利用 1 987年和 1 997年两个时段遥感景观资料 ,编制了卧龙自然保护区的景观类型图 ,以验证景观碎裂化过程导致边界数量 ,特别是短边界数量增加这一假说。研究工作包括 4个方面的内容 :(1 )利用每年的 2 0个 2 0 0× 2 0 0像元的正方形样地 ,分析工作区内景观边界的一般特征 ;(2 )对每个样地边界数量的长度谱分布特征进行拟合 ,确定能够反映边界属性特征的拟合方程参数 ;(3 )将边界属性特征参数与样地的景观碎裂化指数进行比较研究 ,建立景观边界特征与景观碎裂化程度之间的量化关系模型 ;(4 )利用每个时段的 1 0个验证样地来检验关系模型的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 ,所有样地边界数量的长度谱分布特征可以使用对数方程 y=bln(x) +c进行拟合。景观的碎裂化过程将同时导致拟合方程参数 b的绝对值和 c值线性增加 ,景观碎裂化水平的增加将导致景观边界数量和短边界数量均呈指数增长方式。从研究的结果中还可以推断出 ,生境碎裂化水平对于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也将呈现出明显的放大效应。     

景观指数耦合景观格局与土壤侵蚀的有效性

景观格局分析是景观生态学中揭示景观变化及其生态效应的主要方法,而景观指数是景观格局分析中广泛使用的工具。土壤侵蚀是土壤物质在景观中的迁移和再分配过程,受地形、植被和人类活动及其空间格局的调控。运用景观格局分析揭示景观格局变化特别是土地利用/覆被格局变化对土壤侵蚀的影响是土壤侵蚀研究中应用景观生态学原理和方法的典型。在当前的研究中,斑块-廊道-基质范式下建立的景观指数对侵蚀过程的解释能力不断受到质疑,建立筛选适用的景观指数的原则和方法十分必要。以延河流域碾庄沟小流域为例,利用WATEM/SEDEM模型模拟多个年份流域侵蚀产沙和输沙量;基于土地利用/覆被数据,利用Fragstat4.2软件,计算了相应年份流域斑块、边界密度、形状、集聚与分散和斑块类型多样性4个方面的代表性景观指数。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景观指数与流域侵蚀产沙和输沙之间的关系,讨论了景观指数在土壤侵蚀研究中的有效性,在景观和斑块类型水平上分析了景观指数表达"源"、"汇"两大类景观类型的空间格局与侵蚀产沙和输沙之间的关系的一致性。结果表明:斑块-廊道-基底范式下发展的景观指数在指示景观格局的土壤侵蚀效应时存在局限。相对而言,斑块类型尺度的景观指数更能有效表达景观格局与土壤侵蚀的关系。基于景观类型在土壤侵蚀过程中的"源"、"汇"功能,提出了在土壤侵蚀研究中筛选适用的景观指数的原则:(1)对"源"、"汇"两类景观类型,景观指数与土壤侵蚀状况表征变量的相关系数符号相反;(2)对同为"源"或"汇"景观类型的多个景观类型,景观指数与土壤侵蚀表征变量的相关系数应具有符号一致性。尽管景观指数在斑块类型水平上具有一定的有效性,但用其预测景观格局变化的侵蚀效应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基于土壤侵蚀过程与景观格局的作用机制发展新型的景观指数是增强景观格局分析预测土壤侵蚀过程的能力的途径。     

基于三维景观指数的城市景观美学特征定量表达——以深圳市为例

城市景观由自然元素与人工元素构成,以建筑为主体,辅以外部空间环境。对城市景观美学价值的研究有利于探讨如何提升城市形象及居民生活环境,为城市规划设计纳入了感性与理性结合的合理途径。景观美学特征以不同方式影响整体景观质量,合理运用景观指数对城市景观美学特征进行量化表达,是评估景观质量的重要前提。在整理借鉴景观美学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景观生态学理论基础,以城市空间内部审美者的角度将城市景观五大美学特征,包括自然性、开阔性、多样性、奇特性和协调性,转化为可定量表达的二维及三维景观指数。量化指标易使用数据进行快速评估,对于城市规划设计有着积极意义。     

孟家岗林场森林景观结构动态分析

以黑龙江省孟家岗林场1989年和2006年两期森林资源二类调查数据为基础,结合林相图,利用GIS技术和景观格局分析软件包FRAGSTATS进行分析,提取森林景观要素内部结构指标等景观指数,并对孟家岗林场近20年的景观格局的动态特征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由于孟家岗林场森林景观要素类型的增加以及多样性和优势度指数的增高,使得森林景观的分离度和破碎度也在增加;虽然落叶松林为该研究区域的优势景观要素类型,但其优势度却在逐渐降低,表明落叶松景观要素在向其它景观要素类型转化;首次对孟家岗林场进行景观内部结构指数分析,表明阔叶树和混交林景观要素类型是以成、过熟林为主,三大主要针叶树种以中龄林和近熟林为主。人为干扰的加剧,使针叶林年龄结构趋于单一化。     

旅游干扰下流域多尺度景观格局演化特征及驱动因素——以新安江流域为例

流域景观是旅游活动的核心吸引物之一,亦是探究旅游干扰对大尺度生态环境影响极具操作性的研究对象。基于Landsat系列遥感影像,以新安江流域为案例地,按照"流域-旅游热点区-景区"逐级递进的研究尺度,深入剖析旅游干扰背景下的流域景观格局演化过程,并借助格网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测度旅游干扰背景下的流域景观格局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新安江流域以林地景观为主,整体景观格局受人为干扰程度逐年加剧,景观异质性提升,景观结构趋于均衡发展;（2）新安江流域高强度的旅游活动未加剧旅游热点区内的景观格局恶化趋势,但致使景区景观破碎化加剧,林地等优势景观的优势度和完整性降低,景观多样性提升;（3）新安江流域景观格局主要受河湖、城市、景区等干扰源影响,地形地貌是景观格局演化的核心驱动维度,而气候、工业发展水平和交通等维度对流域景观格局整体影响力较小;（4）旅游维度中的距高级别景区距离因子对景观格局作用显著,但接待旅游人数和旅游直接收入对景观格局解释力较低,旅游对流域景观格局的干扰具有尺度局限效应。     

北京城市景观格局时空变化及驱动力

2004—2020年城市总体规划以来,北京经历了快速的城市化发展期,城市景观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采用TM遥感影像为信息源,通过RS解译建立了2003、2007和2011年北京市土地利用覆盖空间数据,利用Fragstats对景观格局特征指数进行了计算和分析,分别从全市域和六环内城市化典型地区两个尺度研究了北京市城市景观格局时空变化特征,结合社会经济、城市总体规划和城市发展政策因素,分析了北京城市景观格局变化的驱动力因素。研究结果表明,过去近10年,市域景观特征发生了深刻变化,建设用地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其比例由15.0%上升至18.0%,相反耕地面积比例由21.3%下降至18.8%。林地一直是市域的优势景观类型,比例维持在51%以上。而六环内城市化典型地区的景观变化更加明显,建设用地比例增加近10%,是六环地区的优势景观类型,耕地比例相应减少10%。建设用地的增长主要以耕地占用为主。景观格局指数的分析表明,大尺度和小尺度的景观格局变化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市域大尺度建设用地斑块破碎化程度高,景观蔓延度、聚合度下降,景观多样性增加;而小尺度六环内的建设用地斑块破碎化趋势降低,景观蔓延度和聚合度上升,但景观多样性下降迅速。大小两个尺度的景观空间形态均表现出复杂性增加的趋势。通过景观格局变化的驱动因素分析,人口规模的增加、产业结构调整、城市总体规划的实施以及城市发展政策的变化是导致景观格局变化的主要因素。     

基于景观感知敏感度的生态旅游地观光线路自动选址

引入景观感知敏感度模型中的可视范围、最佳观赏距离、最佳观赏方位等视域感知影响因子,和景观类型、资源价值等生态感知影响因子,并增加地形坡度和起伏度因子,建立了生态旅游地观光线路选址综合权重计算模型,用于观光线路的自动选址。以武安国家地质公园奇峡谷景区为例,基于ArcGIS软件平台,实现了景区旅游观光最佳线路自动选址;通过景区野外考察,并综合考虑其它修正因子,对计算结果进行了专家修正,获得了一条旅游者景观感知较好且容易实施的观光线路。观光线路自动选址为微观尺度下的生态旅游地规划、景观设计提供了定量分析方法,为景区管理和生态保护提供了思路和参考。     

国土景观视野下的中国传统山—水—田—城体系

几千年来,中国人不断开发农业以满足生存需要。为适应农业、定居和交通发展的需求,人们针对不同地区的地理环境和自然特征修筑各种水利设施,形成了由天然水体与人工水系相结合的覆盖国土的水的网络。人们在区域的自然山水与人工农田水利系统中择址建设城市,并对城市内外已形成的大地肌理进行改造和点缀,实现山水环境的风景化。这种独特的土地整理和土地利用方式造就了人工与自然融合的中国传统国土景观,并形成了山、水、田、城一体的景观系统。今天,我们需要从新的视角去认识历史,汲取古代经验,保护国土上遗留下来的古代水利、农业、村落和城市遗产,并寻求与古代经验兼容并蓄的新的山水人居建设方式。     

天然阔叶林景观质量评价及其垂直结构优化技术

以江西省婺源县天然阔叶林近景景观为对象,收集了30个有代表性的近景景观图片和相关资料,采用大众评判法获得美景度值,运用多元数量化模型Ⅰ建立美景度与景观要素的关系模型．结果表明：树干形态、林木密度、林下层总盖度、林下层高度、自然整枝和色彩丰富度是影响天然阔叶林近景景观质量的主要要素,其偏相关系数在0．4482～0．7724之间,t检验结果为极显著或显著;复相关系数达0．9508,F检验结果为极显著（F=36．11^＊＊）．分析表明,树干通直、自然整枝良好、色彩富于变化有利于提高景观的美景度,而林木密度、林下层总盖度和林下层高度过高或过低（矮）均会给景观美学质量带来负面影响．针对这些景观要素特征提出了天然阔叶林景观垂直结构优化的相应经营措施．     

Equine Gatekeepers,Animal Narratives and Foxhunting Landscapes

Firstl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ynamic between horse, rider, and landscape in foxhunting culture. Secondly, it considers nonhuman animals as active elements within the research process. The methodology principally involved extensive, in-depth participation as a rider within mounted foxhound packs, as I originally participated as a rider/ethnographer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nexus between foxhunting culture and the landscape. However, the equine focus in my research emerged unexpectedly as my fieldwork drew me into a collaboration with an unanticipated character in this network; the “made hunter,” a horse seasoned for hunting. These animals acted as my equine gatekeepers literally incorporating me into this hunting world. I relied on and respected their experience and capabilities as novice and experienced foxhunters have done for centuries. This paper presents an analysis of the quadripartite synthesis of foxhunting culture, rider, horse, and landscape and involves a corporeal and sensory exploration of the human/nonhuman inter-Hunt dynamic that defines foxhunting. Hunting cultures rely upon the capabilities of animals and have developed an ability to translate animal narratives and semiotics. Thus, they provide us with a platform for developing the multi-species perspective in social science. This paper calls for an ethnographic approach which draws upon these epistemic systems and incorporates the superhuman abilities of animals into our understanding of our relationship with space. Animals, I argue, offer more than potential subjects to study. By incorporating their knowledge, experiences, and perspectives, and by translating their engagements with the world, we have the potential to augment our perception of our shared environment.